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如何在北京掌握大权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让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建成的高速公路网长度约为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两倍，高速铁路网规模则超过日本的15倍。中国部署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能力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些成果并非偶然。许多主导中国政策的人接受过工程、管理和科学训练，这些专业背景塑造了政策重点和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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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技术官僚治国的推崇，从中央政府延伸至各省、市以及国有企业领域。这种治理方式重视可量化的成果、对复杂系统的掌握，以及长远规划。它也契合中国共产党的用人偏好：干部既要政治忠诚，也要具备专业能力。中国政治的这一特点，有助于解释大规模建设为何能快速推进、国内清洁能源为何能迅速发展，以及中国为何积极掌握从航空航天到半导体等战略技术。
高层机构的构成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但工程师思维仍然影响深远。习近平执政期间，一批具有航空航天、核工程和重工业背景的新领导人进入精英岗位。这一群体与党务干部、安全部门官员和宏观经济管理者共事，组成一支熟悉以吉瓦、公里和太 FLOPS 为单位衡量项目的领导队伍。
从革命干部到技术官僚，再到习近平时代的管理者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推动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并调整治理体系中的干部队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程师在党政体系中迅速升迁。世纪之交时，技术官僚已成为部长和省级主官中的多数。两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受过工程师训练。胡锦涛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水利工程学位，之后沿党内阶梯逐步晋升；这条道路体现了那个时代将专业技能与政治晋升相结合的特点。
进入21世纪头十年后期，中国最高层中拥有工程背景的人已相当普遍。十年前，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八人曾学习工程或自然科学，这反映出中国推动工业化的努力。到2017年，这一格局发生变化。据当时的报道，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传统意义上从政前曾担任工程师的技术官僚。习近平曾在清华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但他的仕途主要是在党务管理岗位上展开，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深造。这一变化表明，权力顶层对政治可靠性和党务能力的重视有所上升。
“军工五人组”是谁
技术官僚力量并未消失。2022年中共二十大期间，这股力量再度显现：五名在军工领域经验丰富的新成员进入由24人组成的政治局，研究人员将这一群体称为“军工五人组”。张国清、袁家军、李干杰、马兴瑞和刘国中在担任省级和国家级职务之前，职业生涯中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事工程工作，或在与航空航天、能源、先进制造相关的国有企业任职。他们从工程师和管理者成长为省长、党委书记，体现出一套既重视专业能力、也看重大型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才培养机制。
这些领导人来自庞大的国有生态体系，其中包括国防和战略产业企业。经过数十年的重组，这些企业已整合为大型中央控制集团。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从这一人才库中选拔干部的趋势有所加快。外界期待他们将生产管理纪律运用于国家重点工作，从供应链韧性到科研投入，同时紧密贯彻中央指示。
为什么共产党不断选拔工程师
中国共产党长期使用“又红又专”这一说法，形容理想的政治忠诚与专业技能结合。工程师符合这一标准。现任领导层强调国家安全、技术自主，以及民用和军用领域之间的紧密协同。熟悉材料、系统和风险管理话语的领导人，善于将宽泛口号转化为设有目标和时间表的多年计划。
国有企业既是这类人才的试炼场，也是人才储备库。管理大型航空航天集团或省级电网，需要复杂的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采购能力。许多工程师出身的官员还管理过庞大的员工队伍和预算，这些经验可以直接运用于省级政府和部委工作。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分析人士在研究中共二十大时，用与党内话语相呼应的措辞描述了遴选逻辑。
他们是真正的工程师，具备出色的管理能力，因忠诚和专业而受到信任。
实际成效：以大陆级规模快速建设
工程师主导的治理，在实体基础设施和能源政策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高速公路连接内陆城市、港口和边境口岸，绵延距离横跨次大陆。中国高铁网已扩展至4万多公里，各省仍有新线路陆续开通。国家电网经过改造，以吸纳激增的可再生能源。如今，中国部署了大量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新增装机容量的速度可与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相匹敌。
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基础。中国生产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制成品，涵盖机床、消费电子产品、化学品和船舶等。如此规模使规划者能够制定标准、扶持产业集群，并推动地方政府为大型投资落实土地、许可和物流保障。中国共产党能够调动国有银行，并协调各省的激励机制，因此多年的大型项目更容易获得资金；在许多市场民主国家，这类项目可能会陷入停滞。
工程师思维也塑造了政策目标。领导人会用具体指标来表述计划，例如当年铺设多少公里铁路、接入电网多少吉瓦电力、国产半导体设备出货多少台。这种关注有助于形成推进势头和问责机制，但也可能淡化服务质量或地方协商等较难量化的目标。
不断壮大的年轻理工科干部群体
政治局以下的层级也在发生变化。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局级官员正进入党政体系的中层岗位。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精英理工科教育，包括在中国顶尖高校取得研究生学位和博士学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一群体中84%拥有高等学位，近半数拥有博士学位。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既熟悉数据、指标和实验室工作，也熟悉党务工作。
清华大学校友尤为突出。习近平曾就读于这所大学，它在工程和应用科学领域实力雄厚。清华毕业生受益于校友网络以及中央的关注；研究人员有时将这一现象称为“清华新军”。“选调生”和“墩苗”等项目也强化了这一人才通道，它们招募精英高校学生进入党的培养体系，将基层锻炼与政治培训结合起来。
这一群体仍以男性为主，成员大多是汉族。他们的晋升反映出择优选拔机制，也体现了领导层对技术官僚能力的押注。但这也使党内精英的社会基础变窄，与党自我定位为重视广泛代表性的群众组织形成张力。
创新、教育与人工智能考验
中国的教育体系如今培养出数量庞大的理工科毕业生。2020年，中国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超过美国的四倍。自2018年以来，中国高校新增了数千个人工智能本科专业。据《纽约时报》援引的研究，截至2022年，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近一半的本科学位来自中国高校。2025年震动人工智能领域的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其核心团队成员全部来自国内高校。这一点令许多人自豪，也引发了网上关于人才和创新的讨论。
这一优势也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党可以通过几项监管决定改变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2020年整顿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就是一例。裁员和不确定性降低了私营科技行业对年轻工程师的吸引力。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创下纪录，尽管公务员薪酬较低，但工作稳定。一些企业令人精疲力竭的职场文化也加剧了压力。与此同时，国家将人工智能列为战略产业，使该行业的部分领域免受最剧烈的政策波动影响，并获得大量资金支持，推动高校与企业合作。
观察人士指出其中存在一个核心悖论：大量受过训练的工程师能够推动应用研究和快速产品迭代，但突破性创新需要容许失败、开放的网络和宽松的监管环境。即使是强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也认为，过度微观管理会削弱推动新思想产生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命令与控制式治理的风险
速度和规模是有代价的。推动高速公路和发电厂建设的同一套做法，也可能催生僵化且影响民生的政策。“动态清零”政策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矛盾。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无人机用扬声器指示居民不要在窗边唱歌。丹·王在《极速前进》一书中描述了这一场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它成了一个象征，代表一种将秩序置于民众发声权之上的体制。
压抑你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不要开窗唱歌，以免病毒传播。
国有产业领域缺乏透明度也是一种风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这家航空航天领域的旗舰企业，近期在未作说明的情况下，从网站上撤下了两名高管的公开资料，其中包括一名曾负责歼-20隐形战斗机设计的副总经理。这一变化发生在针对该公司前董事长的反腐调查之后。此类事件显示出内部监督和纪律审查的存在，但也暴露出公众对战略企业内部的人事决定知之甚少；这些企业同时服务于军事和民用目标。
这一模式与美国有何不同
中国和美国的领导层在受教育背景、激励机制和办事节奏上各不相同。北京提拔能够执行国家项目的工程师和企业管理者。华盛顿则汇聚了大量律师、经济学家和政治专业人士，他们接受的训练是辩论、诉讼和谈判。这种差异体现在项目审批方式和风险权衡上。在美国，诉讼和社区参与会拖慢大型项目，但也能暴露盲点，让民众表达意见。中国推进得更快，但往往以减少公众协商为代价。
科研实力的格局也有所不同。从许多指标来看，美国仍是科学强国。美国的研发支出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获得了相当大比例的诺贝尔奖，并在生物医学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私人投资和世界一流大学吸引着全球人才。不过，中国正在多项指标上迎头赶上。中国发表的科学和工程论文以及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均已超过美国，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美国的研发支出水平。华盛顿的移民政策走向和联邦科研经费安排，将影响美国能否继续成为顶尖研究人员的首选目的地。
对两国而言，掌权者的构成都很重要。工程师主导的国家擅长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和推动产业升级。律师和经济学家主导的体系则强调规则制定、权力制衡和学术自由。两种模式各有优势和取舍，在危机和技术变革时期，这些差异会更加明显。
要点
- 数十年来，工程师一直在中国领导层担任重要职务，塑造了以项目为导向的治理风格。
- 技术官僚在邓小平时代崛起；到21世纪头十年后期，大多数高层领导人都受过工程或科学训练。
- 2017年，政治局常委会的构成转向更重视政治能力的专家，不过习近平本人曾学习化学工程。
- 2022年，五名军工领域的领导人进入政治局，包括张国清、袁家军、李干杰、马兴瑞和刘国中。
- 国有企业是工程师出身官员的培养基地，强化了“又红又专”的用人理念。
- 中国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体现了工程师主导的政策重点和执行方式。
- 一批年轻干部正在党内项目中晋升，其中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且毕业于清华大学。
- 中国培养了全球大量理工科毕业生，正在培育人工智能人才，DeepSeek的成功便是一例。
- 政治控制、监管政策波动和企业高强度工作文化，可能限制创造力并削弱私营部门的吸引力。
- “动态清零”期间发生的事件，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不透明的人事变动，显示出命令与控制式治理的风险。
- 美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仍具优势，但中国正在缩小论文发表和研发支出方面的差距。
- 中国工程师主导的治理模式以快速推进和大规模建设换取较少的审议和公众参与；美国模式则更重视法律制衡和公开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