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危机之下，治疗人数激增
在寻求精神科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大幅上升的推动下，韩国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应对方式正经历显著转变。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近期数据显示，过去四年，18岁以下人群接受心理健康治疗的人数增加了76.6%。仅2024年，前往精神科诊所就诊的年轻患者就超过35万人，与2020年记录的198,384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增长趋势持续至今，2023年患者人数首次突破30万，显示韩国公共卫生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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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人数激增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交织。这既反映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也表明社会态度正在积极转变。几十年来，在韩国社会寻求精神科帮助一直背负沉重污名，常被视为有损社会地位或家庭名誉。然而，当前数据表明，求医障碍正在降低，更多家庭得以获得所需治疗。这一趋势也与全球更广泛的情况相呼应：各国青少年焦虑和抑郁发生率不断上升，而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及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往往使问题进一步加剧。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疫情发生后，全球焦虑和抑郁障碍的发生率至少上升了25%。在韩国，这一问题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都亟须作出有力回应。这些数据敲响了警钟：韩国既要解决造成青少年痛苦的根源问题，也要扩大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承载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
从多动症到抑郁症：不断变化的心理健康图景
对患者数据的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心理健康诊断呈现出明显差异。12岁及以下儿童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仍是最常见的病症，2024年记录在案的病例为98,318例。发育迟缓是这一年龄段第二常见的诊断。相比之下，13至18岁青少年的情况明显不同：抑郁症成为主要心理疾病，报告病例为60,895例，其次是多动症，共54,311例。诊断情况的变化凸显了随着儿童步入青春期，他们面临的压力和成长挑战也在不断变化。
按性别划分的数据进一步揭示了这场危机。男性精神科患者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为7至12岁，总人数超过10.5万。相比之下，女性接受心理健康治疗的比例在13至18岁年龄段最高，患者近9.5万人。专家认为，这些差异与发育进程不同，以及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压力各异有关。尤其是青春期女孩抑郁症的高发率，已引起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
学业期望带来的重压
韩国青少年从很小的年纪起就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这是心理健康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韩国教育体系竞争激烈，学生放学后往往还要在被称为“补习班”的私立培训机构学习到深夜。围绕高风险大学入学考试的竞争，营造出一种将学业成绩置于首位的环境，身体和心理健康常因此受到牺牲。三星首尔医院精神科教授郑有淑指出，如今儿童比过去更早面对学业和社交压力，而这些问题过去通常到初中阶段才会出现。
对成绩的持续追求几乎不给休闲和休息留出空间，导致倦怠和焦虑。这种压力不仅落在学生身上，也影响整个家庭，因为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财力和情感资源。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年轻人可能因担心落后而不堪重负，产生绝望感和严重的精神痛苦。随着压力加剧且开始得越来越早，诊断人数上升以及儿童求助年龄下降，都清楚地显示出心理健康所付出的代价。
数字困境：社交媒体与屏幕
除了学业压力，数字环境也对韩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恶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专家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增加是一个主要诱因。青少年持续接触大量信息、网络欺凌，以及网上与同龄人进行的不切实际的比较。移动应用数据分析公司IGAWorks的数据显示，韩国青少年平均每天花98分钟观看YouTube视频，花49分钟浏览Instagram内容。如此长的屏幕使用时间，已引起家长和卫生专业人士对其影响正在发育的大脑的担忧。
发表于ScienceDirect的同行评审研究揭示了智能手机使用与性别相关的一个具体问题。研究发现，使用智能手机时间越长，女孩的抑郁症状和自杀意念越明显，而男孩身上并未观察到同等程度的这一趋势。研究指出，使用手机进行社交和互动，例如与朋友和家人交流，可能预示着较轻的抑郁症状，但整体使用时长仍是一个重要风险因素。这些发现呈现出的性别差异表明，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解决数字媒体对不同群体造成的具体影响。
“与过去相比，韩国社会对看精神科医生的偏见和恐惧有所减轻，这降低了寻求治疗的门槛。”首尔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教授洪顺范说。
这位教授还指出，患者人数增加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家长在通过电视和YouTube接触儿童精神科相关内容后，开始寻求专业帮助。这表明媒体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社交比较会引发焦虑；另一方面，媒体也能帮助公众了解相关知识、提高认识，让家长注意到原本可能被忽视的症状。
沉重代价：个案与自杀
统计数据背后，是年轻人努力应对困境的真实故事。《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的一个案例展现了这些挑战的复杂性。首尔一名9岁男孩在父母离婚后开始接受抑郁症治疗。他的母亲说，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影响了孩子的情绪发展，令他变得易怒，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也增加了。这一案例凸显出家庭关系与数字内容消费相互作用，甚至可能引发年幼儿童的心理健康危机。儿童抑郁症的表现往往不同于成年人，易怒或过度敏感等症状可能被误认为是常见的行为叛逆。
未经治疗或治疗不充分的心理健康问题，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自2011年以来，自杀一直是韩国9至24岁人群的首要死因。“沉默型”自杀现象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类自杀者生前没有明显的问题迹象或明确的环境风险因素。研究显示，韩国近一半的青少年自杀属于这一类型，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这表明，许多年轻人可能正在默默承受痛苦，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可能因挥之不去的污名而不敢求助。
自杀的影响远不止于当事人。一人自杀会影响其社交圈中约60人，造成连锁性的悲伤和创伤。研究表明，自杀者的家庭成员罹患心理疾病或自杀的风险要高得多。2021年，青少年自杀率上升了10.1%，增幅为所有年龄组中最高。这些悲剧凸显了采取积极干预措施、建立支持体系的迫切性，以便在年轻人陷入危机之前及时提供帮助。
治疗体系面临的关键挑战
治疗率上升表明服务可及性有所改善，但韩国心理健康体系仍面临重大挑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高风险患者的服务基础设施不足。翰林大学圣心医院精神科教授洪贤珠指出，医院没有足够床位收治曾试图自杀的儿童。她说，严重症状的病例正在增加，例如10岁儿童因抑郁症住院的情况，过去很少见。住院设施和专业人员短缺，限制了这一体系应对急性危机的能力。
另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是可能过度依赖药物。多动症药物的使用大幅增加，这类药物因被认为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常被戏称为“学习药”。2022年至2024年，19岁及以下患者的多动症药物处方达到335万份。仅2024年，开给未成年人的处方就有137万份，较上一年增加21.9%。这一增长引发了争论：这些药物究竟用于治疗确诊疾病，还是被用于提升学业表现。韩国药品安全管理院已对多动症药物启用用药记录核查系统以监测使用情况，但处方数量居高不下仍存在争议。
医疗权威之争
包括部分医疗专业人士在内的批评者认为，现行体系过度依赖生物医学照护模式。在韩国文化中，医生常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权威。精神科医生开出处方后，患者和家属很少质疑用药是否必要，也很少探讨其他选择。这种对权威的尊崇，加上经常不足10分钟的短暂问诊，可能导致患者长期依赖药物，却没有解决造成精神痛苦的深层心理或社会原因。一些专家主张转向更加全面的治疗方式，在药物治疗之外纳入心理治疗、社区支持和生活方式调整。
政策应对与未来解决方案
面对日益加剧的危机，韩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多项政策措施。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委员长金钟哲表示，加强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将是优先事项之一。这与其他国家采取的措施一致，例如澳大利亚近期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然而，监管只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专家强调，有必要采取综合措施，涵盖教育、早期干预和社区支持。
在学校普及心理健康素养（MHL）被视为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韩国教育部下属的“学校心理健康资源与研究中心”已开发相关项目，供教师纳入初中和高中课程。这些项目旨在教学生如何保持积极的心理健康、识别症状，并在不感到羞耻的情况下寻求帮助。研究表明，青春期积极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成正比。将这些内容纳入常规课程，有助于学校培养学生应对现代生活压力所需的能力。
此外，人们呼吁扩大“守门人”的作用，让经过培训的教师和辅导员识别有风险的学生，并将他们转介至专业服务机构。目前学校开展的心理健康项目已显示出降低自杀风险的积极效果，但经费不足往往限制了项目实施。当前，心理健康支出占韩国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不到3%，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15%至50%。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对于建立可持续的青少年支持体系至关重要。
归根结底
韩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病例增加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政府协同应对。治疗人数上升固然令人担忧，但也表明长期笼罩精神疾病的污名正在逐步消退。通过解决学业压力和社交媒体影响等造成精神痛苦的根源，并建立更完善、更具关怀精神的照护体系，韩国可以努力保障未来几代人的身心健康。
- 2020年至2024年，接受心理健康治疗的韩国18岁以下青少年人数增加了76.6%，达到35万人以上。
- 多动症是12岁以下儿童最常见的诊断，抑郁症则是13至18岁青少年的主要病症。
- 学业压力和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被认为是学生承受压力和焦虑的主要原因。
- 自杀仍是9至24岁年轻人的首要死因，其中“沉默型”自杀比例较高，事发前没有明显预警迹象。
- 专家呼吁在学校加强心理健康素养教育，并增加政府对心理健康基础设施的投入。
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使用过度与抑郁症状加重有关，这一情况在青春期女孩中尤为明显。
多动症药物处方大幅增加，引发了人们对“学习药”被滥用于提升学业表现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