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英雄日上的争议荣誉
印度尼西亚授予前总统苏哈托民族英雄称号。苏哈托在“新秩序”时期领导该国，自1967年至1998年执政。雅加达总统府举行的授勋仪式由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主持。普拉博沃曾是将军，也是苏哈托曾经的女婿。这一决定引发街头抗议、人权组织强烈反应，以及幸存者和过往侵害事件受害者家属发起的大量请愿。
支持者认为，苏哈托在独立斗争中发挥过作用，后来也推动了国家建设，因此值得表彰；他们援引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依据。反对者则指出，1965年后发生大规模杀戮，军方在东帝汶及其他地区实施镇压，还出现强迫失踪、严格限制政治生活和严重腐败等问题。他们表示，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可能会美化历史，并阻碍追求真相和问责的努力。
今年国家英雄日（11月10日）共有10人获此称号，其中包括前总统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和遭杀害的劳工活动人士马尔西娜。两人都曾以不同方式与“新秩序”发生冲突。苏哈托的子女代他接受了这一荣誉。
民族英雄称号的评选程序
印度尼西亚将民族英雄称号授予被认为对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评选工作由社会事务部负责，并交由中央研究与评审团队审议。团队成员包括历史学家、学者、宗教领袖、退伍军人和社区代表。候选人通常由省级政府在征求公众意见后提名。荣誉称号委员会评估相关材料，最终由总统作出决定。
官员表示，公众意见是评选程序的一部分，候选人还要接受正式标准审查，例如是否有可证实的国家服务经历、品行是否良好，以及是否为社会带来持久益处。政府发言人强调，应尊重前任领导人，同时承认任何总统任期都难免存在缺憾。多年来，苏哈托的名字曾多次被提名。今年，随着政治盟友重新推动提名，委员会将他列入最终候选人名单，相关争论也随之升温。
苏哈托为何至今仍备受争议
苏哈托在1965年的动荡局势中崛起，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他的政府带来了稳定和增长，同时也建立起军事化管控体系，限制公民社会活动并压缩新闻自由。最深的分歧可追溯至反共清洗、随后开展的安全行动，以及幸存者称至今仍未得到处理的有罪不罚现象。
侵害指控与悬而未决的案件
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了多起与“新秩序”时期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人权组织和受害者团体仍在持续推动司法追责和官方承认。
- 1965年至1966年对所谓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估计死亡人数在50万至100万之间
- 1982年至1985年间发生、被称为“佩特鲁斯”的神秘枪击事件
- 1984年的丹戎不碌惨案
- 1989年的塔朗萨里事件
- 亚齐地区的侵害事件，包括鲁莫格东和波斯萨蒂斯发生的事件
- 1997年和1998年亲民主活动人士遭强迫失踪
- 1998年和1999年的特里萨克蒂及三玛吉枪击事件
- 以普遍暴力为特征的1998年5月骚乱
- 多个地区被指施行巫术者遭杀害
历史学家将苏哈托的崛起与1965年末一起未遂政变指控后的事件联系起来。军方指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随后展开的清洗成为20世纪最血腥的事件之一。国家从未通过正式调查确定官方遇难人数。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这场军事行动引发长期而暴力的占领，直到苏哈托卸任后东帝汶投票决定独立。
苏哈托及其家人被怀疑在其执政期间积聚了巨额财富，估值高达数百亿美元。1998年后，对他的贪腐起诉未能成功，因为法院认定他病重到无法出庭受审。后来，法院下令他的一家基金会偿还数百万美元遭挪用的资金，但针对他的更广泛贪腐案件始终未能进入法庭审判并作出裁决。
对人权倡议人士而言，授予苏哈托民族英雄称号逾越了道德底线。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协调员迪马斯·巴古斯·阿里亚表示，这一称号会让有罪不罚成为常态。
苏哈托被怀疑参与侵犯人权和国家暴力，因此不配获得民族英雄称号。
“新秩序”时期受害者的家属也发声反对。乌奇科瓦蒂·福齐娅的亲属在1965年后遭到监禁和歧视。她表示，这项荣誉无视了几代人承受的痛苦。
这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侮辱。
支持者强调稳定与发展
苏哈托执政期间，印度尼西亚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扩大基础教育，提升稻米产量，吸引外国投资，并修建道路和港口。许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成长起来的印尼人记得当时社会秩序稳定、物价较低、收入不断增加；1997年至1998年危机带来混乱后，这些记忆又催生了怀旧情绪。
“新秩序”大力宣传发展叙事，苏哈托也接受了“发展之父”（Bapak Pembangunan）的尊称。支持者认为，他在独立斗争期间早期的军旅经历，以及后来对经济增长的重视，都值得肯定，即使那个时代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并存在严重扭曲。他们强调，这一称号是对其服务国家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全面赞同他的每项政策。
苏哈托的长女西蒂·哈迪扬蒂·鲁克马纳呼吁公众铭记父亲的贡献。她代表家人领取奖章后发表了讲话。
请记住我父亲所做的一切，从年轻时直到年老，他为这个国家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所进行的所有奋斗。
国务秘书普拉塞蒂约·哈迪在谈及表彰前任领导人的总体方式时表示，认可其贡献与清楚看待其不足可以并存。
没有哪位领导人是完美的。表彰我们的前任并承认他们的成就，是恰当的。
批评者对普拉博沃总统任内的担忧
授勋之际，普拉博沃总统任命的内阁中有多名与“新秩序”时期有关的人物，并加强了与戈尔卡尔党的合作。该党曾维系苏哈托的统治，至今仍掌握重要职位。公民社会团体认为，官方宣传、教科书草案和讲话中存在历史修正的趋势：这些内容将“新秩序”描述为稳定时期，却淡化了侵害行为。2024年，应政治盟友要求，苏哈托的名字被从一项廉政政令中删除，更加深了外界对当局正在重塑历史的怀疑。
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分会警告称，授予苏哈托民族英雄称号可能改写历史，并削弱1998年后开启的改革时代。
这一举措会为专制政权的罪行洗白，并歪曲历史。
受害者家属和亲民主活动人士在总统府附近组织集会，并发起请愿。一封由数百名学者、活动人士和公众人物签署的公开信敦促总统否决提名，优先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另有数千人通过网络请愿反对这一荣誉。
乌奇科瓦蒂·福齐娅的家人在1965年后遭受迫害。她表示，这一决定是对幸存者的不尊重。
这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侮辱。
苏马尔西的儿子在1998年抗议活动中丧生。她表示，不能建立在否认之上的团结并非真正的团结。
民族团结应建立在诚实之上，而不是谎言之上。
普拉博沃本人也曾被指在1997年和1998年担任军官期间参与绑架学生活动人士。几名遭绑架者至今下落不明。他否认有不当行为，也从未受到法庭审判，但这一事件仍是活动人士不信任他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延续性。
授予称号背后的法律与历史争论
支持这一荣誉的人将目光投向苏哈托出任总统之前的经历。他年轻时曾作为军官参与反抗荷兰统治的斗争，早年经历的记载特别提到他在1945年日惹的行动，包括解除日军武装和参与地方防卫。支持者表示，这些事迹符合对独立和国家建设贡献的正式要求。
批评者则反驳说，获得这一荣誉的人应当维护正义与人道。他们认为，苏哈托长期执政期间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限制政党活动、审查新闻，并通过“双重职能”理论让军方处于治理核心。对他们而言，人权委员会列出的重大侵害案件至今未获问责，这一点理应成为反对授勋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表示，每位候选人都要接受学术评估和社区审查。荣誉称号委员会主席法德利·宗称，候选人经过背景调查和研究后符合标准。然而，由于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这一程序本质上带有政治性。
区域与国际背景
苏哈托时代正值冷战时期，雅加达坚定的反共立场使其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伙伴。这种结盟影响了外界对印度尼西亚国内动荡以及1975年干预东帝汶的回应。历史学家称，华盛顿当时暗中支持这场军事行动。此后，印尼军队实施严酷占领，直到苏哈托下台后，东帝汶才通过投票争取到独立。
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为威权统治遗产翻案的现象。菲律宾重新捧红马科斯家族，借助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选择性叙事淡化戒严时期的侵害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尼西亚也存在类似趋势：没有亲身经历“新秩序”时代的年轻一代，可能会通过简化的说法理解那个时期。围绕苏哈托历史评价的争论，是一场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涉及国家如何教授和记忆历史。
即便是支持授予这一荣誉的人，也承认“新秩序”造成了严重代价。印度尼西亚面临的未决问题是，如何纪念苏哈托早年的服务，同时承认此后造成的伤害。这种矛盾有助于解释为何这项授勋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应，从受害者家属和学生到退伍军人及前政府官员，都表达了不同意见。
要点
- 印度尼西亚在由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主持的国家仪式上授予苏哈托民族英雄称号。
- 国家英雄日当天共有10人获此荣誉，其中包括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和劳工活动人士马尔西娜。
- 支持者强调苏哈托在独立时期的服务，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
- 批评者指出1965年至1966年的大规模杀戮、东帝汶侵害、强迫失踪和其他悬而未决的案件。
- 人权组织表示，这一荣誉可能美化历史，并使过去罪行不受追责的现象常态化。
- 政府为表彰前任领导人辩护，官员称任何总统任期都难免存在缺憾。
- 公民社会团体和受害者家属发起请愿与抗议，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
- 普拉博沃自身涉及的人权争议和教科书修订，加剧了外界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担忧。
- 民族英雄评选程序包括省级提名、专家评审和总统最终决定。
- 这场争论反映了更广泛的分歧：印度尼西亚应如何铭记“新秩序”，又应如何向年轻一代讲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