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规定由中介承担的费用，最终却由渔民支付
一名越南渔民在总额为4,900美元的招聘费用中支付了1,800美元管理费。印尼渔民阿卜杜罗希姆预付了4年10个月的管理费，但抵达韩国两个月后，合同便告终止。他没有拿回未使用部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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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揭示了韩国外籍渔民招聘制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合同可以规定由海外中介承担费用，最终出钱的却可能是渔民。每名渔民每月最高45,000韩元的管理费，按合同应由海外招聘中介支付给韩国合作中介。调查却发现，这笔费用被计入向渔民收取的账单。
韩国水产协同组合中央会（简称“水协”）表示，从未指示中介将这些费用转嫁给渔民，并已推出改革措施。海洋水产部承认，改进仍不充分，渔民经由海外中介向韩国中介支付费用的问题依然存在。该部门还表示，其监督海外业务的能力有限。
问题不止于账目争议。招聘债务、离职时可能被没收的押金，以及中介为阻止渔民离职而承受的压力，都可能让渔民更难摆脱虐待性雇佣关系。如今，外籍工人占韩国渔船船员的一半以上。1996年，首批18名外籍产业研修生登上韩国渔船，至今已有30年。
相关证据涉及两个不同领域：在韩国周边作业的沿岸和近海渔船，以及远赴海外海域作业的远洋渔船。两者的招聘安排和保护措施并不相同。针对其中一个领域作出的承诺，不应被误认为已在两个领域全面落实的保护措施。
利益相悖的招聘链条
对于20吨及以上的沿岸和近海渔船，招聘链条从海洋水产部延伸至水协，再到韩国接收中介和海外招聘中介。这些渔船上约有10,000名外籍渔民，占外籍渔船船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18家韩国中介与水协签订合同，负责招募和管理这些工人。其职责不止于安排工作，还包括处理工资纠纷、船只间调动、移民手续，以及工人离开指定岗位后的应对事宜。水协代表渔业合作社，其成员包括雇用船员的船主；同时，它也负责管理政府委托的招聘制度。
中介必须向水协缴纳3,000万韩元履约保证金。拖欠工资以及工人离职造成的损失可从中扣除。中介还需承担每名渔民210,000韩元的入境培训费，以及交通、住宿和其他行政开支。
中介表示，其每月收入为海外中介支付的每名工人最高45,000韩元，以及船主支付的10,000韩元。合计每人55,000韩元，即100名渔民共550万韩元，尚未扣除运营开支。据称，船主承担的费用自2008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
这种安排把大量义务压在小型私营企业身上，却没有解决最终由谁出资的问题。这并不能为非法收费或胁迫开脱，但也说明，审查中介合同和实际资金流向，与核查收费标准是否在形式上符合规定同样重要。
费用申报无法证明钱由谁支付
《海员法》第111条禁止从事海员招聘、雇用和管理的人员向海员收取相关款项或利益。特定收费是否违反该规定仍需调查，但已有记录显示的管理费支付情况，令“合同措辞本身足以保护工人”的说法受到质疑。
在越南渔民的案例中，1,800美元的管理费约占4,900美元招聘总费用的37%。阿卜杜罗希姆预付了58个月的费用，但工作仅持续了两个月。没有退款意味着，即便工作已经消失，这笔经济负担仍然存在。
水协表示，招聘费用明细可能混列由工人和中介承担的款项。水协还称，修订后的表格已区分各项费用的责任支付方。然而，水协没有提供填写完成的样表来证明这种区分；调查审查的一份2026年9月的声明仍将管理费列入招聘开支，且没有标明应由谁支付。
水协承认，核查海外中介的账目很困难。因此，它关于中介已支付相关费用的说法，依据的是合同，而不是对资金来源的核实证据。
招聘费用上限本身也值得审视。费用声明将4,900美元总额分为13个类别。各中介的单项金额有所不同，但总额都达到了上限。这一现象本身不足以证明存在不当行为，却仍无法回答一个问题：费用上限反映的是有凭据的实际成本，还是向工人收取的固定价格。
审计建议提出了，资金安排却没有改变
海洋水产部在2020年开展的一项全面审计建议，考虑改变管理和教育费用的筹资方式，因为实际上是外籍船员承担了这些费用。船主、水协和国家政府应共同分担相关支出。
五年后，原有的费用分担方式仍未改变。水协称，审计发现的问题已通过新增合同条款得到解决：一旦确认管理中介违反《海员法》，即可终止其合同。
这是一项执法措施，并非审计提出的资金安排变更。允许在违法行为发生后终止合同的条款，既不能为管理服务提供资金，也无法阻止中介一开始就向工人收取这笔费用。
水协随后表示，资金不足，难以将费用转由船主承担，而且海洋水产部没有提供国家资金。渔民支付的招聘账单中仍列有管理费，水协和政府均未提供补助。
一份印尼渔民的债务清单显示了负担之重。约1,250万韩元的欠款中，约1,138万韩元被列为韩国办理手续的费用和防止离职的押金。这两项约占所记录债务的91%。
留住工人能带来商业回报
水协对中介的评估中，工人离开指定岗位的比例占40分（总分100分）。每发现一起侵犯人权事件，扣2分。连续两年排名末位的中介将被终止合同，并在三年内不得参与竞标。
这一评分让工人留任率成为决定未来招聘名额和企业存续的重要因素。水协为关注离职率以及中介管理的作用辩护，但没有解释为何保留这样的权重。
一起刑事案件揭示了将留人任务交给私营机构执行的危险。2022年，一家接收中介的员工找到三名离船离职的印尼渔民后，将他们拘禁了三天。法院判定这些员工犯有加重非法拘禁罪，并认定他们的动机是避免在水协评估中受到不利影响。
国家人权委员会早在2021年7月26日就警告过这种风险。委员会建议从招聘管理规则中删除相关条款，并通过改善工作条件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迫使中介追捕离职工人。五年后，据报相关条款仍未改变。
这些压力还伴随着艰苦的工作。渔民讲述了工资延迟发放、天气恶劣、工时过长和身心疲惫等情况。对于本文涉及的沿岸渔船，《海员法》中有关工时和休息时间的规定不适用于渔船。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远洋渔船另一项计划承诺的每日10小时休息时间也适用于这些工人。
尽管有禁令和合同处罚权，押金仍然存在
海洋水产部认为，以防止工人离职为目的收取押金可能涉及人口贩运或强迫劳动，并表示对此严格禁止。调查还提到，越南法律允许收取约200万韩元的押金，超过该金额则违反当地规定。评估相关情况时，必须核查适用的国家法律和韩国招聘安排，不能把所有标作押金的款项都视为法律性质相同。
工人在海洋水产部的调查中一再表示自己支付过押金。然而，部门文件显示，如果没有收据或其他佐证材料，很难将相关中介除名。现金交易往往缺少记录，因此当工人被要求证明自己支付过什么款项时，处于不利地位。
水协使用的一份入境声明包含印尼语内容，意思是押金不计入申报的招聘费用。这种措辞可能被理解为押金可在费用上限之外另行收取。水协称，已要求中介从2024年起删除该表述，但更改表格并不能证明收费已经停止。2025年的一份贷款记录仍列有防止离职押金。
水协还表示，在2025年8月之前，没有依据对与收取过高费用或押金的海外企业合作的韩国中介实施处罚。然而，早在2021年的合同中，已有条款规定，若海外合作方超出费用限额，可限制招聘名额或终止合同。2025年的条款只是更明确地规定了处罚等级，并非首次赋予采取行动的权力。
2021年至2025年间，没有韩国接收中介因不当招聘收费或押金受到处罚。海洋水产部表示，将调查提交给该部门的书面证据，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举证负担仍落在工人及其协助者身上。
远洋计划的落实情况并不均衡
2024年3月29日，海洋水产部公布了与公益法律倡导组织、环境正义基金会和远洋渔业行业共同制定的外籍渔民保护计划。计划明确规定，远洋渔业企业承担全部招聘费用，并禁止非法招聘收费和保证金。
计划要求金枪鱼延绳钓船在出发一年内进港。计划还规定，每日至少休息10小时，其中连续休息6小时；护照由个人自行保管；并在韩国海员福利就业中心设立匿名举报平台。
时任海洋水产部长官康道亨在宣布计划时这样描述政府的承诺：
（海洋水产部）将密切监督该计划的实施，以改善外籍渔民的工作条件并加强对其权利的保护，同时努力确保所有海员都能在没有歧视的安全环境中工作。
美国国务院的《2026年人口贩运报告》记录了进港方面可量化的进展。2025年共有46艘船遵守规定，高于2024年的14艘，增加32艘，数量超过此前的三倍。另有3艘船因未遵守规定而被削减捕捞配额。
同一份报告称，政府没有报告对远洋渔船船主实施计划规定的招聘费用处罚。进港执法取得进展，但没有证据表明招聘费用方面采取了同等力度的行动。海洋水产部估算，每艘船增加一次进港的费用为1.7亿韩元，说明当执法与捕捞配额挂钩时，落实规定可能需要进行重大运营调整。
对人口贩运的认定滞后于虐待情况的报告
在美国的评估中，韩国仍保持一级评级，意味着其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但这一评级与渔业领域的严重问题并存。报告称，当局从未起诉过涉及远洋渔业的人口贩运案件，且在报告期内没有报告发现渔业中的强迫劳动受害者。
报告记录称，外籍渔民的标准招聘费用约为4,900美元，有些工人支付高达13,500美元；另有指控称，中介施压要求工人就费用提供虚假信息。劳动就业部调查的劳动案件中，89起有87起因未发现违法行为而结案。这一数据并非仅涉及渔业，不应被表述为渔业领域的起诉率。
海洋水产部报告称，开展了17次远洋船上检查，其中3次有海员工会观察员参与，并进行了43次沿岸渔船突击检查。船主因扣留6名渔民的护照而被处以两笔100万韩元罚款。开展检查本身并不能证明当局有效筛查了人口贩运受害者或为他们提供了保护。
后续进展让情况更为复杂。据报，2026年8月，在7月21日于釜山一家汽车旅馆试图逃离的印尼渔民中，幸存者被正式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据称是首位来自渔船的受害者。两名男子曾试图用绑在一起的床单从八楼窗户逃离拘禁。一人死亡，幸存者腿部骨折。
据报，2026年8月作出的认定与美国报告中“未发现渔业受害者”的结论，反映的是记录中的不同时间点。既不应抹去这项受害者认定，也不应将其视为此前的识别失误已经得到解决的证据。
2026年9月2日，海洋水产部和性别平等与家庭部宣布修订人口贩运识别指南，涵盖伤情未获治疗、手机被没收和网络访问受限等警示迹象。这些指南不具备法律效力。移民与人权研究所所长李韩淑强调，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用[反人口贩运]指南。
改革需要资金保障、保护措施和时间表
几个重要节点显示，同样的问题持续存在多年：
- 2020年：海洋水产部审计建议考虑共同分担由工人承担的管理和教育费用。
- 2021年7月26日：国家人权委员会建议删除鼓励强硬阻止工人离职的条款。
- 2022年：中介员工拘禁三名印尼渔民，并因加重非法拘禁罪被判有罪。
- 2023年1月1日：《人口贩运预防及受害者保护法》生效。
- 2024年3月29日：海洋水产部宣布为远洋船员提供新的保护措施。
- 2026年8月至9月：一名渔业工人据报被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随后出台了修订后的行业指南。
一项地区民间社会磋商于2023年10月提出的东盟政策建议指出了同样的招聘风险：费用和押金可能让工人背负债务，执行不力的禁令和新的借贷计划也可能延续剥削。该建议呼吁由雇主支付招聘费用、核实中介资质、公开中介信息，并处罚被判犯有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罪的相关方。这是一项政策建议，并非东盟已通过的法律要求。
劳动力政策同样重要。一项2023年渔业就业研究分析了147名船主的调查答复，以及他们雇用的499名外籍员工的数据。研究发现，外籍渔民难以达到技能劳动者积分制度下变更签证身份所需的最低分数。研究建议调整技能工人安排，并扩大地区签证试点。
这些发现表明，通过可行的就业和移民选项留住技能工人，与通过经济处罚迫使他们留下截然不同。政府于2026年7月公布的数据称，外籍工人占远洋船员的80.5%，这说明远洋船队高度依赖外籍工人，而他们在举报虐待时需要得到保护。
水协目前提议由政府主导建立公共招聘和管理体系，海洋水产部则表示将加强公共责任。类似提议自2021年以来一直有人提出，但双方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日期或办法。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谁来承担管理费用，如何核实实际付款情况，以及工人如何在不危及自身安全或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举报胁迫行为。
要点
- 合同规定由海外中介承担的管理费，出现在渔民支付的招聘账单中。
- 2020年审计提出共同提供资金支持，但五年后费用分担方式仍未改变。
- 水协评估中，工人离职率占40分（总分100分）；每发现一起侵权事件仅扣2分。
- 合同在2021年已赋予处罚权，但2021年至2025年间，没有接收中介因不当收费或押金受到处罚。
- 远洋渔船遵守进港规定的数量从2024年的14艘增至2025年的46艘；报告未显示招聘费用处罚已落实。
- 2026年出台新的人口贩运指南，并据报认定了一名受害者，但公共招聘管理体系尚未公布实施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