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为新情报体系制定时间表
日本计划在2027年春季前完成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在2027财年结束前，即2028年3月，设立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这些计划将进一步推进正在进行的重组：日本已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及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信息的国家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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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中的对外情报机构将使日本拥有专门负责在海外搜集机密信息的组织，其职能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ASIS）。这将是在新设立的情报局基础上迈出的又一步；后者当前的任务是汇总日本各部委和机构搜集的信息。
高市将这些改革与中国的军事扩张、朝鲜的武器研发，以及北京、莫斯科和平壤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联系起来。她还关注技术失窃、网络攻击，以及旨在为外国政府利益影响公众舆论的行动。
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2026年发布的3月3日政策提案中列出了初步优先事项。由该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鹰之领导的情报战略总部，将建议提交给高市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文件呼吁加强协调、提升国家层面的分析能力、扩大海外信息搜集能力，并加强反情报工作，即发现和挫败外国间谍活动。
日本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将这套组织规划转化为有效的情报机构，同时决定情报人员应拥有哪些权限、如何接受监督，以及如何保障公民权利。
新委员会和情报局的职责
《国家情报委员会设置法》在内阁官房内设立了委员会和情报局。该法案于2026年4月在众议院通过，并于5月在参议院通过。委员会负责在政府高层制定方向，情报局则为高级决策者搜集、整合和分析信息。
新设情报局是在内阁情报调查室（CIRO）的基础上升级而来。该机构原有约700名员工。其他各部委现在依法须向新机构共享信息。这项要求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弱点：情报可能分散在职责和优先事项各异的机构中。
日本的警察、防卫、外交和公共安全机构早已在搜集信息。此次改革为这些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中央协调机制。情报局的职责包括反恐、应对国家紧急情况，以及打击外国间谍活动和秘密影响行动。
政府专家小组成员、那卡索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泽淳表示，原有安排未能确保日本以妥善协调的方式搜集和分析情报。
爱沙尼亚国际国防与安全中心研究员保坂三四郎将此次改革描述为减少机构间壁垒、提升分析成果对政策制定者实用性的努力。他还指出，相关法律本身并未赋予政府显著的新情报搜集或反情报行动权限。新增权限仍需通过进一步的法律决策确定。
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是另一项改革
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将有不同的核心任务：在海外获取信息，包括通过接触机密资料的人员搜集情报。这通常称为人力情报，简称 HUMINT。开展这类工作需要建立关系、具备语言能力和当地知识，并能保护情报人员及其线人。
谈及日本为何希望从国内协调进一步迈向海外情报搜集时，大泽表示：
如果我们要拥有真正能够与美国或英国相提并论的情报能力，就有必要在海外搜集情报。
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于2025年10月签署的执政联盟协议，承诺在2027财年结束前设立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这个期限落在2028年3月，与2028年初设立该机构的总体目标一致。
英国军情六处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已被列为可能的组织模式。两者均由外交部长负责监督对外情报工作。日本最终将采用何种架构、赋予哪些法律权限，以及如何进行政治监督，目前仍未敲定。
决定下一阶段的时间节点
日本的情报改革涉及多项彼此关联的决策，并非一次性启动。中央协调机构只是其中一环；国家战略、应对外国干涉的法律以及专门的海外情报机构也都是改革的组成部分。
- 2025年10月：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协议提出，在2027财年结束前设立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
- 2026年3月3日：自民党就协调机制、海外情报搜集和反情报工作向高市及木原提交建议。
- 2026年4月和5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
- 2026年8月：自民党提出针对外国干涉及外国代理人登记的立法方案。
- 2027年春季：政府计划完成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
- 2028年3月：执政联盟设定的独立对外情报机构成立期限到期。
一个由17名专家组成的小组正在审议这项战略和应对外国干涉的立法。小组的工作将有助于确定政府如何从重组现有机构转向界定新的活动和权限。
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加剧紧迫感
高市将情报计划描述为对多种同步发展的威胁作出的回应。在谈及地区安全局势时，首相表示：
我们正看到中国和朝鲜加强军事建设，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合作也在加强。
日本驻有约5.5万名美军，因此美国军事部署和武器信息可能成为目标，日本的军事和政治机密也同样如此。日本先进技术企业掌握的知识也可能成为外国政府出于商业或军事目的觊觎的对象。
曾撰写日本俄罗斯间谍活动相关研究的坦普尔大学日本分校政治学教授詹姆斯·D·J·布朗指出，潜在目标包括美国的军事活动、东京未来对乌克兰问题的政策，以及日本企业掌握的技术。
自民党3月的提案将情报与外交、军事能力、经济和技术并列，称为“DIMET”。该党实际上认为，安全和国家繁荣方面的决策应参考这五个领域的信息，而不应将间谍活动视为孤立议题。
情报改革与更广泛的防卫扩张同步推进。内阁于12月批准了创纪录的防卫预算，金额约为580亿美元，其中包括逾6亿美元，用于打造由无人机和激光组成的防护系统，以保护日本西南地区。
新法律将使改革超越机构重组
日本尚无全面的反间谍法，这是支持进一步改革的人士提出的一个法律缺口。保坂呼吁制定应对间谍活动和外国影响的法律，包括明确调查权限，以及以假身份开展行动的法律依据。
自民党2026年8月提出的方案包括《防止外国干涉法》，对非法干涉行为设定刑事处罚；同时还提出要求外国代理人登记的立法。登记要求代表外国政府开展相关政治活动的个人或组织披露其所代表的对象及活动内容。
反情报、登记制度和刑事起诉各有不同作用。反情报旨在发现并挫败秘密活动；登记制度使特定关系公开；刑法则界定禁止行为及相应处罚。日本必须决定如何协调这些职能。
谈及建立新体系仍需完成的实际工作时，大泽表示：
这包括制定法律，为具体的情报搜集和反制措施提供依据；设立必要的政府机构；以及培训能够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员。
人员问题尤为紧迫，因为新机构预计一经设立就要立即开展工作。资深情报人员所需的不只是新办公室或头衔：海外情报搜集需要培训、安全通信手段，以及核实人力情报来源所提供信息是否准确的方法。
公众支持取决于保障措施
5月议会表决前，200多人举行抗议，反对设立情报局的法案。立宪民主党议员鬼木诚批评法案的隐私保护措施不足，民主监督力度不够。
鬼木警告情报机构可能对个人行使的权力：
情报机构是国家最有力的机构之一，如果任其失控，就可能严重且不公正地侵犯公民人权。
日本的这场争论背负着特殊的历史包袱。二战战败前，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曾因人们的政治信念对其进行监视、逮捕和酷刑折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3年提出的《反间谍法》包含死刑条款，最终在公众反对声中未能通过。
2026年4月的一项民调显示，19%的受访者反对情报改革法案，约40%持中立态度，其余受访者表示支持。数据表明，支持法案的受访者人数约为反对者的两倍，同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表态。
日本前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支持秘密情报搜集，但主张限制其任务范围。他表示，日本应在现有国际反恐能力基础上发展，并专注于获取信息，而不是在海外进行政治操弄或颠覆活动。
谈及他对新机构职能边界的设想时，北村表示：
在构建新的情报架构时，我们不应简单照搬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所有职能。
澳大利亚提供务实范例
日本研究过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情报体系及应对外国干涉的法律。日本政府也曾向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寻求建议。
东京青山学院大学的佐竹知彦认为，澳大利亚可为日本的目标提供有益参考。他指出，与其试图复制美国情报体系的规模，不如借鉴澳大利亚的能力及其情报界的组织方式。
佐竹还认为，日本应研究澳大利亚的安全审查制度。安全审查涉及核实哪些人可以被信任接触敏感信息，并规范相关信息的访问权限。各国决定是否与伙伴共享机密时，这类保障措施十分重要。
高市5月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加强信息和情报合作。五眼联盟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也对日本拟议的改革表示欢迎，并提出合作意愿。
佐竹表示，日本希望更深入参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防务技术伙伴关系 AUKUS。大泽认为，日本要全面加入五眼联盟并不容易，但可以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密切协作，并发挥日本对中国的了解。
北村认为，加强日本自身能力的理由在于，即使盟友关系密切，日本仍需要自行获取情报。这位前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表示：
无论盟友和伙伴关系多么密切，我们都不能完全依赖他人提供的信息。
北京质疑东京的计划
中国批评日本的情报机构重组，称其是日本整体安全政策转变的一部分。自高市在国会表示，对台湾的攻击可能引发日本军事回应以来，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新设国家情报局时提及日本的战时历史：
日本情报机构历史上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和发动侵略战争铺平道路。
北京指责东京通过重新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高市政府则认为，加强情报能力对于保护日本免受外国间谍活动、干涉和军事威胁十分必要。
下一个具体节点是计划于2027年春季完成的国家情报战略。该战略的选择将影响日本要搜集哪些情报、各机构如何合作，以及政府在拟议中的对外情报机构于2028年3月成立期限到来前将推动哪些法律改革。
要点
- 日本已成立由首相领导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及负责协调政府情报工作的国家情报局。
- 政府计划于2027年春季前完成首份国家情报战略。
- 执政联盟希望在2028年3月前设立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
- 进一步的立法方案涉及间谍活动、外国干涉和外国代理人登记。
- 人员招募与培训、隐私保护和民主监督仍是关键议题。
- 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伙伴正提供模式和合作机会，中国则反对这些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