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的欢迎：TRC3与历史的重负
1月29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续任第三届，开启了韩国漫长反思本国现代史上数十年大规模向海外送养儿童问题的新篇章。去年5月获确认、与家人分离构成侵犯人权的56名海外收养者，对这一消息百感交集。安德斯·里尔·穆勒（Anders Riel Müller）也是其中一员，他的韩国名字是宋延俊。1980年，穆勒年仅3岁，便从韩国被送养至丹麦。数十年来，他逐渐明白，自己被迫离开亲生家庭并非只是悲剧，更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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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调查（称为TRC2）标志着韩国国家机构首次正式承认，海外收养制度侵犯了基本权利。然而，对穆勒和其他幸存者而言，这份认可也伴随着挫败感。委员会承认存在系统性不当行为，却留下300多起已提交案件悬而未决，还将数以万计因缺乏委员会要求作为证据的文件而无法申诉的收养者排除在外。调查结果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提出的建议在许多幸存者看来只是象征性姿态，并非真正通往补救的途径。
如今担任挪威斯塔万格大学副教授的穆勒，对TRC3抱持审慎而克制的希望。他的学术研究聚焦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韩国的可持续发展与正义问题，因此能够以独特视角审视委员会的局限。他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调查程序和补救措施的定义方式，新一届委员会的任期恐怕会重蹈覆辙，让上一阶段的问题再次出现。萦绕在幸存者心头的问题是：是否有政治意愿将承认转化为修复，还是国家会继续把收养侵害视为历史注脚，而非亟待处理的创伤。
文件悖论：被蓄意销毁的证据
TRC调查方式的核心缺陷，在于依赖书面文件来核实伤害。这项要求造成一种残酷的讽刺，让幸存者深感痛苦。被调查的制度本身正是通过伪造、编造和销毁文件而建立起来的，如今这些文件却被要求作为证据。在海外收养的高峰时期，据估计有15万至20万名儿童被送往国外，收养机构经常给儿童编造“Hanyang”等虚假出身信息，将他们登记为孤儿，即便他们的父母仍然在世。工作人员篡改记录以掩盖亲属关系，或干脆销毁档案，以便更快地将儿童送往海外。
要求受害者以文件证明不公，本质上就是要求他们从一个旨在销毁证据的制度中拿出证据。这种方法排除了绝大多数收养者，使他们无法获得认可和补救；并非因为他们遭受的侵害较轻，而是国家确保他们的经历不会留下书面记录。穆勒强调，正义不能继续受制于官僚程序，而应立足于口述证词、系统性模式和历史背景。如果不作出这种转变，TRC就有可能重申它原本旨在揭露的暴力。
获确认的56起案件，只占寻求承认者的一小部分。另有311起案件仍待审查，许多收养者觉得，建立起来调查他们权利遭侵害情况的机构反而抛弃了他们。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能否获得承认，也延伸到了补救层面。一些幸存者曾试图起诉韩国政府，却发现律师不知该如何应对，因为TRC的调查结果前所未有。另一些人提出了经济赔偿申请，但这些申请仍未有定论。这种法律困境凸显了象征性承认与实际正义之间的落差。
作为政策的流放：将收养重新定义为社会性死亡
要充分理解海外收养造成的伤害有多深，幸存者和学者呼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一做法。他们认为，不应将收养视为人道援助或经济需要，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流放。在1392年至1910年的朝鲜王朝刑法中，流放是最严厉的惩罚之一。历史上的流放意味着被剥夺在社会中的位置，与家庭、社群和身份割裂，被送往遥远之地孤独度日。这意味着社会性死亡，也就是被移出赋予生命意义的人际关系网络。
海外收养与这种古老的惩罚如出一辙，但在关键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朝鲜王朝法律下被流放的人仍保有自己的姓名、经历，并知道自己的出身。他们清楚自己是谁、来自哪里，即便无法回去也是如此。相比之下，收养者被迫离开家庭和故土，随后姓名被更改、身份遭到伪造、经历被抹去，公民身份也被剥夺。这一制度不仅切断他们与根源的联系，还蓄意使这些根源无法追寻。儿童被重新登记为孤儿，分散到世界各地，被要求融入新的身份，却无法接触原本的自我。
这种暴力并不止于身体上的分离，还延伸至旨在让亲人团聚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官僚体系。这不是仁慈或慈善，而是强加于无罪之人的惩罚。穆勒用“社会性死亡”来描述这种经历，这个词捕捉到一种存在层面的毁灭：在自己的故土被抹去社会存在。国家不仅放任这一切发生，还为其推波助澜并从中获利：把儿童当作出口商品，同时降低国内福利开支。隐藏在人道救援话语之下的这一经济动机，要求的是问责，而非怜悯。
结构性不公与象征性姿态
借助其他真相委员会实践中发展出的结构性不公理论审视韩国TRC，其局限便愈发明显。对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学术分析——该委员会调查了针对原住民的寄宿学校侵害——区分了互动性不公与结构性不公。互动性正义聚焦于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具体伤害，通常通过赔偿或个别承认来实现。结构性正义则要求审视造成大规模受害条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
韩国的收养危机并非一连串孤立失误，也不是个别不良行为者所为，而是一个结构性制度：政府机构、私人收养企业和国际合作方在相关政策下运作，将向海外送养置于维系家庭之上。TRC目前的做法主要处理互动性不公，即确认个别不当行为，并可能提供经济赔偿。然而，它未能拆解最初将收养者置于社会视野之外、使其身份难以辨识的结构性暴力。
比较研究显示，真相委员会往往难以从象征性承认迈向结构性变革。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了94项行动呼吁，涵盖儿童福利、教育、语言、文化、健康和司法等领域。然而，批评者指出，即使建议全面，也可能巩固国家权力，而非挑战造成原始侵害的殖民结构。对韩国收养者来说，风险在于，经济赔偿可能成为了结此事的手段，却不处理公民身份、家庭团聚和文化重建仍面临的障碍。仅靠赔偿无法修复与家庭、文化和身份被割裂所造成的断裂，也无法弥补因迷失方向、文化隔绝以及艰难重建一段被国家蓄意抹去的历史而失去的岁月。
儿童商品化：经济现实
在救助的人道主义言辞和基督教拯救叙事背后，海外收养实际上是一门生意。收养机构通过将儿童送给西方家庭牟利，韩国政府则从削减福利开支、将“不受欢迎”的群体从社会统计中移除获益。对人的商品化把儿童变成出口货物，配上伪造的文件，运往外国市场。各方经济激励恰好相互契合，形成一个为满足需求而人为制造供给的制度。
穆勒和其他活动人士认为，恢复性司法必须正视这种商品化遗留的问题。赔偿不能被视为慈善或慷慨国家的善意之举，而必须被承认为对买卖公民、为平衡政府预算而拆散家庭，以及为促成交易而系统性抹去身份所作的补偿。这需要的不只是向个人支付款项，更要求从结构层面承认，收养产业是建立在侵犯人权基础上的经济体系。
收养档案缺乏透明度，使这种商品化延续至今。收养机构和政府部门仍将收养者视为产品，而非享有权利的公民，并控制他们获取自身经历相关信息的渠道。国家拒绝开放全部收养档案、消除官僚障碍并支持寻亲工作的做法，表明它仍将保密置于正义之上。在政府拿出幸存者所说的“档案正义”之前，也就是对其篡改和隐瞒的档案承担全部责任之前，收养者仍在以真相被扣留的形式遭受经济剥削。
“鬼神归来”：萦绕韩国良知
在韩国民间传说中，“鬼神”是因心愿未了、积怨未消而徘徊于生者之间，无法前往来世的亡灵。安德斯·里尔·穆勒借用这一有力的隐喻，描述海外收养者在当代韩国社会所处的位置。“我们与家人分离，姓名和经历被剥夺，在社会意义上沦为死人，”他解释说，“但我们仍不断回到韩国，不是为了复仇，而是出于不得不回来。”回归有多种形式：踏上寻亲之旅、发起法律行动要求承认、通过学术研究揭露系统性罪行，以及公开作证，迫使国家直面被埋藏的过去。
“鬼神”这一隐喻抓住了收养者在韩国集体意识中令人不安的存在。他们既是公民又是陌生人，既是家庭成员又是局外人，也是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幌子将儿童商品化并把公民送往海外的制度的活证据。他们的存在扰动着国家良知，迫使韩国面对曾试图掩盖的事实。民间传说中的鬼魂寻求举行仪式、送自己离开；收养者寻求的则是承认、问责和修复。他们未竟之事不是灵异之事，而是历史、法律和道德问题。
我们不是鬼魂，但在权利得到恢复、经历得以找回之前，我们仍将被困在边缘，萦绕在韩国的集体意识中；我们并非怀有恶意，而是在寻求正义。
这种萦绕是政治性的，而非超自然现象。收养者拒绝让收养危机消散在令人安心的历史距离之外。他们出现在政府部门、法庭、学术会议和媒体报道中，坚持指出过去并未过去。正如民间传说中那些直到冤屈得到承认才得以安息的亡灵，收养者继续回到最初遭流放的地点，要求在世之人为他们被迫经历的、如同死去般的人生负责。
恢复性司法：推动系统变革的具体诉求
幸存者已不再满足于请求道歉，而是要求具体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真正的恢复性司法。这些诉求着眼于重建，而非单纯提供经济补偿，目标是恢复被摧毁的事物，而不只是为损失买单。首先，他们呼吁由政府承担费用，为所有海外收养者恢复韩国公民身份，不论他们目前的文件状况如何。这将纠正他们被送往海外时遭到的非自愿国籍剥夺。
其次，他们要求全面开放所有收养档案，消除获取档案的官僚障碍，并由国家积极支持寻亲工作。第三，他们要求为回国者提供经济支持，包括住房援助、语言教育和就业帮助，因为许多收养者希望在故土重建生活，却面临现实障碍。第四，他们要求向受到胁迫或误导、被迫交出子女的亲生家庭提供赔偿。第五，他们坚持要求开展公共教育宣传、建立国家纪念设施，并举办由收养者主导的论坛，确保这段历史不再被掩埋。
最重要的是，幸存者要求参与制定未来政策。“我们不是没有声音，”穆勒说，“我们就是证据。”收养者的见解对于制定合乎伦理、行之有效且真正具有修复作用的政策至关重要。核实侵害行为的机制必须超越书面文件，纳入口述历史、社群佐证以及由收养者主导的调查。国家必须停止将幸存者视为被动接受慈善的人，而应承认他们是拥有亲身苦难所赋予专业知识的利益相关方。
除非韩国正视那些被迫离开故土的人生、被拆散的家庭和被掩埋的真相，否则就无法成为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TRC3为摆脱以往调查的局限提供了契机，但前提是要有政治勇气并采取立法行动。若无这些改变，委员会恐怕只会成为又一个象征性姿态，再一次拖延将遭流放者带回活着的国家怀抱的漫长进程。
要点
- 1月29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续任第三届，着手处理海外收养侵害问题
- 已提交的300多起案件中，只有56起获确认构成侵犯人权，数以千计的收养者仍未得到承认
- 幸存者批评TRC依赖书面文件，而收养产业曾系统性地伪造或销毁这些文件
- 收养者将海外收养称为一种“流放”和“社会性死亡”，比韩国历史上的刑罚流放更为严酷
- 诉求包括恢复公民身份、开放收养档案、为回国者提供经济支持，以及赔偿遭胁迫的亲生家庭
- 恢复性司法必须着眼于重建，而非停留在象征或经济补偿层面，并应处理结构性暴力
- 收养者借用韩国民间传说中的“鬼神”（徘徊不去的亡灵）概念，描述他们为追求未竟正义而持续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