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墓葬，中心却出奇紧凑
蒙古东部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的一座墓葬绵延73米，出土了413件文物，其中包括一只可能产自罗马帝国的玻璃杯、15件雕刻玉器，以及与朝鲜半岛出土文物相似的银质马饰。然而，墓葬中心却出乎意料地紧凑：两层套叠的木室围着一口棺木。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于2026年11月6日宣布，已完成对160号墓的发掘，并称这是蒙古境内已确认的最大规模匈奴墓葬。墓葬位于肯特省巴彦阿达尔嘎县，深入地下14.5米，上方覆盖着九层石块。
考古学家判断，这座墓葬年代为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距今约2000年。宏大的建造规模、珍贵的随葬品与较小的中心墓室组合在一起，为研究人员带来两条相互关联的研究线索：匈奴上层如何获得来自遥远地区的物品，以及随着政治权力衰退，其丧葬习俗如何变化。
此次发掘由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蒙古国家博物馆共同开展。三方于2023年启动160号墓发掘，并于2026年完成。这项工作建立在数十年来各方在蒙古考古遗址开展合作的基础上。
墓中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研究人员计划对从棺木中发现的牙齿和头发进行科学检测，并对玻璃器皿开展化学分析，以调查其产地。这些研究将把引人注目的出土物与有关其来源和墓主人更准确的信息联系起来。
宏大墓葬如何建成
若计入向南延伸的墓道，160号墓全长约73米。古代建造者将地面挖成阶梯状，安置墓室结构，再用层层石块封墓。发掘人员逐层清理这些覆盖层，向墓葬中心推进。
层层套叠的木结构围住一口棺木。棺木正上方是一辆髹漆马车，表面涂有漆层作为保护性装饰。研究人员认为，这辆马车、珍贵的随葬品以及建造墓葬所需的人力，表明墓主人属于匈奴社会的最高阶层。
博物馆公布的完工发掘测量数据小于早前的描述。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家G.额尔登曾称，发掘坑长约90米、宽逾40米、深16至17米；另一份初步估算则称墓葬长88米、深18米。
额尔登还介绍了这项工程的实际规模：每天平均清运160吨土方，共清理土石超过4万吨。他的描述将精工制作的出土物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之中：无论是古代修建还是现代发掘，这座墓葬工程都需要大量组织协调。
较浅的墓室为何重要
墓葬深达14.5米，这一数据引起研究人员关注，因为蒙古中部规模相近的匈奴墓葬深度可达22米。按此计算，160号墓浅了7.5米，深度约少三分之一。
研究团队2019年在杜尔利格纳尔斯考察的一座较小陪葬墓也呈现出类似特征。这为团队提供了同一墓地内的另一个实例，可与160号墓不寻常的中心墓室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推测，这种建筑形制可能反映了匈奴势力衰退时期的社会变化。该墓葬属于匈奴权力正在变化的时期，但其宏大的外部规模和丰富的随葬品仍显示出墓主人所能支配的资源。将主墓与周边墓葬进行比较，有助于研究人员考察这些变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可能远道而来的罗马玻璃杯
一件带把手的透明玻璃器皿是此次发掘中最引人关注的发现之一。研究人员怀疑它产自罗马帝国境内，并计划检测其化学成分，以调查制作地点。
玻璃中含有制作者使用的多种原料。测定这些成分有助于专家将器皿与已知的生产传统和可能的制造地区进行比较。因此，计划中的分析对于了解这只杯子在墓葬出土物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贸易、外交赠礼以及经由中间社群进行的交换，都是珍贵物品可能抵达蒙古草原的途径。一件物品在到达最终目的地前，可能经过多方转手。发掘团队尚未确定这只杯子的生产中心，也不清楚它如何抵达杜尔利格纳尔斯。
作为发掘牵头机构之一，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称，这批文物体现了欧亚大陆各地之间的联系。博物馆在公告中表示：
此次发掘清楚表明，2000年前的匈奴与一个广泛的交流网络相连，该网络从罗马延伸至朝鲜半岛。
对于这只杯子可能产自罗马的判断，与研究人员对玉器和银器所作的更具体比较相互印证。这些发现使研究人员得以探讨多种形式的交流，包括成品的流动、装饰风格的采纳以及丧葬习俗的传播。
15件玉器展现习俗的变迁
棺木底部层叠放置着15件玉器。研究人员将它们与玉璧相比较。玉璧是中国汉代丧葬习俗中常见的礼仪性玉器。
杜尔利格纳尔斯出土的玉器不同于常见的汉代圆形玉璧，形状不规则，表面雕刻精细。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差异表明，匈奴接纳了汉代丧葬文化的某些元素，同时又根据自身喜好改变了其外观。
玉器放在棺木内部，作用不同于单纯存放在墓中其他位置的财物。它们是死者身边布置的一部分。玉器的形状、装饰和摆放位置，既能反映丧葬选择，也能说明匈奴与周边社会的联系。
银器、金器和水晶指向朝鲜半岛
一件葫芦形银饰与朝鲜半岛出土的器物尤为相似。这件坠饰由薄银片锤揲制成，其造型类似于乐浪（又称南浪）墓葬中出土的马具装饰。这些墓葬位于今平壤一带。
研究人员将其与西岩里219号墓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比较，相关饰品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杜尔利格纳尔斯出土的坠饰中心镶有一块水晶石，使其在相似造型之外又具独特之处。
旁边出土的一件圆形金饰以金箔制成，透明水晶下方衬有红色和蓝色材料。光线透过水晶时，下面的颜色便会显现。研究团队称，这是首次在匈奴墓葬中发现这类饰品。
银饰很可能用于装饰马具，精巧工艺被运用在与骑乘相关的装备上。它与髹漆马车一道，展现了交通工具和马匹在这座墓葬彰显身份的安排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博物馆表示，此前在蒙古东部尚未发现过品质和规模如此出众的文物。它们的重要性在于不同地域传统的器物汇聚一处，出现在一座经过精心布置的上层墓葬中。
发现背后的数十年研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自1997年起便在蒙古草原开展调查研究。该馆研究人员将这项工作与一个问题联系起来：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社会如何影响古代韩国文化的发展。
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约有300座墓葬。此前的发掘已在此发现其他精美墓葬，为研究160号墓提供了越来越多可供比较的实例。
一项于2007年8月公布的发掘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室长11米、宽9米，墓道长15米，棺木位于地下8米处。出土物包括髹漆马车、玉器、金饰和马具。考古学家还发现了12匹马以及10多只绵羊和山羊的遗骸，并将它们与祭祀活动联系起来。
与那座早期发掘的墓葬同时考察的两座较小方形墓中，出土了青铜容器、陶器和漆器等物品。因此，墓地的研究历史不仅涉及一座非同寻常的大墓，也涵盖大小墓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随葬品和建造方式。
发掘工作及后续计划
从早期田野调查到文物保护和实验室研究，这项工程的重要时间节点如下：
- 1997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开始在蒙古草原开展研究。
- 2007年：杜尔利格纳尔斯其他墓葬的发掘成果记录了马车、马具和珍贵随葬品。
- 2019年：附近一座陪葬墓也显示出较小、较浅的中心墓室。
- 2023年：160号墓联合发掘启动。
- 2026年8月21日：蒙古总统乌赫那·呼日勒苏赫视察发掘现场。
- 2026年11月6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宣布发掘工作完成。
- 2026年11月6日至7日：相关发现于江陵举行的韩国考古学会第50届全国学术大会上公布。
研究人员将检测棺木中的牙齿和头发，以了解墓主人的生理性别、年龄，以及其与邻近墓葬中死者可能存在的亲属关系。遗传分析或可帮助确认亲缘关系，使团队得以研究墓地的安葬布局是否也反映了家族联系。
文物计划于2026年底前运往韩国进行保护处理和科学分析，届时将有两名蒙古研究人员以文物保护培训学员身份参与。博物馆还计划利用发掘现场的三维记录制作数字内容，之后发布完整的发掘报告。实验室分析结果和最终报告的发布日期尚未公布。
发掘之外的墓地保护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额尔登表示，包括杜尔利格纳尔斯在内的匈奴上层墓葬遗址于2026年7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额尔登指出，这一遗址群包括六处地点：诺颜乌拉、杜尔利格纳尔斯、戈尔莫德一号墓地、戈尔莫德二号墓地、奇赫尔廷祖和塔希勒廷霍特戈尔。
额尔登将这些遗址置于更广阔的考古记录中。他表示，欧亚大陆已记录超过2.5万座匈奴墓葬，其中14处包含上层墓葬的遗址有10处位于蒙古、4处位于俄罗斯。入选的蒙古遗址代表着不同地区、时期和墓葬形式。
杜尔利格纳尔斯与塔希勒廷霍特戈尔相距约2000公里，但额尔登指出，两地的墓葬结构、仪式和文物存在相似之处。研究共同习俗与地域差异的结合，有助于解释这个广阔的草原帝国如何组织自身。
如今的保护工作涉及遗址边界、管理和设施等实际问题。额尔登呼吁设立专门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并介绍了在杜尔利格纳尔斯建设研究中心和设有两个展厅的博物馆的计划；由于资金不足，这些计划已经延误。文物保护与墓地维护是并行的任务：出土物需要在实验室进行处理，而赋予它们历史背景的场所也需要得到长期保护。
要点
- 杜尔利格纳尔斯160号墓连同墓道全长73米，深达14.5米。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称其为蒙古境内已确认的规模最大的匈奴墓葬。
- 发掘人员共出土413件文物，包括可能产自罗马的玻璃器、15件玉器和精美马饰。
- 中心墓室规模较小，与附近一座墓葬相似，或有助于研究匈奴社会的变化。
- 科学研究将调查玻璃器的来源，以及墓主人的生物学特征和可能的亲属关系。
- 后续计划包括文物保护、数字记录和发布完整发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