尽管避孕服务覆盖面扩大，女性绝育仍是印度主要避孕方式

更多伴侣使用避孕措施，但长期负担仍由女性承担

一项对近三十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2019—2021年，女性绝育占印度15至49岁已婚女性避孕方式使用比例的56.8%。这一比例已从1992—1993年的67.3%下降，但在所分析的每一轮调查中，女性绝育仍是最主要的避孕方式。

这项发表于《避孕与生殖医学》的研究追踪了五轮全国家庭健康调查（NFHS）。在此期间，避孕措施使用率从约40%升至67%，但伴侣实际使用的避孕方式种类变化小得多。男性绝育占避孕措施使用者的比例已降至1%以下。

政府发布的NFHS-5全国报告列出了最新具体数据：66.7%的已婚女性使用避孕措施，37.9%接受过女性绝育。这两个数字所指的人群不同。前者涵盖该年龄段所有已婚女性；研究所说的56.8%，则是女性绝育在避孕措施使用者中的占比。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避孕措施使用率上升，并不意味着责任分担变得更加均衡。2015—2016年至2019—2021年间，尽管其他方法的使用人数有所增加，接受女性绝育的已婚女性比例仍从36%升至37.9%。男性绝育比例则维持在0.3%。

印度公共计划承诺提供多种避孕方法，供民众自愿选择。研究结果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对于那些选择受收入、教育程度、居住地和家庭关系影响的女性，这项承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落到了实处。

三十年来有哪些变化？

研究人员考察了避孕方式构成，即使用者依赖各种方法的比例。安全套和避孕药的使用有所增加，但永久性避孕方法仍比可逆避孕方法更常见。可逆避孕方法能帮助人们暂时避免怀孕，同时保留日后生育的可能。

从首轮调查到最近一轮，女性绝育在避孕措施使用者中的占比下降了10.5个百分点，从67.3%降至56.8%。同期，避孕措施使用率上升了约27个百分点。因此，避孕服务覆盖面扩大的幅度，远高于避孕方式多样化的幅度。

研究采用差异指数比较不同调查轮次中各种避孕方法的分布。简单来说，这一指数衡量各种方法的使用比例发生了多大变化。研究人员发现，2005—2006年以来，避孕方式的多样化程度有限，这表明依赖女性绝育的大体格局已持续近二十年。

几个关键节点反映出计划目标的变化与家庭调查记录的选择之间仍有差距：

• 1952年：印度启动国家计划生育计划。
• 1977年：该计划转向家庭福利，并采用提供多种避孕选择的“自助餐式”服务模式。
• 1992—1993年：约40%的已婚女性使用避孕措施；女性绝育占使用者的67.3%。
• 2005—2006年起：研究发现，此后避孕方式构成的多样化进展有限。
• 2019—2021年：避孕措施使用率达到66.7%，女性绝育占使用者的56.8%。

公共计划提供哪些服务？

国家卫生使命的计划生育计划将自愿采用、扩大选择、提供优质服务以及不设数量指标的服务模式列为策略。服务项目既包括帮助间隔生育的避孕方法，也包括适用于不打算再生育者的永久性方法。

帮助间隔生育的选择包括宫内节育器（IUCD）、安塔拉（Antara）计划提供的注射避孕药、Mala-N和Chhaya等口服避孕药，以及Nirodh安全套。宫内节育器是一种由经过培训的服务人员放入子宫的小型装置。该计划还提供紧急避孕药、女性绝育和输精管结扎术，即男性绝育手术。

服务网络将不同任务分配给不同层级的医疗服务机构。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在村级发放避孕药和安全套。放置宫内节育器和注射避孕药需要由经过培训的服务人员操作；绝育手术则须由经过培训的医生在指定机构实施。

“家庭发展计划”（Mission Parivar Vikas）最初在七个邦的146个重点地区启动，随后扩展至这七个邦的所有地区和六个东北部邦。该计划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整个卫生系统都能提供避孕产品。对选择避孕方法的女性而言，实际需要包括附近有服务人员、用品供应可靠，以及能清楚说明各种替代方案的咨询服务。

教育、财富和居住地影响避孕选择

NFHS-5的全国数据表涵盖521,352名已婚女性。未接受过教育的女性中，48.5%使用女性绝育；完成至少12年教育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21.7%。安全套的使用比例则呈相反趋势，从5.2%升至17.4%。

财富数据呈现的情况比简单的贫富差异更复杂。最贫困和最富裕的五分位人群中，女性绝育比例相近，分别为34.5%和33.4%；中间五分位人群的比例最高，为42.3%。不过，最富裕五分位人群的安全套使用比例为17.8%，而最贫困五分位人群为4.9%，前者超过后者三倍。

农村女性使用的避孕方式也不同于城镇女性。农村地区女性绝育比例为38.6%，城镇为36.3%；安全套使用比例分别为7.6%和13.6%。农村地区避孕药的使用略为普遍，占5.4%，城镇地区则为4.3%。

研究的统计模型综合考察了最新一轮调查中的多项特征。模型报告的可逆现代避孕方法使用相对风险比为：最富裕财富组女性1.75、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1.67、农村女性0.82，比较对象分别为各自的对照组。

这些比值反映的是模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并非使用某种方法的女性比例。相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1.58—1.93、1.53—1.83和0.77—0.87。该分析追踪了全国趋势的变化；有关这些社会和经济因素与避孕方式之间关联的估算，则来自2019—2021年这一轮调查。

有多少女性获得了相关信息？

NFHS-5提供了有关咨询服务的直接数据。在调查前五年内接受绝育的女性中，58.7%表示有人告知她们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或问题，50.8%表示有人告知问题发生后该怎么办，65%表示有人介绍了其他避孕方法。

只有46.1%的女性表示自己获得了上述三类信息。避孕药使用者中这一比例为54.1%；宫内节育器使用者或产后放置宫内节育器者中，这一比例为62.7%。这些数据涵盖特定方法和近期使用情况，调查也注明了相关排除条件。

对于永久性手术，信息缺口尤其值得重视。根据调查对40岁前接受手术者的计算结果，女性绝育时的年龄中位数为25.7岁。在这个年龄作出的决定，可能影响女性此后几十年的生育生活。

研究作者呼吁改善可逆避孕方法的可及性、加强服务人员的咨询能力，并让服务更加公平。落实知情选择，意味着要讨论每种方法的作用、可能出现的问题、可选方案，以及当事人是想推迟下一次怀孕，还是永久停止生育。

男性的态度有助于解释这种失衡

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特伦甘纳邦接受调查的男性中，一半表示避孕是女性的事，男性不必为此操心。安得拉邦、中央邦和西孟加拉邦约三分之一的男性，以及卡纳塔克邦45%的男性，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研究结果的评论中，印度妇产科学会联合会主席S·尚塔·库马里医生将男性参与度偏低归因于对输精管结扎术的误解，以及主要面向女性开展的宣传活动。她谈到了避孕责任的分配：

“我认为，这应当是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他们应当成为这项决定中的伙伴。但责任总是落在女性身上，”她说。

2017年至2019年在北方邦、比哈尔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和拉贾斯坦邦带领研究工作的阿比纳夫·潘迪表示，男性担心绝育会削弱男子气概，或影响他们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他还发现，一些男性抵触使用安全套，理由包括不舒服和影响性快感。

潘迪在介绍该研究项目的发现时说：

“我们在所有这些邦都发现，男性参与计划生育项目的程度很低，主要原因是缺乏认知，”潘迪先生说。

国家计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男性参与度，并推广无刀输精管结扎术。调查显示，男性绝育比例为0.3%，可见这种方法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

为什么永久性手术有时显得更容易

住在勒克瑙郊外、有三个孩子的兰贾妮·夏尔马讲述了自己选择绝育的经历。此前她曾使用安全套，并两次怀孕，之后用从柜台购买的药物终止妊娠。她说自己出现了大量出血、头晕、昏厥和疲惫等症状。

夏尔马说，她的丈夫起初担心她的健康。当两人考虑是否改由丈夫接受绝育时，她表示反对，因为她担心丈夫会变得虚弱，无法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从事重体力劳动。她的经历表明，对家庭收入的顾虑可能与对男性避孕方式的误解并存。

一线工作者在日常咨询中会遇到这些观念。来自哈里亚纳邦、北方邦和古吉拉特邦的认可社会卫生工作者（ASHA）讲述了激励措施以及希望避免反复前往卫生中心的想法，如何让女性绝育显得更有吸引力。一些工作者还表示，生下儿子后更倾向于选择女性绝育。

负责发放避孕用品的女性可能难以接触男性，也可能无法影响拒绝使用安全套的丈夫。潘迪建议招募男性志愿者接触他们。2016年，一项让婆婆和儿媳共同参与讨论的试点在148个地区启动；拉贾斯坦邦于2019年将丈夫纳入其中，北方邦则于2020年跟进。

潘迪描述说，一些男性开始陪妻子参加咨询，但仍不愿自己使用避孕措施。让丈夫参加咨询和共同承担避孕责任是两件不同的事，相关计划都需要对此加以应对。

未满足需求正在下降，但年轻女性仍面临缺口

NFHS-5记录显示，计划生育未满足需求从2015—2016年的约13%降至2019—2021年的9%。国家卫生使命给出的最新精确数据为9.4%。未满足需求是指希望不再生育，或至少推迟两年生育下一胎，却没有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已婚女性。

两轮调查之间，计划生育总需求从66%升至76%。这一指标将已经使用避孕措施的女性，与希望避免或推迟怀孕但尚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的女性合并计算。

年龄差异显著：15至19岁的已婚女性中，未满足需求为18%；45至49岁女性中则为3%。年轻女性可能需要一种既能推迟怀孕、又能保留日后生育选择的方法。

政府计划网页援引2020年人口登记系统数据称，47.6%的出生发生在前一胎出生不到三年之后。该计划提倡将生育间隔设为三年，以提高婴儿存活率。因此，可靠获取可逆避孕方法，不仅关系到最终生育子女的数量，也关系到生育时间的安排。

成功不仅意味着更多人使用避孕措施

根据国家卫生使命的数据，印度在2020年人口登记系统中的生育率降至每名女性2.0个孩子。现代避孕措施使用率也从2015—2016年的47.8%升至2019—2021年的约56.5%。与此同时，避孕责任仍长期集中在女性身上。

研究结果指出了三项相互关联的实际重点：确保可逆避孕方法稳定供应，在女性作出选择前向她们提供易于理解的信息，并让男性参与共同决策和使用避孕措施。这三项工作分别针对从方法清单到真正可行的选择之间的不同缺口。

对于不打算再生育的女性，自愿选择接受绝育仍然是可选方案之一。对于希望推迟怀孕或尚不确定未来是否生育的女性，可靠的可逆避孕方法和便捷的后续医疗服务则能满足不同需求。印度的避孕服务覆盖面扩大后，选择的质量和范围将成为衡量下一阶段进展的标准。

要点

• 已婚女性的避孕措施使用率从1992—1993年的约40%升至2019—2021年的66.7%。
• 最近一轮调查中，女性绝育占避孕措施使用者的56.8%，低于近三十年前的67.3%。
• 已婚女性中，女性绝育比例为37.9%；男性绝育比例为0.3%。
• 最贫困五分位人群的安全套使用比例为4.9%，最富裕五分位人群为17.8%。
• 近期接受绝育的女性中，只有46.1%表示自己获得了调查中评估的三类信息。
• 未满足需求有所下降，但已婚青少年女性的比例仍最高，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