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归乡之路：返乡务工人员为何难以重新融入社会
对亚洲及其他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务工人员而言，离乡寻找更好机会往往是迫于生计。然而，他们回到家乡并不意味着旅程就此结束。相反，许多人还要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涉及情感、社会和经济层面，其艰巨程度不亚于迁移本身。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阿玉·罗西塔和菲律宾的费伊·米兰达等人的经历，凸显了在海外多年后重新融入家乡社区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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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移民模式发生变化、世界逐步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返乡务工人员的重新融入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基层团体都在努力探索如何为这些返乡者提供支持。他们寄回的汇款长期以来一直是家乡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他们自己却发现，重建生活并非易事。
务工人员返乡后将面临什么？
人们常常将返乡想象成欢乐的团聚，以及重回熟悉的生活。然而，对许多务工人员来说，现实要复杂得多。在海外生活数年甚至数十年后，他们可能发现家乡已面目全非，社交网络日渐萎缩，自己的技能在当地就业市场上也得不到重视。
阿玉·罗西塔在沙特阿拉伯当了15年家政工，回到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村庄后，却发现那里已让她认不出来。新店铺纷纷开张，道路变得更加繁忙，大多数朋友已经搬走或离世。她说：“我觉得自己在村里像个陌生人。我坐立不安，因为我习惯了每天努力工作，现在却整天待在家里，无事可做。”许多返乡者也有类似经历，他们难以摆脱孤独、失落和缺乏人生目标的感受。
同样，来自菲律宾的费伊·米兰达从科威特回国照顾病重的儿子，却在抵达几天后痛失爱子。悲痛加上内疚，以及海外工作突然中断，让她陷入抑郁，并感到自己与社区格格不入。
心理社会与情感挑战：不只是思乡
重新融入社会带来的情感冲击不容小觑。国际移民组织（IOM）指出，返乡移民往往会感到，自己在海外期间发生了变化，而曾经认识自己的人却期待自己仍是从前的样子。这种身份转变可能引发挫折感、羞耻感和焦虑，尤其是在返乡者遭遇猜疑或污名化时。
社会排斥是一个重大风险。如果返乡者没有带回可观财富，可能会被视为失败者；如果他们养成了新的口音、习惯或世界观，则可能被当作外人。在一些情况下，正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相关报道所述，返乡者甚至会因言行举止发生变化而遭人嘲笑，或在分离多年后难以重新与子女和配偶建立联系。缺乏有力的支持网络会加重这些感受，进而导致抑郁，严重时甚至引发心理健康危机。
女性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国际移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返乡者在就业、培训和医疗服务方面往往比男性面临更多困难，尤其是在海外遭受虐待或剥削的情况下。此类经历带来的创伤可能在她们返乡很久之后仍挥之不去，影响其重新融入社会、重建生活的能力。
经济障碍：从养家者到求职者
返乡务工人员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是找到可持续的工作。许多人当初因缺少就业机会而离开祖国，返乡后却发现情况没有改变，甚至更糟。年龄偏大、缺乏正规教育，以及海外工作经历不被认为能转化为当地有用技能，都可能成为就业障碍。
例如，阿玉·罗西塔曾尝试创办养鱼生意，后来又开了一家小店，但面临激烈竞争，利润微薄。尽管费伊·米兰达在海外辛勤工作多年，却发现自己很难在家乡找到工作，因为雇主更青睐年轻且有正规学历的求职者。这些并非个例。国际移民组织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31%的东南亚务工人员返乡后储蓄没有变化，21%的储蓄减少，17%则背上了债务。
弗林德斯大学在东帝汶开展的研究显示，不到一半的返乡务工人员能够维持良好的身心状态，许多人找不到与自己在海外所学技能相匹配的工作。这种不匹配往往让他们萌生再次迁移的念头，使劳务迁移与返乡的循环持续下去。
政府与社区的应对措施：是否足够？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主要劳务输出国的政府推出了各类重新融入计划，包括现金援助、低息贷款、创业培训和技能提升课程。例如，印度尼西亚提供低息商业贷款，并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展培训；菲律宾海外劳工福利管理局（OWWA）则提供补助金和能力建设讲座。
然而，这些计划的覆盖面和成效仍然有限。2023年，数十万名返乡菲律宾劳工中，只有一小部分获得了OWWA的现金援助或培训。许多返乡者，尤其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出国或缺乏适当证件的人，无法获得支持。尼泊尔和埃及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政府计划往往将无证务工人员排除在外，使他们只能依靠家庭网络，或被迫考虑再次迁移。
基层和社区组织开展的项目逐渐填补了部分支持空白。在印度尼西亚，非正式互助团体和赋能工作坊帮助返乡者重建社会联系，并探索新的生计机会。在菲律宾，Sandigan等组织为返乡者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并为他们创造分享经历、应对创伤的空间。这些努力虽然很有价值，但往往资源不足，规模也无法满足应对更广泛系统性挑战的需要。
结构性与政策障碍：需要采取全面措施
专家一致认为，成功重新融入社会不能只靠个人韧性或零散援助。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ILO）强调，需要采取协调一致、多层次的策略，解决经济、社会和心理社会层面的问题，包括：
- 认可并认证在海外获得的技能，以改善返乡后的就业前景
- 提供便捷的心理健康服务和咨询服务
- 确保金融知识普及和创业培训符合当地市场实际
- 动员社区减少污名化，促进接纳返乡者
- 建立完善的数据系统，将返乡者的技能与现有机会相匹配
菲律宾提出的第11130号众议院法案等立法举措，旨在将综合性重新融入计划纳入制度，包括招聘会、生计支持、心理社会咨询和社区参与。然而，落实仍然面临挑战，往往受限于资源不足、官僚程序繁杂以及机构间缺乏协调。
性别与弱势群体：谁面临的风险最大？
所有返乡者都面临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但某些群体尤其脆弱。女性务工人员，特别是曾遭受虐待或剥削者，往往要面对创伤、健康问题和社会污名。家政工的技能在正规就业市场上得不到重视，返乡后可能几乎不可能找到稳定工作。
在海外生活多年后返乡的儿童和青少年，可能面临语言障碍、文化疏离和学业困难。因迁移而分离的家庭往往难以重建关系，子女有时会出现行为问题或学业表现不佳。长期分居也会给婚姻关系带来压力，婚外情并不少见，进一步增加了重新融入社会的难度。
放眼全球：比较视角下的经验
返乡务工人员面临的挑战并非东南亚独有。在尼泊尔，新冠疫情迫使数十万名务工人员返乡，其中许多人因缺少证件而无法获得政府支持。在埃及，重新融入社会失败导致循环迁移现象持续，务工人员反复离乡又返乡，将其作为谋生策略。在东帝汶，由于海外所获技能得不到正式认可，许多返乡者就业不足，并渴望再次出国。
这些国际案例凸显了制定全面、包容政策的重要性，以回应返乡者各方面的需求。如果缺乏这样的支持，迁移与返乡的循环很可能会持续，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也将延续。
更广阔的视角：迁移、发展与未来
务工人员的汇款是许多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2023年，菲律宾海外劳工汇回超过400亿美元，接近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在海外工作的印度尼西亚人贡献了11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GDP的0.8%。这些资金为家庭提供支持，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有时还能帮助整个社区摆脱贫困。
然而，将劳务迁移作为发展战略也有弊端。菲律宾大学校长、劳工权利倡导者安杰洛·希门尼斯指出：
务工人员的汇款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至于一些政府花在宣传和鼓励民众出国工作的时间，比发展本国产业还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提供就业岗位，让迁移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无奈。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正努力在迁移带来的收益与本土可持续发展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返乡务工人员的经历为此提供了宝贵经验。要确保迁移是一种选择，而非无奈之举，就必须投资于国内就业岗位创造、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为离乡者和返乡者提供支持。
总结
- 返乡务工人员回国后面临重大的情感、社会和经济挑战，包括孤立感、污名化和就业机会有限。
- 女性以及家政工、无证移民等弱势群体，重新融入社会时往往面临更多障碍。
- 虽然政府设有重新融入计划，但覆盖的返乡者往往仅占少数，且未必能回应他们的实际需求。
- 社区互助团体和基层项目在提供心理社会支持、促进社会联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 要实现可持续的重新融入，需要全面、协调的政策，认可务工人员的技能、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并创造经济机会。
- 过度依赖劳务迁移推动经济发展，可能削弱国内就业岗位创造，并使迁移与返乡的循环延续。
- 要确保迁移是一种选择，而非无奈之举，就需要长期投资于地方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