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逆转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自1949年现代人口统计开始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0至14岁儿童。调查数据来自去年11月开展的一次小型人口普查，覆盖2000多万人。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5.87%，略高于0至14岁儿童所占的15.25%。这一里程碑表明，这个人口约14亿的国家已跨过人口学家长期警示的一个象征性门槛，社会正从年轻型转向老龄化。调查以总人口1%的样本为基础推算，是两次十年一次的全面人口普查之间最具权威性的人口画像。调查结果显示，这一转变的速度可能快于许多政策制定者的预期。
人口结构倒置正对社会保障和家庭结构产生直接影响。独立人口学家何亚福指出，作为领取养老金和使用养老服务的主要群体，65岁及以上人口如今已超过儿童人口，进一步加重了公共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在家庭层面，老年人口增加与家庭规模缩小叠加，正在挤压传统的孝亲照护模式，而这种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非正式养老支持体系的支柱。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住院就诊、日常照护和长期护理需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家庭非正式照护者的供给，形成了公共服务尚未填补的缺口。
调查还记录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15至59岁人口目前占总人口的61.89%，较十年前的67.33%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可用于支撑不断增长的受抚养人口的劳动者减少，加剧了人们对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担忧。
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根源
当前的人口结构并非偶然，而是数十年来国家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规模和生育模式。自1980年起，独生子女政策严格限制大多数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后来政策有所调整，农村家庭若第一胎是女孩，则可再生育一个孩子。官方估计，这项政策累计减少了1亿至4亿出生人口，使总和生育率早在1991年就降至每名女性2.1个孩子的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已开始引导夫妇推迟结婚、拉长生育间隔，使生育率从1970年的6.1降至1980年的2.7。然而，严格实施一孩上限造成了年龄结构的深刻断层，其影响至今仍在持续。2016年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后，国家先后实施二孩政策和2021年的三孩政策，转而鼓励生育。但这些措施未能带来持续反弹，经济压力、性别角色变化以及小家庭观念的长期影响，都在抑制生育。
近年的数据勾勒出严峻图景。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降至1.09，据报道，2023年进一步降至约0.99，使中国跻身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列，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生育限制背景下重男轻女观念带来的副作用，也造成性别比例失衡，男性比女性约多3500万，这一差距给组建家庭和未来生育带来困难。
劳动力萎缩与照护体系承压
中国面临的不只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也在同步收缩。劳动年龄人口于2013年达到峰值，全国总人口则于2021年见顶，比此前预测早了八年。联合国模型预计，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翻一番，达到约30%；老年抚养比则将从2022年的20%升至51%。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者将需要供养比中国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多的退休人员。
公共财政正感受到压力。国家养老金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前劳动者缴费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随着缴费者与受益者比例恶化，资金缺口不断扩大。为拓宽养老保障来源，当局于2022年启动作为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并于2024年12月将其扩展至全国，覆盖参加城乡养老保险的所有劳动者。即便如此，专家警告称，如果不进行更广泛的改革，随着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全面进入退休阶段，养老金待遇水平可能承压。
在社区层面，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的传统期望正与家庭规模缩小和人口流动的现实发生冲突。“四世同堂”等多代同住的习俗正在淡化：年轻人集中迁往沿海大城市，父母则留在内陆城镇。由于可分担照护责任的兄弟姐妹减少，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多地落在独生子女身上，他们还必须兼顾事业和自己的家庭。
老龄化中国的人生故事
汇总统计数据所呈现的趋势，在黑龙江省东北部的前铁路据点伊面坡等城镇得到了印证。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该镇人口减少约三分之一，儿童人数减半，老年人口则增加逾70%。当地地标映照出人口外流：一所小学如今成了堆场，另一所被改作停车场，电影院也已废弃。居民说，如今街上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48岁的林欣在北京生活了20年后回到伊面坡，她的经历体现了数百万家庭面临的困境。由于没有其他亲属可以帮忙，她回乡照顾患病的父母，放弃了首都的经济机会。她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没有回乡打算，对是否生育也尚无定论，称自己看重个人自由和经济目标。
想法就是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养老。
林欣和她的朋友、兄弟姐妹都认同这一务实安排，这也反映出非正式互助网络正在取代多代同住的家庭模式。她20岁的女儿陆琳说，考虑生孩子之前，她希望至少有500万元人民币（约合70万美元）的积蓄，这个数额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遥不可及。这些想法有助于解释为何黑龙江2023年的出生率不到每千人3人，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之列，也解释了为何数千元的政府补贴几乎没有改变现状。
经济影响与企业应对
人口学家常说，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与在人口老龄化之前已积累财富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仍属中等收入国家时，就要应对深刻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一时机加大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劳动力短缺、福利成本上升和生产率走弱相互叠加，可能使经济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前陷入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人口老龄化可能使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到2050年前每年降低0.3个百分点；国内研究人员则预计，到204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将逐步放缓至个位数低位。
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调整。随着年轻体力劳动者供给减少，蓝领岗位工资不断上涨，威胁到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出口竞争力。对此，北京已将自动化纳入经济战略核心，通过“新质生产力”战略推动机器人应用和产业升级。与此同时，银发经济也带来商业机遇。分析人士预计，到2030年，养老市场规模可能达到3万亿美元，涵盖医疗服务、养老社区、辅助设备和专用消费品。
学术研究还显示，消费模式可能出现积极变化。一项发表于同行评审期刊的研究发现，人口红利转变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改善地区消费环境，带动了居民人均消费增长。随着单纯依靠庞大劳动力数量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依托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形成的质量红利，若能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或可部分弥补损失。
政策应对与地区经验
北京已开始推出结构性措施，以缓解人口变化带来的冲击。从2025年起，法定退休年龄将在15年内逐步提高：男性延至63岁，白领女性延至58岁，蓝领女性则从50岁延至55岁。政府希望此举能让经验丰富的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并减少养老金近期支出，但这无法扭转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不足这一根本问题。
为鼓励组建更大的家庭，政府推出了现金补贴、税收抵扣、延长育儿假，并免除幼儿园最后一年的学费。部分城市还提供住房补贴。然而，整个东亚地区的出生率依然低迷。日本和韩国分别将本国低生育率称为“悄然逼近的紧急事态”和“国家紧急事态”。作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社会之一，新加坡正积极运用技术并延长职业生涯来应对。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称，未来30年亚洲的老龄化速度将相当于西方人口在此前60年间的变化，预计到2050年，地区劳动参与率将从61%降至55%。
中国也在扩建养老基础设施、发展专业照护服务，以取代日渐式微的家庭养老模式。2022年扩大个人养老金制度，以及各地推出的养老护理假，都是建立制度化保障体系的举措。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4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约达4.02亿，占总人口的28%。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前所未有。要满足相关需求，需要各级政府持续投入财政资源，并推动社会适应这一变化。
要点
- 自1949年现代人口统计开始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0至14岁儿童。
-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降至62%以下，十年前这一比例超过67%。
- 数十年的严格生育限制最终以独生子女政策达到顶峰，推动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每名女性约0.99个孩子。
- 劳动力萎缩和老年抚养比上升，正威胁养老金体系、家庭养老传统和经济长期增长。
- 政府正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扩大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动自动化并向夫妇提供补贴，努力缓解这一转变带来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