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跟踪骚扰新法出台后，报案数量激增
韩国跟踪骚扰报案数量在法律改革后大幅上升。政府数据显示，报案数量迅速增加，公众寻求帮助的意愿也有所增强。司法部向议员提供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报告跟踪骚扰案件13,269起，高于2022年的7,626起。今年前七个月，又新增7,981起报案。如果这一势头持续，2025年全年案件总数可能超过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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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增长与司法系统对待跟踪骚扰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出现。韩国于2021年10月颁布《跟踪骚扰犯罪处罚法》，结束了多年来将相关投诉往往按轻微公共秩序违法行为处理的做法。该法将跟踪骚扰界定为反复或持续实施、违背他人意愿并引发恐惧或焦虑的行为，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或罚款3,000万韩元。2023年的修订删除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条款：受害者不表示同意追究时，嫌疑人可以免受处罚。这一修改消除了起诉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这一转变并非孤立发生。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案件引发了社会抗议，也促使妇女权益团体呼吁加强预防、加快介入。其中包括2022年，一名28岁的首尔地铁职员在新堂站遇害；此前，她曾举报自己长期遭受骚扰。公民社会的施压和媒体持续关注，推动跟踪骚扰从私人投诉上升为公共安全议题。
案件走势凸显了变化的规模。2021年新法实施后的前三个月，仅有406起报案。到2023年底，报案数量已超过10,400起。这一增长表明，报案意愿和执法力度都在增强，但受害者保护和法院保护措施方面仍存在不足。
法律有哪些变化
2021年颁布的法律首次在韩国全面界定跟踪骚扰，并设定了与其可能升级为人身伤害的风险相匹配的处罚。该法涵盖多种行为，包括违背他人意愿接近或跟随对方、在受害者住所、工作场所或学校附近等候或徘徊、发送对方不想收到的信息或图片、以引发恐惧的方式损坏财物、传播个人信息以及冒充他人。持续或反复实施此类行为可作为犯罪起诉，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或罚款3,000万韩元；如使用武器，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并处以更高罚款。违反法院命令还可能招致额外处罚。
紧急措施和法院保护
警方接到跟踪骚扰报案后，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制止相关行为、隔离嫌疑人与受害者、下令禁止嫌疑人进入受害者重要地点100米范围内，以及禁止嫌疑人向受害者拨打电话、发送短信或通过网络联系。如果受害者面临再次受到伤害的严重风险，可以将其转移至庇护所。根据法律，司法警察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但须迅速提交法院审查；检察官则可以申请法院作出临时命令，包括限制令、在必要时实施拘留，以及在某些案件中进行电子监控。法律还规定了变更或撤销相关措施的程序，并要求保护受害者身份。
2023年修法
2023年，国会删除了受害者同意追究条款。此前，妇女团体指出，跟踪骚扰者经常向受害者施压，迫使其撤回投诉。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来自不同政党的议员支持这项修改，称这是必要的修正，确保检方依据证据和风险推进起诉，而不受嫌疑人对受惊受害者施加的压力左右。倡议团体负责人表示，在多年争取之后，这项修改早就应该完成。
韩国女性热线负责人宋兰熙对这一修改表示欢迎，同时批评改革来得太迟。她说，原有条款从根本上误解了跟踪骚扰的实际情形：受害者往往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发声。
这件事早就该做了。自最初的反跟踪骚扰法立法以来，我们就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并一再呼吁政府废除这一不合理条款。
保护令审批未能跟上
报案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法院对紧急保护措施和临时保护措施的批准率却有所下降。议员援引的数据显示，法院对检察官提出的紧急措施申请的批准率，从2021年末的98.4%降至2022年的98.1%、2023年的97.9%和2024年的95.8%；截至今年7月，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93.3%。司法警察提出的申请获批率也从2022年的94.1%降至2024年的92.2%。与此同时，检察官申请较长期临时措施的获批率一直维持在84%左右。
这些数据令权益倡导者担忧，因为临时措施对于防止骚扰升级至关重要。限制令、转移至安全场所以及禁止电子联系，旨在为制定安全计划争取时间和空间。即使原有批准率较高，批准率下滑仍意味着，更多受害者在风险尚未消除时就不得不回家，且得不到法院支持的保护。
共同民主党议员全贤姬表示，如果检察官或警方提交了可信的风险评估和反复骚扰的记录，司法机关就应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受害者迫切需要帮助，却仍暴露在跟踪威胁之中；法院此时迟迟不采取行动，就是失职。
改变公众看法的案件
2022年首尔新堂站发生的凶杀案，令人痛心地展现了保护措施失效的后果。警方指控全珠焕跟踪一名同事，不断给她打电话、发信息并偷拍。受害者在六个月内两次举报他，但他没有被拘留。他被解雇，并因跟踪骚扰罪面临宣判。开庭前一天，他来到受害者工作的车站，在洗手间内持刀将她刺死。这起袭击引发了悲痛和愤怒，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对议员和法院的压力，要求堵上法律漏洞，并在虐待行为升级的早期更有力地采取保护措施。
全珠焕被捕后，在被带到记者面前时道歉并承认有错。
我做了一件真的很疯狂的事。
学者表示，这起案件集中体现了女性普遍的脆弱感。她们指出，繁忙车站的洗手间本应是最安全的公共场所之一。
韩国政治学兼职教授李孝彬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种恐惧。
对女性来说，韩国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了，因为这起袭击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
首年案件揭示了什么
一项对2021年法律实施首年法院判决的学术研究，具体呈现了相关风险因素。研究人员分析了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间的193起跟踪骚扰案件，发现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平均年龄略高于42岁。被指控的跟踪骚扰者中，前亲密伴侣占比最高；被拒绝是最常见的作案动机。据报告，约16.6%的跟踪骚扰者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其中被诊断者较常见的是精神病性障碍。与纯粹的网络或间接行为相比，直接联系和接近受害者的行为更为普遍。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实际保护往往取决于能否迅速介入并清楚记录证据。法律要求行为是反复或持续发生的，因此及早报案和收集证据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涉及前伴侣的案件中，骚扰模式常包括打电话、上门、在住所或工作场所附近等候，以及冲突不断升级。警方越快记录相关行为模式并取得禁止接触令，就越有可能防止严重伤害发生。
数字跟踪骚扰快于法律应对
专家警告，借助技术实施的监视和骚扰正超越现有法律框架的应对能力。韩国智能手机几乎普及，社交媒体生态密集，受害者报告称，自己遭遇了间谍软件安装、实时GPS追踪和全天候信息轰炸，对方借此监视、孤立并恐吓受害者。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近期的一项分析指出，韩国缺乏基于技术手段实施跟踪骚扰的官方统计数据；一些行为，如秘密GPS追踪，通常按侵犯隐私起诉，而非按跟踪骚扰处理，这可能导致处罚力度受限，也模糊了威胁的性质。
韩国大检察厅性别平等事务官裴成信研究过技术介导的虐待行为。他指出，这种伤害并非抽象或轻微，持续的监视和威胁会彻底改变受害者的日常生活。
与传统的身体跟踪骚扰不同，技术介导的跟踪骚扰无需直接接触，就能施加强大的控制，让受害者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可以称之为“无形牢笼”的处境中。
一些将强制控制视为家庭虐待核心特征的国家，正在调整法律，以涵盖恐吓和监视行为模式，即使其中并不涉及身体接触。韩国的权益倡导者呼吁议员修订跟踪骚扰法，明确将技术手段实施的控制纳入规制，并为调查部门配备必要工具、培训和数字取证支持，以便迅速采取行动。
地区背景与预防
本地区各国政府正在更新刑法，以应对心理伤害、网络骚扰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已推出《刑法》修正案，将人肉搜索和意图造成情绪困扰的通信行为定为犯罪，旨在更快、更严格地打击现实和数字空间中的欺凌行为。这些举措反映出更广泛的转变：政策不再狭隘地只关注身体伤害，而是开始承认情绪和心理伤害。
韩国也开始扩展跟踪骚扰法配套的支持体系。2023年，《跟踪骚扰预防及受害者保护法》正式将庇护所和咨询服务纳入制度，强化了安全保障网。警方可以引导受害者前往安全场所，提供有关权利和服务的信息，并与检察官协调，申请符合风险情况的保护令。
其他司法管辖区已证明有效的预防措施包括：警方首次接触受害者时进行标准化风险评估、迅速由司法机关审查紧急措施、严格执行限制令，以及对风险最高的违法者实施电子监控。警方、检察官、法院和受害者服务机构之间共享信息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针对数字证据和网络骚扰进行专业培训。
倡议者和官员目前呼吁采取哪些措施
随着报案数量上升，案件涉及人群也从前伴侣扩大到熟人和陌生人，权益倡导者呼吁简化申请保护令的流程，并加强对违反保护令行为的执法。鉴于骚扰升级的风险有充分记录，许多人敦促法院在紧急阶段更积极地签发临时禁止接触令。检察官和警方负责人则指出，需要配备充足人员和资源，以处理更多案件、监督令状执行，并在风险评估认为必要时采用电子监控。
研究技术介导虐待行为的专家希望法律条文能更明确地涵盖使用间谍软件、盗取账户、秘密GPS追踪以及跨平台协同骚扰等行为。他们还建议将技术手段实施的跟踪骚扰纳入国家犯罪统计，以指导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受害者服务机构普遍呼吁扩大庇护所数量、改善迁居支持，并设立专门处理跟踪骚扰的24小时热线；他们强调，受害者需要长期个案管理，而不只是短期危机应对。
要点
- 跟踪骚扰报案数量从2022年的7,626起升至2024年的13,269起；截至今年7月，已报案7,981起。
- 2021年《跟踪骚扰犯罪处罚法》规定，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使用武器时，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
- 2023年修法删除了受害者不表示同意追究时嫌疑人即可免受处罚的条款。
- 报案数量上升之际，法院对紧急措施和临时措施的批准比例却在下降。
- 2022年新堂站凶杀案激发了公众对更迅速、更有力保护受害者的诉求。
- 一项对首年案件的学术研究发现，大多数跟踪骚扰者是受害者的前伴侣，常见动机是遭到拒绝，主要行为模式是直接接触。
- 专家警告，数字跟踪骚扰仍存在法律盲区，包括间谍软件、GPS追踪和协同网络骚扰等问题。
- 权益倡导者呼吁明确将技术手段实施的控制纳入法律规制，加快签发保护令、加强执法，并扩大庇护和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