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对和平的坚守，遭遇尚未完成的清算
1976年10月6日，警方和武装右翼团体袭击曼谷法政大学的抗议者。50年后的纪念活动提出了三个尚未解决的诉求：铭记遇难者，正视曾庇护施暴者的法律保护，并让暴行及其前后经过得到更完整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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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6日，法政大学塔帕乍校区的纪念活动于凌晨5时30分左右开始。组织者宣读了40名遇难者的姓名。约300人参加了纪念仪式，幸存者、学生和政界人士齐聚一堂，活动人士则呼吁赦免因泰国王室侮辱罪而遭起诉的人士。
对玛希敦大学人权与和平研究所顾问、副教授科通·阿里亚而言，这个纪念日也承载着他对政治权力的个人思考。大屠杀经历促使他走上非暴力之路，并坚信权力并非来自枪杆子。他的理念将和平视为一种承诺，需要多年坚持，并付出勇气与自律。
宽恕与遗忘的区别贯穿这一立场。幸存者可以拒绝报复，却不必接受对责任问题保持沉默。宽恕是个人选择；承认国家暴力并追究责任，则是公共事务。
从法律记录来看，这一区别尤为重要。一项学术研究指出，泰国先后通过两项独立的大赦法，日期分别为1976年12月24日和1978年9月16日。第一项使夺权行动合法化；第二项释放了18名遭起诉的学生活动人士。两项法律都没有明确提及大屠杀，但研究认为，它们都助长了对暴力幕后责任人的保护，使其免于问责。
前独裁者回国如何加剧危机
这场对峙历经数月酝酿，并非在10月6日当天早晨突然爆发。陆军元帅他侬·吉滴卡宗在1973年10月起义后被迫下台。他于1976年9月回国，再度引发人们的担忧：军方建制派正准备扭转他离开后出现的政治开放局面。
另一位前军方统治者、陆军元帅巴帕·差鲁沙提安于1976年8月回国。学生发起抗议，武装反对者包围了法政大学。8月21日，兰甘亨大学学生游行进入校园时，袭击者开枪并投掷爆炸物，造成一人死亡。巴帕于次日离开泰国。
他侬回国前，政府内部曾就此发生争议。8月31日，内阁决定不应允许他回国。尽管如此，他还是于9月19日以佛教沙弥身份抵达，并于当天上午在帕那空寺受戒为僧。详细时间线显示，他从新加坡直接前往泰国；另一种说法则称，他结束在美国的流亡后回国。这两种描述指的是他在海外经历的不同阶段，并不意味着抵达日期存在冲突。
他侬称，自己回国是为了探望病重的父亲，而非恢复政治活动。学生组织反对他回国，一些反对者则把学生的抗议描述为对佛教和君主制的敌视。他的宗教身份使这场原本已十分紧张的政治争端更难处理。
9月24日，局势进一步升级。两名电力工人维猜·盖斯里蓬沙和春蓬·通迈因张贴反对他侬的海报，在那空巴统府被发现遭绞死。学生后来通过模拟绞刑场景抗议两人之死。有人指称这一表演侮辱王储，助长了针对法政大学集会者的敌意。
导致袭击及其法律后果的关键日期
这一时间线串联起前统治者回国、反对者遭暴力对待、大学遇袭，以及夺权者随后受到的保护。它也显示，学生获释是在大屠杀近两年之后。
- 1976年8月16日至22日：巴帕回到泰国，引发抗议；法政大学附近发生暴力事件后，他离开泰国。
- 1976年9月19日：他侬以佛教沙弥身份回国，并在帕那空寺出家为僧。
- 1976年9月24日：两名反对他侬的电力工人在那空巴统府被发现遭绞死。
- 1976年10月4日至5日：学生模拟绞刑的表演引发侮辱王储的指控，针对抗议者的动员也随之加剧。
- 1976年10月6日：警方和武装右翼团体袭击法政大学。当晚发生军事政变。
- 1976年12月24日：大赦法保护了政变以及对夺权负有责任的人。
- 1977年：18名活动人士因相关事件遭到起诉。
- 1978年9月16日：第二项大赦法释放了这18名活动人士，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
10月6日清晨，警方、边境巡逻警察和武装团体袭击校园。抗议者遭枪击、殴打和私刑。附近的皇家田广场一带也发生暴力事件，遗体遭到肢解，有些还被焚烧。
总理社尼·巴莫否认下令杀人。他的说法是，政府指示当局逮捕参与争议表演的人，而不是向学生开枪。这一否认与司法机关对责任作出的认定并不相同。
当时的最高司令颂卡·差洛育宣布发动政变。新统治者任命前法官塔宁·盖威迁出任总理，1973年开始的政治开放局面就此终结。
为何必须谨慎解释死亡人数
有关遇难人数的报道各不相同，纪念活动宣读40个姓名，不应被视为完整的伤亡统计。两份周年纪念报道给出的官方死亡人数为46人，而历史时间线列出的官方数字为死亡39人、受伤145人、被捕3,094人。
更高的估计差异更大。2026年纪念活动报道中提到，幸存者和目击者认为遇难者超过100人。2016年40周年纪念时，幸存者称真实人数至少是报道所称最低数字46人的两倍。历史时间线还提到另一项约530人的估计，但没有提供足够信息，无法判断该估计是如何得出的。
这些数字不应被轻率地合并为一个确定总数。39人与46人相差7人，但这里介绍的记录没有解释差异究竟源于统计类别、地点不同，还是后来修订。高得多的估计反映了人们认为统计不完整，并非经核实后取代原有数字的新结论。
最稳妥的结论是，遇难者有数十人，被捕者有数千人，但确切死亡人数仍有争议。逐一确认遇难者身份，并解释不同数字的形成过程，都是尚未完成的历史工作。
每年宣读姓名，目的与汇总统计数字不同。它让一个常常被血腥照片、政治指责和总数所描述的事件，重新呈现出每一位遇难者的身份。
两项大赦法，受益者各不相同
学术论文《大赦的隐秘叙事》通过法律条文、档案文件、法院记录和其他历史资料，考察了这两项法律。论文的核心结论是，把事后处理一概视为一项大赦，会掩盖法律保护是如何形成的。
1976年12月24日通过的第一项法律使政变合法化，并阻止那些制造政变条件和夺取政权的人被追究责任。1978年9月16日通过的第二项法律释放了仍在遭刑事起诉的18名学生活动人士，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
两项法律都没有点名提及大屠杀。不过，研究认为，保护国家行为者及与其并肩行动的武装团体，是这两项措施的核心。这是研究对法律与档案记录的解读，并非新的法院裁决。
大赦会免除特定刑事责任或终止起诉，因此其适用范围至关重要：释放暴力镇压后遭起诉的人，与庇护发动政变或实施非法暴力的责任人，并非同一回事，即使两者都被称为大赦。
第二项法律让被拘押的活动人士切实获释，但没有通过审判查明谁下令袭击，或谁应对具体杀戮负责。周年纪念报道指出，尚无国家官员因此承担责任。
这段法律史说明，为何科通对宽恕的坚持不能等同于赞成赦免施暴者。拒绝报复，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调查、承认事实或保存证据。
姓名、歌声与仪式贯穿纪念活动
2026年的纪念活动从兰坡的一场表演开始，随后队伍前往足球场。游行队伍在鼓声中行进，一块巨大的白布铺在草地上。之后，一些表演者躺在装有红色液体的袋子旁，以再现与杀戮有关地点的暴力场景。
艺术家蒂拉瓦·穆尔维莱（艺名Kage）和辛萨瓦·约德邦托伊带领参与者演唱《为了人民》。在纪念仪式上，参与者演唱了政治思想家兼诗人吉·普米萨的作品《信仰之星的光》，并敬献鲜花。
上午7时30分左右，来自玛哈泰尤瓦叻朗寺的19名僧侣参加了佛教功德仪式。历史学家通猜·威尼查坤和泰瑞尔·哈伯科恩、人权律师吉沙当·努查叻以及活动人士坦塔万·图阿图拉农等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政府代表、政党、学生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也敬献了花圈。
宣读遇难者姓名的幸存者瓦塔纳·猜查纳萨坤向现场观众解释了年度仪式的意义：
提醒自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朋友，因为如果忘了，就等于再次杀死他们。
这场纪念活动也让不同世代的见证者彼此联结。辛萨瓦曾参加1976年的抗议活动，并在2026年带领大家唱歌；他曾在2016年40周年纪念活动上谈到自己长期难以释怀的伤痛：
尽管我没有受伤……但我的心受了伤。
他先后参加这两次周年纪念活动，展现了人们如何通过自身而非仅靠纪念碑延续记忆。又一个十年的流逝，并未让这一事件成为尘封的历史。
政府敬献花圈，活动人士呼吁当下特赦
部长巴拉敦·巴里萨南塔古代表总理阿努廷·参威拉恭出席仪式。他敬献花圈后代表政府表达哀悼：
今天，我们向逝者致敬，并表达哀悼。
当被问及政府为何从未为遇难者单独举办纪念活动时，巴拉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谈到了他认为政府应从中吸取的核心教训：
从政府的角度看，10月事件最重要的教训是为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敞开空间，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声音。
这番话发表之际，阳台上的活动人士正呼吁赦免依据泰国《刑法》第112条遭起诉的人。该法惩罚对受保护王室成员的侮辱、诽谤或威胁，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据周年纪念报道，自2020年以来，已有近300人因此被起诉。
当前的诉求针对的是因言论遭起诉的人，而非要求赦免1976年袭击事件的施暴者。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此前两项大赦的历史表明，同一种法律机制可以服务于截然不同的目的。
参加纪念活动的21岁法政大学学生塔纳蓬·辛利解释了她认为铭记这一事件的意义：
法政大学曾是人们因政府而死去的地方。
政府代表出席并表达哀悼，并不意味着政府宣布展开调查、正式道歉或承诺实施所要求的大赦。关于这些后续行动，政府没有给出时间表。
历史学家质疑纪念活动遗漏的内容
前学生活动人士、法政大学前历史学讲师颂萨·占提拉沙坤，质疑将大屠杀与泰国共产党及其周边武装冲突割裂开来的叙述。他在1976年事件后遭拘押，自2014年政变以来一直流亡巴黎附近。
他的论点质疑一种简单的线性叙述，即大屠杀单独促使学生领袖加入共产党武装。他说，10月6日之前，几乎所有学生领袖都已进入丛林，有些人早在一年前就已离开。他还说，当天的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对立一方有5人死亡。这些是他的说法，不应被视为已经独立核实的伤亡结论。
颂萨还认为，纪念活动忽视了此后共产党武装针对安全人员、政府官员和村民实施的暴力。在一份译文中，他谈到了自己曾参与的冲突：
一方面，我承认，走向10月6日的斗争就是我的人生，我永远无法将它从心中抹去。死去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
随后，他谈到了更广泛的武装斗争及其受害者：
我们还毁掉了多少人的生命？这场斗争没有尽头，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有时我们会‘不小心’一次杀死十几个人。他们全都是村民。
他的叙述值得重视，但不能因此变成对大屠杀的辩护。有关叛乱、早期组织活动或后续杀戮的证据，既不能回答是谁下令袭击校园，也不能为私刑和亵渎遗体开脱。
其他证词也表明，参加丛林武装的原因并非只有一种。普罗明·勒特素里迪在2016年周年纪念活动上说，为躲避抗议后的逮捕，他逃亡了四年。他的经历与颂萨所说更早离开的人生轨迹并不相同。查明具体日期和个人抉择，比假设所有参与者经历相同更有意义。
坚持非暴力，不抹去责任
科通的回应提供了一种看待这些复杂历史的方式，不必将其中的暴力混为一谈。他反对依靠枪支获取权力，既质疑以武力确立政治权威，也质疑认为报复能够了结过去暴行的想法。
这一立场并不要求幸存者停止哀悼，也不要求历史学家淡化史实。它允许人们在调查后续叛乱中死亡事件的同时，继续纪念法政大学的遇难者。每一组事件都需要各自的证据、日期、参与者和责任说明。
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十分具体。伤亡数字仍需厘清。尚无针对国家官员的起诉确立此次袭击的指挥责任。学术研究揭示了法律保护如何运作，但不能取代对个人刑事责任作出的判决。
官方承认的局限同样显而易见。2016年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指出，政府尚未道歉。2026年，一名部长出席并表达哀悼，但纪念活动报道中没有宣布正式道歉或问责程序。
针对《刑法》第112条的特赦诉求，也没有已公布的投票安排或期限。因此，此次周年纪念提出了公开诉求，却没有促成法律变更。
袭击发生50年后，宽恕与历史真相仍是两种不同的选择。科通坚持非暴力，关乎人们在遭受苦难后如何行动。国家尚未履行的义务则在于查明发生了什么、谁应负责，以及能否不加掩饰地承认这些事实。
要点
- 2026年10月6日，法政大学举行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约300人参加仪式。
- 组织者宣读了40名遇难者的姓名。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在39人至46人之间，幸存者则称实际人数更高。
- 科通·阿里亚的经历帮助他确立了对非暴力、宽恕与铭记的坚持。
- 一项学术研究指出，当时有两项不同的大赦法：一项保护1976年政变，另一项于1978年释放18名活动人士。
- 据周年纪念报道，尚无国家官员因杀戮事件承担责任。
- 活动人士呼吁赦免《刑法》第112条案件被告，但政府没有公布立法时间表。
- 历史学家颂萨·占提拉沙坤呼吁，纪念活动除大屠杀外，也应谈及共产党组织活动及其后的武装叛乱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