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推动清洁增长
经过二十年的实地调研和政策调整，中国的环境治理已从危机应对转向大规模修复。2006年，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记录发现，受监测水源中约28%受到严重污染，近3亿人无法获得充足的安全饮用水。如今，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达到优、良或一般等级的比例超过90%。水质改善的同时，空气质量也有所提升。2015年至2022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下降约35.6%，这一降幅与美国在《清洁空气法》实施约三十年间取得的改善幅度相当。PM2.5指可深入肺部并进入血液的细颗粒物，会增加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PM2.5持续下降意味着住院人数减少、预期寿命延长，生产力也得到切实提升。
目录
空气变得更清洁，并非因为大规模关停工厂，而是源于一项有意推动工业扩张与更严格监管、实时监测和清洁技术快速应用相结合的举措。学术研究和一线进展共同呈现出一种由工业化驱动的脱碳模式。对可再生能源、电动交通和数字化控制系统的大量投资，使产出得以增长，同时许多地区的排放和污染物排放量呈下降趋势。
来自中国各城市和省份的研究揭示了发展轨迹转变的原因。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引导资金流向研发，公共数据库加大了合规压力，新设备则降低了单位产出的减排成本。制造业本身成为改善空气和水质的推动力量，企业扩大了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先进电机和废水处理系统的生产规模。由此实现的是有数据支撑的清洁增长，而非产业收缩。
扭转局面的因素：政策、技术与产业协同
这一进展建立在三方面协同之上。首先，监管部门收紧标准，并对污染行为施加经济处罚。其次，大规模监测和信息披露体系让官员、企业和公众都能了解排放情况。第三，在国内创新和供应链规模扩大的推动下，企业投资于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和产品。
实时监测与透明度
中国在发电厂和烟囱排放行业建立了密集的连续排放监测网络，并配套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站和国家水质监测点。公开的污染地图和信息披露平台让市民、投资者和下游买家能够了解工厂的表现。卫星观测和审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数据体系，使违规行为更难隐瞒，也更容易奖励合规经营者。如今，许多企业要满足国内外买家的要求，取决于其是否能提供环境表现记录。
透明度与执法相辅相成。数据驱动的检查可以迅速发现异常值。自动化控制系统会关闭非法排放设施。各省依据明确指标比较表现，指标涵盖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和废水达标率等。在这种环境下，清洁技术成为节省成本的合规工具，而非负担。
标准、税收与绩效目标
经济激励措施进一步强化了监测举措。2018年，全国环境保护税取代了排污费。一项近期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87个城市进行分析的研究发现，该税使区域碳排放减少了5.63%。其作用机制包括增加绿色研发投资、提高能源效率和推动产业升级。这项政策还减少了常规空气污染物，东部地区和能源密集型地区的成效最为明显，因为这些地区的执法和财政能力更强。
城市绩效目标和示范项目进一步聚焦创新。研究人员将节能减排示范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评估，发现该政策显著推动了2006年至2019年间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目标更严格、增加科技财政支持的城市，政策效果最为显著。创新反过来推动能源使用更加清洁、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减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
区域协同也在影响治理成效。在长江经济带，通过各省标准协同、共享技术和经验的政策，加快了污染治理和碳减排的协同进展。这一机制通过三个渠道发挥作用：推动地方产业转向更清洁的领域、加快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借助城市和企业网络推广低碳技术。
工厂也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国的工业产能已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建设的重要引擎。根据近期对全球市场的分析，2023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60%，当年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相当于全球上一年的总装机量，风电场新增装机量则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这些规模效应降低了绿色技术成本，使其从亚洲到非洲、再到美洲的更多地区都能负担得起。供应链上的影响远及新西兰：2023年，新西兰约89%的太阳能光伏设备来自中国；在非洲村庄，低成本太阳能板为离网诊所和学校供电。
清洁电力是基础
风能和太阳能快速增加，正推动电力结构转向更清洁的能源。近期新增规模前所未有，新的太阳能园区遍布沙漠和屋顶，海上风机沿海岸线不断矗立。成本下降，建设周期缩短，本地化要求也培育了覆盖所有主要部件的国内供应商。电网接入仍是一项挑战。在煤炭占比较高、灵活性不足的地区，限电风险和输电瓶颈可能导致清洁能源在发电高峰时段被浪费。对远距离输电、抽水蓄能和电池储能以及更智能的调度进行投资，正逐步缓解这些制约因素。
电池、交通与新的产业模式
电池产能正在改变交通和建筑领域。中国城市拥有大规模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车队，中国企业则向从东南亚到拉丁美洲的市场出口小型电动汽车、卡车和公交车。工业企业也开始围绕低排放重新设计运营方式。四川一家示范性零碳工厂利用传感器和人工智能优化能源使用，每年减排数十万吨。氢能项目也在扩大规模，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绿氢设施之一，以及相当比例的全球加氢站。这些系统不仅是国内解决方案，也为向世界供应清洁设备的出口产业提供支持。
研究揭示如何同时减少污染和碳排放
越来越多的同行评审研究阐释了政策和技术如何带来更清洁的空气并减少温室气体。一项使用2008年至2021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产业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清洁发展。其中，绿色工艺和产品创新是最有力的驱动因素。它们通过改变企业的运营方式和产品，协同降低常规污染和碳排放强度，且影响因地区而异。
城市研究也显示出类似规律。研究人员利用截至2022年的272个城市数据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减少了城市碳排放。其作用机制涉及环境规制和能源消费结构。更严格的规则和向清洁能源转型都发挥了中介作用，也会依次产生影响，从而加强创新与减排之间的联系。这一效应在东部、大型和非资源型城市最为显著，因为这些城市通常更有能力实施复杂政策。
不同污染物和地区对空气污染治理的响应各不相同。一项近期对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析区分了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研究发现，绿色专利数量和高价值专利占比对PM2.5和PM10的影响各不相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随着创新增加，PM10往往更早下降。PM2.5改善则较慢，且在高价值专利占比较高时获益最大。这表明，从大量创意转向更优质的创意至关重要，因为最细微的颗粒物对健康危害最大。
另一类研究追踪省级减碳能力的整体变化。2006年至2021年间，中国各省的碳减排能力有所提升，东部省份领先，中部地区表现上升，西部地区则在追赶。绿色创新既有直接影响，也会对邻省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而且超过某些门槛后，效益会进一步增强。这一发现与此前关于空气污染的研究相吻合：环境规制强度与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相关。简而言之，规则明确且执行有力、城市网络的能力达到一定规模时，绿色创新的效益会惠及更广泛的地区。
最后，有关税收和制度改革的研究提供了切实经验。环境保护税在改善空气质量和福祉的同时减少了碳排放。作为制度开放标志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提高能源效率和推动创新，改善了区内空气质量与碳减排的协同进展。与此同时，部分邻近城市出现负面溢出效应，凸显出在增长跨越地方边界转移时加强协同的必要性。
哪些地区进展最快，原因何在
治理进展并不均衡，其原因值得借鉴。东部城市通常进展更快，因为它们兼具更严格的执法、更雄厚的科学和工程人才储备，以及更便利的融资渠道。制度开放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优势。被列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在空气质量和碳排放方面取得了更大的协同改善，这得益于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绿色创新推进。行政效率和公众环境意识也放大了政策影响。
企业或投资跨界转移时，部分成效会被污染转移至附近地区所抵消。这一现象说明跨区域协同的重要性。长江经济带通过统一标准和联合项目，逐步改善了治理成效。这种做法将清洁产业视为共同事业，而非各自孤立追求的竞争优势。
水质治理与长期执法
水质改善反映了多年投资和执法的成果。各城市扩大污水处理规模，增加氮、磷去除工艺，并升级污泥处理设施。工业集群整合进入园区，实行集中处理和更严格的监管。小型高污染工厂被关闭或改造。如今，监测范围覆盖从源头到主要控制断面的各大流域，国家水质评级结果也纳入地方绩效评估。由此，当前受监测水体断面中超过九成至少达到一般水质标准；而在2000年代中期，严重污染还十分普遍。
自2013年新一轮政策设定约束性目标并为清洁能源和污染治理提供资金以来，空气和水治理项目一直同步推进。长期以来污染程度高于长江的黄河流域，颗粒物浓度有所下降，污水处理覆盖率也有所提高，但产业结构和冬季供暖仍带来挑战。持续投资、透明报告以及更严格的排污和排放许可，仍是巩固治理成效的关键。
仍存挑战
中国能源系统仍依赖煤炭来保障供应，尤其是在用电高峰和枯水季节。要接纳更高比例的风能和太阳能，需要更灵活的发电能力、长时储能、更好的区域调度，以及对工业和建筑领域的需求管理。这些措施能够减少弃电，并在不影响供应可靠性的前提下，让清洁电力替代化石能源发电。
重工业是另一个需要突破的领域。钢铁、水泥和化工行业更难脱碳，因为其生产过程依赖高温热能和会排放碳的化学反应。试点项目正在测试用于炼钢的绿氢、水泥厂电窑炉、碳捕集以及高效电气化设备。要降低成本，需要开展更大规模的示范项目，制定标准化设计，并确保有可靠的清洁电力驱动新设备。
清洁能源设备的制造本身也会留下环境足迹。生命周期研究显示，太阳能板、电池和风电部件在采矿和制造过程中仍会产生排放并消耗资源。随着工厂采用更清洁的电力、增加材料回收并提升效率，整体趋势正在向好，但持续推进仍至关重要。政策需要包括严格执法以避免污染避难所、建立机制处理跨城市边界的负面溢出效应，以及采取保障措施确保数据质量。只有监测数据可信，市场和社区才能相信测得的成效真实可靠。
对海外的意义
中国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成本，加快了世界各地的普及。中国太阳能板照亮津巴布韦的乡村学校，价格实惠的电动汽车穿行在从曼谷到墨西哥城的街道上。进口中国太阳能设备帮助新西兰等国家迅速扩大清洁电力供应。对合作伙伴而言，机遇在于将实惠价格与严格标准、核验和透明度结合起来。明确的采购规则和工厂排放披露能够建立信任，确保进口清洁技术符合气候和空气质量目标。
资本市场也在适应这一转变。分析人士预计，到2030年，遵循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原则的投资策略将涉及数十万亿美元。证券交易所正在更新上市规则、拓展绿色金融产品，以帮助投资者对接电池、太阳能材料及其他赋能技术的制造商。大宗商品市场也在更新关键清洁能源金属的负责任采购规则。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鉴中国经验，将明确标准与监测投资相结合，支持本地创新，并加强区域协同，防止污染转移。
要点
- 国家水质监测显示，目前超过90%的控制断面至少达到一般水质标准，与2006年严重污染普遍存在的情况相比已有重大转变。
- 2015年至2022年，PM2.5年均浓度下降约35.6%，降幅与美国实施《清洁空气法》三十年间取得的改善幅度相当。
- 实时监测和公众信息披露提高了合规水平，清洁技术则让环境法规成为降低产业成本的工具。
- 环境保护税通过推动研发、提高效率和促进产业升级，使区域碳排放减少约5.6%，并改善了空气质量。
- 示范城市项目推动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目标严格、公共科技资金增加的地区，效果尤为明显。
- 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政策通过推动产业清洁化、能源清洁化和技术广泛扩散，加快了污染治理和碳减排的协同进展。
- 中国工厂推动清洁技术走向全球，在国内创纪录地新增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引领电池产业发展，并降低了进口这些产品国家的成本。
- 研究发现，绿色创新的质量影响PM2.5治理成效；当监管有力且创新跨过关键门槛时，效益会惠及邻近地区。
- 东部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进展更快，但部分邻近地区受到负面溢出影响，凸显跨区域协同的必要性。
- 主要挑战包括降低电力系统对煤炭的依赖、推动重工业脱碳，以及减少清洁技术制造本身的环境足迹，同时确保数据质量和执法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