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背后的隐秘模式
莉扎·沙姆斯遇害一案，始于她在家中多年遭受虐待。遇害前几周，这名33岁的阿富汗女性录下语音信息，请亲属为她祈祷，并讲述丈夫对她施暴，包括她怀孕期间遭到殴打。她说自己被隔离了好几天，伤势严重到几乎无法进食或说话。
2月1日，邻居听到尖叫声。莉扎的父亲接到视频通话，看到她的下颌已经骨折。她的姐妹将她送往喀布尔一家医院，她在抵达约一小时后死亡。医疗记录显示，她的颧骨和鼻窦壁多处骨折，脸部和身体也有瘀伤和肿胀。
尽管有这些伤情，法医报告仍将鼠药列为可能的死因。案件没有进行尸检。据称，莉扎的姻亲坚称她是自杀，而她的父亲认为她遭到了谋杀。在阿富汗，家属和医护人员表示，女性在暴力情形下死亡时，往往会被登记为自杀，这种归类可能导致案件不再接受进一步调查。
莉扎的遭遇反映了阿富汗记者秘密调查记录到的一种更广泛的现象。调查记录了自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10个省份发生的231起女性和女孩遇害案件。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全国遇害人数的全貌，却显示家庭内部暴力、调查不力以及对当局的恐惧如何交织在一起，让凶手逍遥法外。
调查发现
这些案件汇总自当地媒体的174篇报道，以及记者直接发现的57起案件。受害者年龄从5岁到65岁不等。许多案件中，家属或目击者指认丈夫、父亲、兄弟及其他亲属为施害者。
231起死亡事件中，有53起被官方登记为自杀。仅有58起案件记录了逮捕行动，也就是说，约四分之一的案件有逮捕记录。即使嫌疑人被拘留，有些人也在几天内获释。记录在案的案件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朱兹詹省（36起）、赫拉特省（32起）、巴达赫尚省（28起）和加兹尼省（26起）。
大多数受害者在家中遇害，外人很难察觉那里发生的暴力。约有165名受害者是没有独立收入、也没有正式身份可供她们提出申诉的家庭主妇。依赖男性亲属，可能让她们几乎无法离开虐待她们的婚姻；尤其是在庇护所、法院和警务服务都无法获得的情况下。
朱兹詹省一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许多被送到医院并被标记为自杀者的女性，身上布满伤口和瘀伤。这些说法无法证明每一起死亡事件的死因，却指出了针对女性暴力事件在登记和调查方面存在的严重漏洞。
保护为何削弱
在塔利班接管政权之前，阿富汗女性就普遍遭受家庭暴力。联合国妇女署《阿富汗性别指数》报告称，2018年接受调查的女性中，近35%曾在此前一年遭伴侣施暴，全球这一比例为13%。
2021年8月之后，塔利班解散了妇女事务部、负责处理针对女性暴力案件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全国庇护所网络。约250名女法官被免职，女检察官则被遣回家中。女性也失去了在自己的法律案件中直接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权利，导致母亲无法代表女儿追诉案件。
这种法律排斥会带来实际后果。在塔哈尔省，一名23岁女性据称遭丈夫刺伤并纵火焚烧，她的母亲表示，当地法院命令她将法律代理权移交给女婿。案件几乎没有进展。
塔利班的刑法典还在家庭暴力与逃离暴力之间设下严厉的不平衡。丈夫殴打妻子并造成骨折、伤口等明显伤害，最高可能被判监禁15天。妻子未经允许前往娘家，以及拒绝将她送回的亲属，则可能面临三个月监禁。
这样的规定可能让寻求安全的家庭反而成为受罚对象，也给施暴丈夫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阻止亲属收留逃离暴力的女性。
出手干预的家人也可能成为目标
面临虐待的女性并非唯一身处险境的人。试图保护女儿和姐妹的亲属也可能遭到暴力，尤其是在被指控的施害者与塔利班有关联时。
据报道，在坎大哈，一名14岁女孩嫁给一名年长许多的男子后遇害。她遭受暴力后逃到父亲家中。2024年10月，丈夫来接她回去时，她拒绝了。据称，丈夫开枪将她杀害。她的弟弟跑去帮忙，也遭到枪击，并于一周后死亡。塔利班立案调查，但这名在该组织任职的丈夫始终没有被捕。
在萨尔普勒省，16岁的萨拉和她的母亲查曼被当地一名塔利班官员枪杀。该官员曾强迫萨拉订婚。查曼是一名在伊朗接受培训的医生，她拒绝在约定的聘礼尚未支付时交出女儿。据称，该官员先用步枪殴打她，随后将母女二人枪杀。他后来被捕，目前仍被拘押。
这些案件显示，执政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会影响司法可及性。嫌疑人的职位、地方影响力或与指挥官的关系，可能决定案件能否进入法院审理。如果家属质疑官员或公开所指控的罪行，他们往往得不到多少保护。
限制措施营造更广泛的恐惧氛围
家庭内部杀人事件发生在一个更广泛的环境中：女性的行动、工作、受教育和参与公共生活都受到限制。女孩仍被禁止上中学和大学。女性就业也受到限制，包括为援助组织工作。负责劝善惩恶部的规定监管着着装和进入公共场所的行为。
联合国还报告称，为联合国机构工作的阿富汗女性曾直接收到死亡威胁。塔利班官员表示其人员与此无关，并称正在调查；内政部发言人则否认有人发出过威胁。当当局同时掌控安全机构和信息获取渠道时，这场争议凸显了追究责任的困难。
教育和就业受限，让女性更难实现经济独立或寻求帮助。无法工作、自由出行或公开发声的女性，可能找不到安全途径离开施暴者所在的家庭。恐惧也可能阻止邻居、医生和亲属报告他们所知的情况。
记录这231起案件的记者在尝试联系家属时遭到威胁。许多亲属拒绝接受采访。据莉扎的父亲说，将她送往医院的姐妹后来被塔利班传唤，只得躲藏起来。
国际问责行动
阿富汗国内司法体系很少为受害者提供可靠的求助途径。国际机构已开始将对女性的待遇作为更广泛迫害模式的一部分进行调查。
2025年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塔利班最高领袖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和首席大法官阿卜杜勒·哈基姆·哈卡尼签发逮捕令。申请提出的罪名涉及基于性别的危害人类罪——迫害罪。检察官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塔利班的政策剥夺了女性和女孩接受教育、迁徙、表达、享有家庭生活及自主决定个人事务等权利。
人权观察表示，在阿富汗法院不采取行动时，此案可能提供一条追责途径。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涵盖2003年5月1日以来在阿富汗发生的涉嫌犯罪行为。调查也可能审查冲突其他各方所犯下的罪行，不过该法院在如何设定工作重点方面一直受到受害者和人权组织的批评。
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与阿富汗记者记录的个别谋杀案件相互独立，并不会自动判定某名女性究竟被谁杀害。其重要意义在于调查高级领导人是否协助制定或维持了构成大规模迫害的政策。
然而，国际压力无法取代当地保护。女性需要安全的庇护所、独立的调查人员、诉诸法院的权利，以及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能力。家属举报虐待行为时，也需要免受报复。
数据无法呈现的情况
调查涉及阿富汗34个省份中的10个。许多死亡事件从未向警方报告、从未送医，也从未出现在公开记录中。有些家庭可能会接受自杀的定性，因为提出异议可能使他们遭受威胁、社会压力或报复。
缺乏官方全国数据，意味着无法计算可靠的年度发生率，也无法仅凭这一样本证明全国范围内的案件有所增加。但现有证据确实显示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女性在私人住宅中遇害，伤情遭到质疑或被重新归类，逮捕人数寥寥无几，寻求帮助的亲属也得不到多少保护。
莉扎的父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她的录音、医院视频和医疗文件，试图推动调查。在一条信息中，莉扎说自己感到窒息，担心孩子长大后会看着父母争吵。她的话讲述的不只是一次暴力事件，而是一种反复虐待已成为家庭日常现实的生活。
她的父亲说，公开发声给家人带来了危险。他认为塔利班不希望这类案件被公开讨论。对阿富汗各地的家庭而言，沉默或许能换来暂时的安全，而发声则可能招致传唤、威胁或更多暴力。
要点
- 记者记录了自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10个省份发生的231起女性和女孩遇害案件。
- 有53起死亡事件被官方登记为自杀，尽管有虐待指控或其他可能涉及犯罪的证据。
- 仅记录了58起逮捕行动，嫌疑人往往很快获释。
- 塔利班撤销了曾负责处理针对女性暴力问题的关键机构、法官、检察官和庇护所。
- 国际检察官正在对塔利班高级领导人追究基于性别的迫害罪。
- 记录在案的案件只是局部情况，许多死亡事件可能未被纳入官方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