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的转折点
韩国的家庭生活正在经历罕见的快速重塑。韩国统计厅最新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结婚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年出生人数也降至1995年的约三分之一。总和生育率，即一名女性预期生育的子女平均数量，从1995年的1.63降至2024年的0.75，为发达经济体中最低水平，约为经合组织平均值的一半。2023年，这一数字降至创纪录的0.72，去年则略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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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键数据背后，是家庭组建方式和时间的显著变化。人们结婚越来越晚，初婚如今主要集中在30多岁。跨国婚姻在所有婚姻中的占比，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按国际标准，非婚生育仍然少见，因此出生人数的变化与婚姻登记密切相关。在长期下滑后，结婚人数和出生人数于2024年双双小幅回升。官员将此归因于疫情后的补偿性回升，以及30岁出头女性群体规模扩大。
人口学家警告，韩国已进入超高龄社会，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年龄中位数迅速上升。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劳动力规模、养老金收支测算以及地方学校关闭等方方面面。政策制定者正试图遏制这一趋势，同时为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成本做准备。
数据揭示的趋势
韩国统计厅的历史数据清楚呈现了过去30年的变化。粗结婚率从1995年的每千人8.7对降至2024年的4.4对。年度结婚人数在1996年达到峰值，为434,900对，之后持续下滑，2022年降至191,700对。2023年结婚人数小幅回升至193,700对，2024年则大幅增加至222,400对，但仍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低约44%。该机构每年发布的新闻稿汇总了相关趋势，详见韩国统计厅。
结婚更晚，子女更少
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5年的28.4岁升至2024年的33.9岁，女性则从25.3岁升至31.6岁。为人父母的年龄也在增长。母亲生育时的平均年龄从27.9岁升至33.7岁，父亲则从31.1岁升至36.1岁。35岁及以上母亲所生婴儿目前占出生总数的35.9%，高于1995年的4.8%。家庭规模也在缩小。第一胎出生人数从1995年的345,800人降至2024年的146,100人，但其占比从48%升至61%。第二胎出生人数减少约四分之三，第三胎也以相近幅度下降。从结婚到生育第一胎的平均间隔从1.5年延长至2.5年。
其他指标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非婚生育在韩国长期少见，其占比从1995年的1.2%升至2024年的5.8%。多胎生育（如双胞胎）的占比从1.3%升至5.7%，这一变化通常与产妇年龄增长及生育治疗的普及有关。
跨国婚姻再度增加
国际婚姻从1995年的13,500对（占全部婚姻的3.4%），增至2024年的约20,800对（占9.3%）。韩国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约15,600对，韩国女性与外国男性结婚约5,000对。国际婚姻于2005年达到峰值，此后回落，并从2022年起再次增加。
出生人数下降最严重的地区
过去30年间，庆尚南道出生人数降幅最大，约为80%；釜山和全罗北道均下降约75%。2024年，首都圈出生人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京畿道占28%，其次是首尔（19%）和仁川（6%）。
为何许多韩国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
统计数据反映出深层的经济和文化制约因素。生活成本高企，首尔周边的住房尤其昂贵，私立教育也普遍被视为必不可少。按经合组织标准，韩国工时仍然很长，职业中断的代价也很高。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女性承担的无偿照护工作则远多于男性。许多年轻人形容，他们不得不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艰难取舍。
社会学家和倡议人士还指出，一些社会规范限制了其他选择。按全球标准来看，非婚生育仍不常见。韩国不承认同性婚姻，未婚女性获得供精人工授精服务的机会也有限。规模不大但颇具声势的“4B运动”鼓励部分女性以拒绝约会、性关系、婚姻和生育的方式，抗议僵化的性别角色。据“全球健康智库”（Think Global Health）及其他研究人员的分析，仅靠现金激励并未改变这些选择。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几名20多岁和30多岁的女性讲述了她们为何推迟或放弃生育。30岁的首尔电视制作人艺珍说，工作时间和职场要求让她无暇照顾孩子；她还表示，如果有了孩子，家务和照护责任很可能会落到自己身上。
在韩国工作很辛苦，你会陷入无休止的工作循环。
这种状况也体现在育儿假使用情况上。父母双方都有权在孩子年幼时休假。然而，2022年只有约7%的新晋父亲休过任何形式的育儿假，而母亲这一比例约为70%。这种差距进一步强化了照护主要是女性责任的观念。许多女性担心休假会损害职业发展。经合组织的研究指出，这种模式会持续压低生育率，并促使部分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总统尹锡悦称这一局面是国家紧急状况，并表示以往鼓励生育的支出并未奏效。他称韩国社会竞争过度且毫无必要，并要求制定政策，将低生育率视为结构性问题，而非短期反常现象。
政策是否开始见效
经过多年下滑，相关数据在2024年略有回升。结婚人数连续第二年增加，达到222,400对。出生人数升至约238,000人，高于前一年的历史低点；总和生育率也从0.72小幅升至0.75。官员指出，婚姻与生育之间存在明显关联。韩国约95%的出生发生在婚姻关系内，因此结婚趋势往往预示着出生人数的变化。
补偿性回升与30岁出头女性群体扩大
近期有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疫情期间推迟登记的婚姻和生育如今正在补办。30至34岁女性人口暂时增加，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初婴儿潮的回声。月度数据呈现了这一变化。2025年4月，出生人数同比增长8.7%，达到20,717人，创34年来最大单月增幅；同期婚姻登记连续第13个月增长。2025年第一季度出生人数较上年同期增长7.3%。
现金、照护与文化
历届政府已投入数百兆韩元支持家庭，措施包括育儿津贴、住房补助、为已婚夫妇提供试管婴儿治疗保障、扩大托育服务以及延长带薪育儿假。2024年和2025年推出的新举措延长了陪产假、引入弹性工作安排，并通过贷款和住房政策扶持新婚夫妇。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在尝试举办联谊活动及其他社会引导措施。研究人员提醒，补贴虽能增加收入，但如果职场文化不变、照护责任分担不更平等、教育竞争不降温，作用就十分有限。经合组织在其关于韩国低生育率的分析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经济学家提醒，短暂回升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首尔大学的洪锡哲对当地媒体表示，仅靠削减成本还不够。
需要努力解决结构性社会问题。
国际媒体和人口学家也持谨慎态度。死亡人数仍超过出生人数，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女性人数还在持续减少。如果更深层的制约因素得不到缓解，任何回升都可能只是短暂现象。
国际婚姻与移民的作用
国际婚姻是少数持续增长的领域之一。2024年，跨国婚姻约占全部婚姻的十一分之一，高于1995年的约三十分之一。继20世纪00年代中期一度激增、随后回落后，这一趋势自2022年起再次上升。其背后既有个人选择，也有经济现实，包括长期存在的农村婚姻市场失衡。
移民日益成为人口议题讨论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以及“全球健康智库”和经合组织等机构的政策评估认为，增加外籍劳工和家庭的流入，有助于维持劳动力规模、支撑老龄人口。即使生育率上升，未来几十年20多岁和30多岁的女性群体仍会缩小。有管理的移民政策，加上对已在韩国生活的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更好的支持，能够帮助社会适应转型、缓解其冲击。
让多元文化家庭有归属感
专家表示，有针对性的语言项目、学校支持以及防止歧视的保护措施，有助于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茁壮成长。企业和地方政府投入资源促进包容，可以扩大潜在劳动力和社区领袖的群体。如果国际婚姻持续增加，且韩国依靠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这种做法将更加重要。
经济和社会影响
如果没有持续的改变，数据预示着韩国人口将变得更少、更老。经合组织估计，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移民规模仍然有限，韩国人口在未来60年可能减半。到2080年代，老年人口占比可能接近60%。老年抚养比将上升，给养老金制度和长期照护带来压力，同时缩小税基。
地方层面的影响已经显现。一些地区的学校已经合并或关闭。医疗和福利预算的增速快于财政收入。照护、建筑和先进制造业雇主面临劳动力短缺，与此同时，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并存，精英岗位的筛选周期也很长。许多家庭都在谈论住房和补习的沉重成本，而这两项支出正让人们不愿多生孩子。
悲观情绪已蔓延到统计数据之外。2023年，在韩国一家公共教育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美国法学学者琼·C·威廉姆斯直言不讳地谈到韩国的生育数据。
韩国真是彻底没救了。
她的话道出了人口结构问题如何迅速成为主流关切。如今，政策制定者、雇主、学校和家庭面临艰巨任务：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降低生育子女带来的成本和风险。
哪些改变可能扭转趋势
专家指出，一揽子措施比单项政策更有效。缩短工时、安排可预期的工作时间并提供真正的灵活性，能让父母兼顾事业发展。薪酬充足且广泛使用的陪产假，有助于缩小家庭内部的照护差距。可靠且服务时间较长的托育机构，可以减少对祖父母或私人补习的依赖。降低年轻夫妇购房门槛、尤其是在就业机会较多地区的住房政策，可以缓解他们的焦虑。
教育改革也是一项政策杠杆。政策制定者可以扩大课后项目，提高重点学区以外的学校质量，并抑制过度的私人补习，减轻家庭预算负担。如果父母不再觉得必须花钱让孩子上昂贵的补习班才能跟上进度，生第二个孩子的预期成本就会降低。
性别平等是关键。加强对育儿假期间及之后歧视行为的执法，建立更公平的薪酬体系和不因离岗而受罚的晋升渠道，都能表明生育不会终结职业生涯。一些分析人士主张，像法国和北欧国家那样，将部分育儿假专门留给父亲，逾期不用即作废；事实证明，这能提高男性休假的比例。
经济支持仍然重要。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一些设想，例如向新婚夫妇发放大额低息贷款，依据子女数量减免债务；将育儿津贴延长至18岁；以及通过税制改革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如果这些福利与职场和教育改革结合起来，解决年轻人犹豫不决的原因，就更容易获得支持。
移民与包容政策也能起到补充作用。为技术工人和必要岗位从业者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居留途径，并支持他们的家庭，有助于在国内出生人数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维持经济活力。政策制定者还可以修改限制组建家庭选择的规定，包括取消对未婚女性接受辅助生殖的限制，让法律更符合现实生活。
要点
- 韩国结婚人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减少约一半，随后于2024年回升至222,400对。
- 出生人数从1995年的715,000人降至2024年的约238,000人；总和生育率从2023年创下的0.72略升至0.75。
- 结婚年龄不断推迟，父母年龄也在增长；35岁及以上母亲所生婴儿占出生总数的比例升至35.9%。
- 第一胎在出生人数中的占比上升，第二胎和第三胎则大幅减少；从结婚到生育第一胎的间隔延长至2.5年。
- 2024年，国际婚姻占全部婚姻的9.3%，自2022年以来再度增长。
- 出生人口仍集中在首尔地区；自1995年以来，庆尚南道、釜山和全罗北道的出生人数降幅最大。
- 高昂的住房和教育成本、长工时以及较大的性别工资差距，是许多年轻人推迟或放弃婚姻和生育的主要原因。
- 政府支出和新政策扩大了育儿假、托育和住房支持，但分析人士认为，职场文化和性别规范仍需更深层的改变。
- 月度数据表明，2024年末至2025年初出生人数有所回升，原因包括疫情后的补偿性回升和30岁出头女性群体扩大，但这一趋势能否持续尚不确定。
- 专家建议采取综合措施：弹性工作、平等分担照护责任、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和教育、有针对性的经济支持，以及务实的移民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