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走廊里的现实检验
去年12月，记者走访新加坡中央医院，看到的景象正日益常见于全岛各家医疗机构。走道上排着轮椅，坐着明显体弱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有些老人由同样年长的家人陪伴，另一些则由医院员工推着，工作人员在处理各项事务间来回奔走。类似场景也出现在国立大学医院和陈笃生医院，提醒人们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以几乎全球最快的速度推进。
到2026年，新加坡将跨过一个关键门槛：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1%，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这意味着这个城市国家正式成为超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9年才完成这一转变，新加坡却只用了28年。政策制定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家庭面临的问题是：为较年轻人口设计的医疗体系，能否适应这场银发浪潮，同时不牺牲医疗质量、可负担性和人的尊严？
逼近超老龄门槛
联合国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的国家定义为老龄化社会，达到14%为老龄社会，达到21%则为超老龄社会。新加坡于2017年进入老龄社会，此时距离达到老龄化社会门槛仅过去19年。从老龄社会迈向超老龄社会的过程更为迅速，只需短短9年，预计于2026年实现。
如此快的变化带来了独特压力。日本、韩国和多个欧洲国家已步入超老龄社会，但新加坡人口结构转变高度压缩，留给政策逐步调整的时间更少。官方统计证实，新加坡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20%，成为首个接近这一里程碑的东盟国家。
卫生部长王乙康将这一挑战描述得十分严峻。他在国会演讲中指出，衰老不同于其他健康问题，因为它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无法预防或治愈。部长描绘的愿景是：新加坡即便成为超老龄社会，仍能保持卓越。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从根本上重塑对健康、工作和社区支持的规划。
新加坡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超老龄国家，但也可以继续成为卓越的国家。
这一转变在新加坡最古老的市镇之一女皇镇已清晰可见，当地65岁及以上居民占比超过20%。如今，女皇镇已成为健康区，整合医疗服务、社区项目和跨代居住项目，将年轻人口引入老龄化社区。
疾病负担日益沉重
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体系面临三重压力：慢性病、癌症和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普遍，而现有以医院为中心的模式难以控制成本。仅肌肉骨骼疾病就影响全球逾10亿人，每年通过生产力损失和医疗开支给新加坡造成约35亿新元的成本。这些疾病常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身体损耗，却往往会导致行动能力下降、代谢性疾病和社会孤立。
王乙康部长把这一局面比作水槽溢水：医院不断擦水，水龙头却一直开着。如果不能减缓严重疾病的发生，老龄化带来的沉重负担将使医疗体系超负荷运转，并可能拖累政府财政。目前的预测显示，40岁及以上人群已占全国医疗支出的较大比重；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80岁，这一趋势还将加速。
这就像水槽溢水。我们可以不断擦干地上的水，但工作永无止境，而且会越来越吃力。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必须想办法把水龙头关小。
传统的间歇性、应急式护理模式并不适合应对这一现实。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老年人需要持续管理，而不是等到紧急情况发生再干预。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显示，近11%的老年人存在认知脆弱，这种状况与功能衰退和死亡风险上升有关，即使没有被诊断为痴呆症也是如此。然而，早期衰退往往要到造成明显损害后才会被发现。
此前，ElderShield计划每月提供400新元现金补助，但这笔金额低于聘请外籍家庭帮佣所需的最低薪资，而许多老年人正是由这些帮佣照料。全国调查显示，公众对健康状况不佳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保障并不满意，这有力推动了改革。
重塑社会契约
新加坡的应对标志着一种理念转变，逐步摆脱塑造其早期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生产主义思潮。过去，医疗体系强调个人责任、家庭支持和有限的国家福利。中央公积金和保健储蓄计划体现了一种观念：健康被视为个人责任，而非社会共同责任。
如今，这一模式正转向集体分担的长期护理融资体系。取代自愿参加的ElderShield计划的CareShield Life，要求30岁以上人群无论是否有既往病史都加入保障。与前身不同，CareShield Life提供终身给付，且给付金额随通胀上调，不再设有六年的给付期限上限。这项改革承认，当老龄人口无法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时，仅靠个人责任无法支撑医疗融资。
这些改革自基层起步，经过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使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策能够与公众意见相协调。卫生部下设的老龄规划办公室负责协调相关工作，统筹长期护理体系重组，以提高服务的可及性、质量和可负担性。
与这项财务体系重组相配套的，是作为全国预防性护理战略推出的“健康新加坡”计划。该计划鼓励民众登记家庭医生，以主动而非被动的方式管理健康。参与者可全额获得国家筛查和疫苗接种补贴，慢性病管理也免收共同支付费用。这一战略认识到，健康结果有60%取决于社区和家庭中的社会因素，而非单靠临床干预。
我们的社会不仅在老龄化，而且老龄化速度很快。
李显龙总理强调，为增加老龄化相关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必须进行艰难但必要的财政调整。政府承诺，到2030年将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分别提高至65岁和70岁，让年长员工继续作出贡献，同时不影响其公积金储蓄。与面临资不抵债风险的欧洲养老金体系不同，新加坡的缴费确定型模式避免了代际债务。
科技与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人类照护人员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新加坡正大力押注科技来弥补缺口。在乐龄关怀之家，类人机器人Dexie带领老人唱卡拉OK、做物理治疗练习；治疗型机器海豹Paro则为患有痴呆症的住户提供情感支持。这些并非新奇玩意，而是应对人手短缺的必要工具；随着超老龄时代到来，人手短缺问题将愈发严峻。
在机构之外，智能家居技术也正投入使用，以支持老年人在熟悉的家中安享晚年。Sinew项目利用不显眼的室内传感器追踪行动能力、睡眠规律和用药情况，以90%的准确率识别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年人。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研发的智能针织服装能够捕捉步态对称性和行动能力指标，为物理治疗师提供客观数据，监测康复情况。
在圣路加乐龄关怀中心，“黄金记忆”项目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老年人记录人生故事；虚拟现实体验则让行动不便的长者感受沉浸式旅行。如今，基于语音的人工智能代理可以自动致电独居老人进行问候，并能识别新加坡式英语和情绪线索，以富有同理心的方式回应。
不过，专家提醒，与商业领域相比，医疗保健领域在物流和实施科学方面仍不够成熟。研究人员提出的“预防性健康物流生态系统”框架指出，需要建立分散式护理节点、主动健康预警机制和一体化服务流程。如果不解决这些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的运营难题，即使设计完善的政策也可能只停留在愿景层面。
性别、孤立与心理健康
超老龄社会的社会层面问题往往不如财政或医疗问题受到关注，但同样至关重要。研究显示，老年男性尤其容易遭遇社会孤立和孤独。新加坡国立大学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独居男性与社会网络脱节的可能性是独居女性的两倍。这一现象与传统男性气质观念有关：在这种观念中，求助被视为软弱。
78岁的社区领袖黄伟廉博士指出，退休会掏空那些将事业成就作为身份认同支柱的男性的生活。“大男人”心态使传统的乐龄中心活动对男性缺乏吸引力，因为这些活动常被视为偏被动或以手工为主；而男性更喜欢目标明确、并肩参与的活动。去年新加坡报告的314起自杀死亡事件中，男性占64.3%，凸显了社会孤立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
对许多男性来说，乐龄中心的概念与“大男人”所崇尚的力量和独立观念格格不入。
心理健康战略正逐步调整，以应对这些细微差异。全国分层护理模式整合了基层社区项目、初级医疗筛查和针对复杂病情的专科服务。医生开出社区活动建议而非药物的“社会处方”日益受到重视，被视为应对孤独和抑郁的工具。关于神经可塑性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大脑仍具有适应和成长的能力，这挑战了将认知衰退视为能力缺失的固有叙事。
适应长寿社会的经济模式
超老龄时代的新加坡经济能否保持韧性，取决于能否延长工作年限并重新思考退休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在过去20年里接近翻了三倍，达到约32%。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显著上升，从51%增至63%，部分抵消了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雇主越来越需要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和岗位再设计，以适应年长员工。“新加坡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的herCareer计划支持女性重返职场；三方灵活工作安排指南则为包容不同年龄层的就业实践提供规范。
业界领袖指出，人工智能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交汇，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有机遇。自动化可以增强人力，在面临劳动力短缺的行业中尤为如此，特别是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关键在于持续教育和培训，确保银发劳动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而不是被技术变革挤到一边。
芬兰可作为参照：尽管已是超老龄社会，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超过5.3万美元，经济每年增长2%至4%。新加坡希望通过提高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引入外籍劳动力补充本地人才，取得类似成效。
要点
- 新加坡将于2026年成为超老龄社会，届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1%；而该国于2017年进入老龄社会，仅过了9年
- 医疗体系正通过“健康新加坡”计划和CareShield Life长期护理保险扩展，从被动的医院护理转向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模式
- 仅肌肉骨骼疾病每年就给经济造成35亿新元成本；随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和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加重
- 人工智能护理机器人、智能服装和家用传感器等技术正投入使用，以应对照护人员短缺并支持老年人在家养老
- 老年男性受到社会孤立的影响尤为严重；自杀者中男性占64.3%，促使相关机构重新设计乐龄活动
- 到2030年，退休年龄将提高至65岁，重新雇佣年龄将提高至70岁；与此同时，中央公积金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面临的养老金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