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起调查，仅报告12人的追踪结果
斯里兰卡失踪人员办公室报告称，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完成5,791起调查。同一份年度报告中，其追踪部门表示，在警方协助下开展的调查查明了12人的下落：6人在斯里兰卡境内，4人合法居住在国外，1人在国外但没有合法身份，另有1人被认定已不再属于失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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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一个肩负更大责任的机构不同方面的工作。其数据库收录了21,374份实体投诉；将其他记录归类为失踪军人、重复记录或不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案件后，活跃记录为14,988条。全国各地的家庭仍在寻求一个关键答案：失踪的人究竟遭遇了什么？
办公室的2023年年度报告记录了数千次访谈、经济援助建议以及协助办理法律文件等工作。报告还记载了人员有限、难以汇集早期委员会的证词，以及建立公众信任面临的困难。
对于已经向政府官员作证的亲属来说，挑战具体而痛苦。多年前提供的证据必须被找到、保存并与调查联系起来，而不是让家属一再讲述他们的失去。办公室自己的记录说明，统计调查数量、提供支持和追查失踪人员下落，必须分别看待。
跨越社群的寻人工作
在1971年和1987至1989年的人民解放阵线起义期间，以及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之间于2009年结束的内战期间，数万人失踪。南部的僧伽罗家庭、主要聚居在北部和东部的泰米尔家庭，以及穆斯林家庭都遭受了苦难。
一位退休的穆斯林公务员曾在20世纪80年代调查主要涉及僧伽罗人的失踪案件。他回忆称，有证词提到尸体被陈列在木桩上、幸存者藏在尸体下，以及因弹药耗尽而免遭杀害的人。如今他身体虚弱，居住在国外，仍无法摆脱那些作证女性的悲痛与恐惧带给他的阴影。
总部设在斯里兰卡境外的国际真相与正义项目一直在协助保存他的记忆，并找回早期总统委员会的记录。这项工作包括寻找从未数字化的报告、扫描报告并比对数千个姓名。大量有关僧伽罗人失踪案件的繁琐工作由一名泰米尔研究人员完成。
斯里兰卡于10月27日举行失踪人员纪念日纪念活动，其渊源在于人民解放阵线起义及政府反叛乱行动期间的暴力事件。寻求答案的工作跨越这些时期与社群。2015年，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记录的未结案件中，斯里兰卡的数量位居第二，仅次于伊拉克。
该办公室的设立宗旨
强迫失踪是指国家官员，或经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人，带走某人后隐瞒其下落，或拒绝承认拘押了此人。该人因此失去法律保护。国家有义务展开调查、查明事实、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并提供补救。
失踪人员办公室的职权范围更广，涵盖与冲突、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有关的失踪案件，也包括被列为战斗中失踪的武装部队或警察人员。其职责包括追查失踪人员、保护亲属和证人、汇总记录并提出援助建议。
推动设立该机构的行动持续了数十年。有关这场行动的叙述将其设立时间定于2017年；办公室的年度报告则称，其依据2016年通过的法律，于2018年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关键阶段如下：
- 2016年：议会通过第14号《2016年失踪人员办公室法案》。
- 2018年：失踪人员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开始运作。
- 2020年2月：办公室开始要求家属核实记录，并在内部检查重复记录。
- 2020年11月26日：办公室向各办事处发布失踪人员名单。
- 2022年2月：办公室暂时停止受理投诉，以集中处理现有案件。
- 2023年12月31日：办公室报告称，第一阶段已完成5,791起调查。
公开名单存在重大地域缺口
失踪人员办公室公布的投诉名单说明了其记录的汇编方式。记录来自直接投诉、通过地区秘书处收集并由前国家融合与和解部转交的资料，以及武装部队提供的战斗中失踪人员名单。
名单发布说明指出一项重要遗漏：投诉数量最多的巴提卡洛阿区未被纳入，原计划稍后公布。说明没有给出这些记录的发布时间。因此，读者在考量名单覆盖范围时，应注意这一地域限制。
对于平民记录，名单列出失踪人员办公室参考编号、当事人的英文姓名及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姓名、失踪日期，以及当事人最后居住的地区。军人记录还包含军籍编号、军衔和失踪地点等额外信息。
办公室表示，名单中有些案件需要进一步澄清是否属于其职权范围。办公室还表示，应将早期政府机构、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掌握的信息汇总至数据库。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家属原本期望政府保存的早期证词。
数据库数字的含义
失踪人员办公室在2022年3月记录了21,374份直接投诉，并再次报告称，截至2023年底，实体投诉总数为21,374份。其中，6,386条记录被归类为失踪军人、重复记录或不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案件，剩余14,988条为活跃记录。
这6,386条记录合并了三个不同类别。战斗中失踪的军人明确属于《失踪人员办公室法案》的管辖范围，而重复记录和职权范围以外的投诉则需要区别处理。报告没有列出各类别分别包含多少条记录。
办公室按时期安排调查工作，优先处理2000年以后的案件，其次是1980至2000年的案件，再处理1980年以前的案件。其法律授权涵盖任何时期失踪的人，但这一顺序使第一阶段调查主要集中在较晚时期的冲突。
2023年报告称，将早期委员会报告与证词记录进行比对会占用大量工作时间。据估算，一名受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每天最多能处理15份档案。对于受早期起义影响的家庭而言，这项尚未完成的工作涉及的证据可能已有数十年历史。
调查总数上升，记录仍需更清晰的核算
失踪人员办公室的2022年年度报告记录，截至当年年底累计调查2,647起，其中2,110起于2022年完成。其2023年报告将累计总数列为5,791起，并称2023年开展了2,832起调查。
公布的数据存在核算差异：在此前累计总数2,647起的基础上增加2,832起，结果是5,479起，而非5,791起。2023年报告对第一阶段剩余调查数量也给出了两个不同数字，一处为1,221起，另一处为1,150起。报告没有解释这些差异。
调查小组通常由三名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向亲属了解失踪人员及其失踪经过，并要求提供另一名证人，随后单独对该证人进行访谈。调查小组之后会提出建议，内容可能包括法律文件、经济支持、住房或进一步调查。
追踪部门报告称，截至2023年底，已有931起投诉被建议进一步调查，其中338起已采取行动。涉及50名失踪人员的报告已转交刑事调查局。除其称已查明情况的12人外，该部门还记录了因法院诉讼仍在进行而暂缓处理的4份档案。
经济援助与寻求真相
2023年报告列出的建议包括：向2,252个家庭发放家庭重建补助，为1,565个家庭提供法律文书支持，为587起案件开展追踪或进一步调查，以及向257个家庭提供家庭支持。这些是调查小组提出的建议；款项和文件由相关部门向家庭提供。
失踪证明为失踪人员提供官方确认，可帮助亲属在其下落未明时处理行政事务。报告还记录了转介办理死亡证明的情况。经济支持则应对另一项紧迫后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可能因失踪而中断，而亲属还要花钱寻找失踪者。
国际特赦组织在2020年11月的声明中表示，每月6,000斯里兰卡卢比的生活津贴仅发放给少数家庭，随后时任政府停止了付款。该组织呼吁恢复并扩大这项援助。
当时担任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的大卫·格里菲思谈到了亲属面临的经济损失：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失踪往往会让整个家庭陷入经济困境。
此前按月发放的津贴与后来提出的家庭重建补助建议属于不同的报告时期。2023年的数据涉及拟议中的援助，而2020年的声明描述的是一项已经启动、后来又被叫停的津贴。
保护与参与仍是核心
追查失踪案件的家属和律师曾面临威胁。国际特赦组织2020年表示，人权律师库马拉瓦迪维尔·古鲁帕兰在军方对贾夫纳大学管理层施压后，被迫离开在该校的职位。他曾代理24名泰米尔青年家属；这24人于1996年被带入军方拘押。
律师阿查拉·塞纳维拉特纳代理11名青年的亲属。这些青年据称于2008年和2009年被斯里兰卡海军军官带走并失踪。她收到包括强奸和谋杀威胁在内的恐吓。国际特赦组织当时表示，尽管她提出投诉，当局仍未采取行动。
失踪人员办公室的年度报告称，一些调查地点曾发生抗议活动，办公室表示这些抗议旨在阻止投诉人参与。办公室将抗议归因于人们对赔偿的误解，以及要求国际司法或国际介入。办公室还将建立公众信任列为一项重大挑战。
在涉及遗骸的调查中，参与同样重要。在一起由瓦武尼亚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失踪人员办公室支持家属参与对遗骸开展的治安法官调查，并由律师代理的权利。办公室表示，亲属可以向调查人员提供关键信息。
寻人工作面临的现实限制
失踪人员办公室报告称，原计划设立12个地区办事处，但目前只有5个，其中包括基利诺奇办事处。其2022年人员配置报告列出的核准编制为255个职位，但只有24名正式员工和4名合同员工。次年的报告继续指出，人员短缺影响调查工作和对家庭的支持。
办公室还表示，2017年一项修正案删除了创设该办公室的法案第11(a)条，给其独立性造成困难，尤其影响其与执行职权所需的个人或组织签订协议的能力。领导层变动和招聘问题也加重了这些限制。
办公室于2022年2月暂停受理投诉，以便工作人员集中处理现有案件。2023年报告重述了这一情况，但未说明何时普遍恢复受理。报告中提出在次年完成第一阶段剩余调查的计划，是当时设定的目标。
对家属而言，取得进展需要同时满足几项具体需求：能够联系办公室、作证时受到保护、在亲属收入中断后获得生活援助，以及让调查既利用新信息，也利用已经记录的证词。失踪人员办公室的报告记录了这些方面的行政工作，同时也显示，报告的追踪结果数量要少得多。
要点
- 失踪人员办公室报告称，截至2023年底已完成5,791起调查，数据库中有14,988条活跃记录。
- 其追踪部门报告称，已查明12人的下落，并对建议进一步调查的投诉采取了338项行动。
- 最初公布的投诉名单未纳入巴提卡洛阿区；该区被列为投诉数量最多的地区。
- 办公室优先处理2000年以后的案件，同时仍需汇总早期委员会的记录。
- 建议内容包括经济援助和法律文件，并转介其他部门负责落实。
- 人员短缺、追查案件人员遭受威胁、公众信任问题以及公布数据总数不一致，都增加了寻求答案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