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纪录的一年凸显日益严峻的心理健康危机
自杀如今已成为韩国中年人群的首要死因。韩国统计厅的新数据显示，2024年有14,872人死于自杀，创13年来新高，较前一年增加6%。全国自杀率升至每10万人29.1人，为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值的三倍。自1983年有记录以来，自杀首次超过癌症，成为40多岁人群的首要死因。在这一年龄段，26%的死亡归因于自杀，癌症占24.5%。这一变化让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成为全国心理健康危机中的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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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率上升波及多个群体，但并非所有群体都一样。男性自杀死亡率是女性的2.5倍。长期以来，自杀一直是青少年、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的首要死因。2024年这一格局没有改变，而40多岁人群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承担家庭经济支柱和照护者的角色。官方统计显示，40多岁人群的自杀率从每10万人31.6人升至36.2人。
2024年，青少年死亡人数中近半数为自杀，占48.2%，高于前一年的46.1%。30多岁人群的这一比例从2023年的40.2%升至44.4%。70多岁和80岁以上人群的自杀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韩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仍在持续。由此呈现的图景令人警醒：韩国青壮年因可预防的故意自我伤害而死亡的比例不断上升，而高龄人群的死亡更多由慢性疾病导致。
中年脆弱性为何上升
在韩国，中年阶段交织着经济压力、工作要求和沉重的家庭责任。40多岁的人往往既要供养学龄子女，也要照顾年迈父母。他们常身处责任重大、工作时间长的岗位。在住房、教育和照护成本高企的时期，维持收入的压力可能逐渐损害心理健康。如果此时遭遇经济挫折或就业不稳定，冲击可能波及家庭预算、家庭生活和个人身份认同。
经济压力与夹心一代
债务、房贷和教育开支在40多岁时层层叠加。家长面临着对子女学业表现和课外培养的高期待。同时，越来越多家庭还要扶助患有慢性病、寿命更长的父母。夹心一代的处境进一步加重压力。如果人们不愿寻求帮助，或难以在工作时间获得服务，持续不断的平衡负担就可能引发焦虑和抑郁。
污名、服务可及性与性别差距
对精神疾病的污名仍是一道障碍。许多人依然不愿寻求心理咨询或精神科治疗，担心在工作场所、家庭或同辈群体中遭受评判。男性尤其承受着必须表现得坚强克制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男性自杀死亡人数远多于女性。服务可及性也是一项挑战。在一些社区，价格可负担、使用方便的心理健康服务并不容易获得，许多地区的专科医生等候时间也很长。治疗一旦延误，危机可能迅速恶化。
韩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从国际视角看，韩国的自杀率尤为突出。在OECD成员国中，韩国的自杀死亡率最高，接近每10万人10.8人的OECD平均值的三倍。在过去十年中，一些OECD国家通过持续投入初级保健、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和限制获取自杀手段，降低了自杀死亡率。韩国的自杀率在2011年后有所下降，但近年来再次上升，年轻人和中年群体尤为明显。
短期波动同样值得关注。2024年初，初步月度统计显示自杀人数出现异常飙升，1月创下单月新高。月度人数会受到季节和社会因素影响，也可能反映短期冲击或公众广泛报道的悲剧所产生的后续影响。单月数据不能代表整体趋势，但这次飙升预示着全年最终增幅，也加大了外界对持续开展外展服务、改进媒体报道方式和提供全天候危机应对服务的呼声。
自杀风险集中在哪里，地方背景为何重要
有关社区分布的研究显示，自杀风险并非均匀分布。2024年一项分析区级数据的研究发现，自杀死亡率存在地理聚集现象，男性以及农村和沿海地区的自杀死亡率较高。在男性自杀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有几项社区特征尤为突出：老年居民占比更高、独居家庭更多、精神科诊所更少，以及未满足的医疗需求更多。首尔等大都市的自杀率往往较低，这可能与更密集的医疗基础设施和更多社会服务有关。
这些分布特点表明，有必要根据地区特点制定规划。老年居民多、诊所少的农村地区，与年轻成年人众多的密集城市街区面临的挑战不同。在大城市以外扩充心理健康服务人员、加强公共卫生中心，并利用远程精神医疗填补复诊间隔中的服务缺口，有助于弥补关键的服务可及性不足。以社区为基础、减少孤立感的项目，尤其是面向独居男性的项目，也有助于降低风险。
趋势、转折点与原始统计数据的局限
过去二十年间，韩国的自杀数据并非直线上升或下降。统计研究发现，自杀死亡率曾在多个时间点发生变化，包括2003年和2008年的跃升，以及2012年前后的大幅下降。这些变化恰逢死亡分类方式得到改进，定义不清和意外死亡类别的数量因此减少，更多案例被归类为自杀。这些测量方式的变化说明，2000年代剧烈波动的部分原因在于案例识别更加准确，而不仅仅是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致。
这一背景对解读数据很重要。死因报告准确性不断提高，意味着早些年的部分自杀趋势可能被低估。但这并未减轻当前形势的紧迫性。无论从人数还是比率来看，2024年的增幅都是真实的。它还标志着一个令人沉重的首次：自杀如今已成为中年人群的首要死因。政策制定者和临床工作者需要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也需要监测短期激增和地方高风险区域，以便迅速应对。
2024年总体死亡情况
韩国2024年共记录358,569例死亡，较2023年增加1.7%。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去年，80岁及以上人群占全部死亡人数的54.1%，比十年前高出15个百分点以上。癌症仍是总体首要死因，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心脏病位居第二，死亡率为每10万人65.7人，其后是肺炎和脑血管疾病。自杀在总体死因中排名第五，占死亡人数的4.1%，但在50岁以下人群中却是主要死因。
在癌症中，肺癌死亡率最高，其后依次为肝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和胃癌。前列腺癌、食管癌和胰腺癌死亡人数有所增加。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死亡人数也有所上升，反映出人口老龄化趋势。这些状况凸显出公共卫生面临的双重挑战：老年人慢性病负担不断加重，同时青壮年群体仍面临持续的心理健康危机，并因此失去生命。
哪些措施有效，哪些需要扩大
过去二十年间，韩国持续投入自杀预防工作。2011年《自杀预防法》建立了国家层面的框架，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也取得了成效。限制获取高致命性农药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自杀率，因为在农村地区，服用农药曾是常见的自杀方式。对自杀未遂者开展医院随访护理，通过持续支持降低再次自杀未遂的风险。守门人培训项目则帮助教师、警察、社会工作者和社区领袖识别预警信号，并转介有需要的人寻求帮助。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年轻人和中年群体的自杀预防工作已陷入停滞，自杀率从2017年前后开始上升。要弥合这一差距，需要开展广泛且持续的行动，服务应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实际场景。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初级保健，可以缩短等候时间并减少污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为常规护理看家庭医生。扩大公共卫生中心的当日就诊服务并补贴心理咨询，可以降低费用障碍。数字服务有助于筛查、短程治疗和两次就诊之间的随访，同时仍须保护隐私。
降低获取自杀手段的风险仍应是优先事项。在已知跳落地点设置屏障和监控、推广安全储存项目，以及采取销售措施，让人们在危机期间更难获得有害产品，都能挽救生命。媒体可以遵循最佳实践，避免详细描述和渲染，并提供求助信息。这些做法有助于减少维特效应，即自杀事件被广泛报道后引发死亡人数上升。通过教育展示应对困境的故事，有时称为帕帕盖诺效应，则能促进康复并鼓励人们寻求帮助。
针对40多岁人群采取措施
中年预防工作需要同时应对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工作和照护压力。初级保健诊所和职场健康项目可以在常规就诊和年度体检时筛查抑郁、焦虑和酒精滥用问题。临床医生发现风险后，可以提供简短干预、安全计划，并迅速转介接受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雇主也能发挥作用，例如提供保密咨询、在照护危机期间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并培训管理人员以不带污名的方式应对员工困扰。
经济压力是中年阶段的一大诱因。将心理健康服务与债务咨询、住房援助和法律援助结合起来的协调项目，有助于在治疗开始的同时稳定日常生活。照护者可受益于临时替代照护服务、雇主支持的休假安排，以及面向老年人的社区日间项目。男性面临的风险最高，但往往较少寻求帮助。面向男性设计的宣传和服务，包括同伴小组、初级保健诊所提供的短时咨询，以及社区中心的支持项目，可以弥合这一差距。
现在就寻求帮助
如果你正在考虑自我伤害或自杀，或担心他人可能有此风险，现在就能获得帮助。在韩国，请拨打保健福祉部求助热线109。该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通。你可以申请英语服务翻译。如需外语协助以联系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也可以拨打Danuri门户热线1577-1366。如果存在紧急危险，请联系紧急服务机构或前往最近的急诊室。
要点
- 2024年，自杀成为韩国40多岁人群的首要死因，这是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癌症成为该年龄段的首要死因。
- 韩国2024年记录自杀死亡14,872例，创13年来新高，全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29.1人。
- 男性自杀死亡率是女性的2.5倍，凸显死亡率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
- 40多岁人群的全部死亡中，26%由自杀导致，癌症占24.5%。
- 2024年，青少年和30多岁人群中自杀死亡所占比例也有所上升。
- 韩国的自杀率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接近OECD平均值的三倍。
- 老年人口较多、诊所较少的农村和沿海地区男性自杀死亡率较高，凸显了制定地方应对策略的必要性。
- 限制农药使用和医院随访护理等政策帮助了老年人，但年轻人和中年群体需要新的应对方式。
- 整合初级保健、便利获得心理咨询、减少获取自杀手段的机会、负责任的媒体报道和职场项目，都有助于减少死亡。
- 在韩国可拨打保健福祉部求助热线109或Danuri门户热线1577-1366寻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