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致命夜班引发对职场伤害更全面的审视
一名酒店维修工每周平均工作40小时零2分钟，之后因脑出血死亡。韩国最高法院裁定，不能仅凭这一数字就驳回其家属的赔偿申请；法院还指出，他约12年来一直轮班，血压不断升高，并在地下机械室从事高强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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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7日，最高法院第一庭推翻了对家属不利的判决，并将2024Du40400号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马勇柱大法官担任该案主审法官。该裁决要求法官审查工作时长、轮班模式、体力要求和危险环境如何共同产生影响。
这名工人以A为代称，2019年4月16日凌晨约5时30分，在已停业的首尔喜来登皇宫江南酒店上完夜班后被发现昏迷，时年41岁。他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尸检确认死因为非外伤性脑内出血，即脑内出血并非由外部创伤造成。
其配偶向韩国劳动者工伤补偿与福利公团申请遗属补助和丧葬费。该机构驳回申请，两级下级法院均维持其决定，主要依据是其工时低于政府认定长期过劳的指标。
最高法院的裁决让家属获得了再次争取赔偿的机会，但并未立即判给赔偿。首尔高等法院必须依据更全面的法律标准，重新审查他的工作与死亡之间的关联。法院未公布重新审理的日期。
工时数据揭示了他生命最后几周的状况
脑出血发生前，A的平均每周工时逐渐增加。此前12周的平均工时为40小时零2分钟；最后4周升至44小时32分钟；最后一周则达到54小时33分钟。
最后一周的工时比此前12周的平均值多出14小时31分钟，增幅约36%。这一对比十分重要，因为雇佣劳动部的评估框架将此前一周内工作量、工时或劳动强度至少增加30%视为短期过度劳动的指标。
该框架还通过较长时间段评估长期过劳。12周平均每周工时超过60小时，或4周平均每周超过64小时，表明工作与脑部或心脏疾病发病之间存在较强关联。若12周平均每周工时超过52小时，评估出的关联程度会随工时增加而上升。
A的工时低于这些长期过劳指标。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尽管他最后一周的工时大幅增加，且整个职业生涯的工作负担不容忽视，法官是否仍可仅凭数字比较作出判断。最高法院表示，法官还必须审查其他情况。
为什么雇佣劳动部的指导意见不是司法判定的界限
最高法院将雇佣劳动部的通知视为面向工伤补偿机构的行政指导，而非对法官有约束力的规则。法院必须根据劳动者的具体情况，包括总工时以外的因素，判断工作与疾病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因果关系。
雇佣劳动部依据《工伤补偿保险法》第37条第1款第2项及其施行令第34条第3款，发布职业病评估框架。其2022年4月修订通知由工伤补偿政策部门于4月28日发布，记录了此后针对脑部、心脏及肌肉骨骼疾病的修订。修订后的文本以HWP文件附件形式提供，网页上未直接显示。
这份2022年的文件发布于A于2019年去世之后。最高法院的推理针对的是与其申请相关的评估框架，其中包括：即使每周工时低于52小时，不可预测的排班、轮班和危险环境也可能增强工作与疾病之间的关联。
实际影响很明确：工时仍是有用的证据，但法院还必须考虑工作发生的时间、劳动强度以及周围环境。多种负担共同作用，可能比每周平均工时所显示的情况更为重要。
不只是三个月的记录，而是12年的轮班经历
A于2012年9月开始在首尔一家酒店工作，通过一家维修公司加入酒店设施运维团队。他的工作包括清洁空调设备、排空桑拿浴池、操作锅炉，以及维修维持大楼正常运转的系统。
他的轮班经历开始得更早。大约从2007年起，他在一处拥有500多套住宅的高级住宅区从事维修工作，约5年间也一直上白班和夜班。因此，他累计轮班经历约12年。
酒店原定的轮班安排是连续上白班和夜班，随后休息3天，再上一个夜班并休息一天。在他去世前最后3个月，这一模式未能得到妥善维持。最高法院在审查最后几周的工时记录时，也考虑了这段轮班经历。
重大事件近20年来的时间线如下：
- 约2007年：A开始在高级住宅区从事设施维修轮班工作。
- 2012年9月：他开始在首尔一家酒店维修设备。
- 2014年：体检记录其血压为110/70 mmHg。
- 2017年11月：记录显示其血压升至152/90 mmHg。
- 2019年4月16日：他上完夜班后被发现昏迷，并于当天死亡。
- 2026年10月27日：最高法院推翻对其不利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
地下工作场所带来了多重负担
A在酒店地下三层的机械室工作。该处持续存在噪声，测得噪声约为78.5分贝，还有矿物粉尘、焊接烟尘以及包括铬和锰在内的危险物质。
机械室潮湿，酒店大楼已有20多年历史，设备需要频繁维修。A有时必须进入狭窄得不适合其身体的空间，也曾在维修作业中受伤。设施需要处理时，他还要应对酒店员工和顾客的投诉。
最高法院综合考量了轮班、危险环境和较重的体力劳动。每项因素都带来不同负担：不规律的工时可能扰乱休息，维修工作需要体力消耗，而机械室则使他暴露于噪声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重新评估时，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工作条件如何与A的健康状况和工作经历相互作用。下级法院更看重夜班后的排定休息时间，并认为噪声不足以影响其健康。最高法院要求全面审视整个工作环境。
血压为何成为关键因素
A的体检记录显示，他的血压从2014年的110/70 mmHg升至2017年11月的152/90 mmHg，后一次读数已达到高血压范围。高血压是指血压持续偏高，会增加血管负担，并可能导致脑出血。
最高法院审查了多年的轮班是否促成了血压升高。法院认为，他夜间的血压可能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血压变化可能与轮班工作有关，并在脑出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院审查了两种可能的关联：工作条件可能促成了高血压；或者，工作负担可能与既有高血压共同作用，引发、加速或加重脑出血。在判断这起死亡是否属于工伤时，两种可能性都需要考虑。
大法官还提到了将夜间工作与血管疾病联系起来的研究，以及国际劳工组织1990年《夜间工作公约》。该公约涉及夜班劳动者的健康评估，以及在健康状况不适合继续上夜班时调岗。这些内容支持法院关注夜间工作对健康造成的负担。
下级法院为何作出不同判决
下级法院接受了工伤补偿机构的主张，认为A的工时未达到长期过劳指标。法院还依据医疗意见，认为体重增加和高血压等个人健康因素可能是脑出血的原因。
一审法院将吸烟和缺乏治疗也列为考量因素。二审法院采纳了专家意见，认为每月上七八个夜班不构成长期过度劳动。法院还考虑了夜班后的休息时间。
最后一周工时增加也是争议焦点。下级法院指出，部分记录工时用于参加工会培训活动。最高法院反对仅以此为由缩小评估范围，并认为脑出血发生前工时上升与负担加重有关，值得考虑。
大法官还质疑，是否可以仅凭A的体型——身高180厘米、体重88公斤——就认定其健康状况有问题。法院认为，他似乎通过锻炼维持了健康。法院还指出，雇佣劳动部2017年修订通知时，已将健康状况从用于评估工作与疾病关联的因素清单中删除。
法律标准应聚焦劳动者个体
最高法院表示，因果关系应结合A本人的健康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而不是以普通人的情况为标准。通俗来说，法官必须考察这份工作对这名劳动者造成了什么影响，包括工作要求与既有疾病之间是否相互作用。
当涉及高血压等疾病时，这种做法尤为重要。劳动者可能本身就有健康易感因素，同时工作也可能促成致命事件。法院的任务是评估工作、基础疾病和最终疾病之间的关联。
从提起诉讼到最高法院作出裁决，A的家属等待了6年零9个月。徐宝烈律师代表劳动者一方。经历漫长诉讼后，这项裁决明确要求首尔高等法院审查的内容：他的工作经历、最后一周工时增加、体力劳动和工作场所暴露因素的综合影响。
对其他赔偿申请有何影响
对于轮班或从事危险工作的劳动者来说，这项裁决表明，不能仅凭工时数字就否定工作与脑部疾病之间的关联。判决要求关注工作的整体负担，包括每周工时总数可能掩盖的劳动要求。
A的案件也表明，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可能反映出不同情况。他此前12周的平均工时接近每周40小时，最后一周超过54小时，而轮班工作经历约12年。法院认为，每个数字都反映了相关职业暴露的不同方面。
首尔高等法院将重新审理家属对拒绝发放遗属补助和丧葬费的决定提出的异议。对家属而言，具体问题仍是能否获得与2019年死亡事件相关的赔偿。对于其他涉及夜间工作的申请，这项判决提供了更全面的审查方法，用以判断工作是否导致或加重疾病。
要点
- 最高法院于2026年10月27日在2024Du40400号案件中推翻了对A家属不利的判决。
- A此前12周的平均每周工时为40小时零2分钟，最后一周升至54小时33分钟。
- 法院要求考量约12年的轮班经历、危险工作条件和较重的体力劳动。
- 他的血压从2014年的110/70 mmHg升至2017年11月的152/90 mmHg。
- 雇佣劳动部关于工时的指导意见不约束法官对工作与疾病关联的判断。
- 首尔高等法院必须重新评估这项申请。该裁决尚未判给遗属补助和丧葬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