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代价
当Bang Kyeong-hwan得知儿子在全国游泳比赛中夺得四年级组第一名时，他期待着庆祝。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代表学校参赛，经过数月刻苦训练，终于登上领奖台。然而，这位冠军没有得到公开庆贺，而是在一场低调的私人仪式上领奖，现场只有老师在场。没有同学欢呼，房间里没有掌声，也没有人在同伴面前宣布他的成就。
在Bang看来，这种悄无声息的认可，体现了韩国教育令人担忧的变化。为了避免引发过度保护型家长投诉，全国各地的学校越来越少举办竞赛，也不再公开表扬学生。这位父亲担心，整整一代人正在失去面对成功与失败的能力。他解释说：“孩子成长过程中，本应形成一种为同学的成功喝彩的氛围，但如今这些都成了过去的事。认可孩子为实现某个目标付出的努力，不只是奖励，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否则，他们就无法体验到取得成就是什么感觉。”
儿子这场低调的胜利，反映出席卷全国各地课堂的更深层危机。学校越来越倾向于避开可能引发投诉的活动，包括竞技体育、郊游、颁奖仪式，甚至日常的操场活动。韩国教师工会联合会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25年下半年，2,746名教师中有51.9%遭到家长恶意投诉。尽管有关部门没有统计年度投诉数据，教育工作者表示，为避免受到处分，他们不得不处处克制。尽管近期出台了旨在保护教师免遭骚扰的法律改革，这一现象仍愈演愈烈。
逐渐消失的传统
这种变化远不止于低调的颁奖仪式。国会议员Chun Ha-ram汇总的数据显示，首尔、大田和京畿道的小学在2025年至2026年间，全天郊游活动减少了一半。2022年，一名儿童在学校旅行期间遭遇车祸身亡，此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如今，教师为规避责任风险，干脆不再组织郊游。
许多校园里的体育活动也已消失。在首尔以外的5,584所小学中，近4%正式禁止学生在校内参加任何体育活动。釜山这一趋势最为明显：2026年，该市303所小学中有34.7%限制操场活动；其次是仁川，占9.3%，京畿道占4.4%。这些限制让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失去了活动身体的机会。
竞赛本身也成了争议焦点。据首尔市议员Chae Su-ji汇总的数据，首尔605所小学中，只有14.5%举办颁奖仪式，在同学面前表彰学生。首尔60%的小学要么不在年度运动会上表彰获胜者，要么干脆取消活动。一些学校如今会刻意安排体育比赛以平局收场，不分胜负，以避免家长投诉。
悲剧留下的阴影
当前局面是多年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结果，最终酿成全国性悲剧。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韩国有100名公立学校教师自杀身亡，其中小学教师占多数。2023年7月，危机达到临界点：首尔一名23岁的女小学教师被发现死于校内。据报道，她此前因遭受辱骂性家长投诉而深感焦虑。
她的死引发了持续九周的全国性抗议，最多时有20万名教育工作者要求获得法律保护。后来公开的这名教师日记记录了她走进教室时的恐惧：“胸口憋得喘不过气。我觉得自己要倒在某个地方。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在自杀前两周，她曾写道自己“想要放手”。
另一名教师为保护隐私仅以B为代称。她说，自己因让上课时没带学习用品的学生站起来，未经妥善调查便遭停职。经过一年多的法律诉讼，法官判她胜诉，但教育部门仍对她采取纪律处分，包括强制调动和扣发工资。此后，她一直在努力应对这场创伤带来的精神痛苦和焦虑障碍。
抗议活动促使立法者采取行动。2023年9月，韩国国会通过了四项法案，统称为《教师权利恢复法案》。这些法律规定，教师遭到虐待儿童指控时不得自动停职；在采取纪律处分前必须有证据；并为因诉讼而抗争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经济援助。法案还禁止校长隐瞒侵犯教师权利的行为。
竞争与过度保护
专家认为，家长的攻击性行为根植于韩国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在这里，学业成绩决定能否进入精英大学、职业前景，甚至婚姻机会。亲身经历过这种压力的家长，越来越把教师视为服务提供者，而非权威人士；他们提出投诉，试图让孩子免于失败或不适。
檀国大学心理学教授Lim Myun-ho认为，家长颠倒了保护孩子的目的。他解释说：“家长的目标是避免孩子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被压垮，但不应该通过试图消除失败的可能性来实现。孩子应该学会如何面对失败，而不是被保护起来、与失败隔绝。”
这位教授警告说，学校在面对投诉时处于不利地位，导致它们采取消极应对办法，比如不办运动会，或确保活动不分胜负。“刻意安排体育比赛以平局收场，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让人觉得根本没必要竞争，”他说。“因为韩国社会竞争激烈，就过度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竞争，并不是好办法。”
这种局面形成了教师口中的“gapjil”，意指家长利用法律和行政制度骚扰教育工作者、滥用权力的行为。2014年一项儿童福利法规定，教师遭到虐待儿童指控后必须自动停职，此后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家长将这项规定当作武器，举报教师的日常管教行为，例如制止有暴力行为的学生，或批评学生表现不佳。
课堂暴力
教师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家长，也来自学生。韩国教师协会联合会近期对3,551名教育工作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的人遭遇过权利和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情况。近一半受访者（48.6%）表示曾遭学生殴打或受伤，或目睹同事遭到此类攻击。
调查记录了普遍存在的课堂扰乱行为：93%的受访者表示，学生故意打断教学或拒不服从指令。87.5%的人遭受过言语辱骂，80.6%的人面对过瞪视、吐口水和恐吓等威胁行为。47.5%的人遭遇过与性有关的不当行为。
尽管面临这些危险，只有13.9%的教师会向保护委员会报告事件。多数人保持沉默，担心遭到报复性投诉，或被家长诬告虐待儿童。韩国教师协会联合会会长Kang Joo-ho表示，担心遭到恶意报复性投诉，让教师不敢发声。
该组织要求推进系统性改革，包括由国家而非教师个人承担与教育活动有关的诉讼责任，并要求教育厅厅长对虚假指控提起反诉。Kang要求结束这种荒唐局面：教师在依法教学时却要面对法庭指控。
法律进展与持续存在的漏洞
政府已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总理Kim Min-seok在国会会议期间就未能及时采取足够措施解决问题致歉。他说：“我想就自己没有认真考虑此事，向大家诚恳道歉。这看起来或许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十分严重。”
教育部长Choi Kyo-jin承诺将推动进一步的立法改革，包括制定更明确的免责条款，在教师已尽到应有注意义务时保护其免于承担责任。《学校事故预防及赔偿法》修正案于6月生效，规定教师已尽到应有注意义务时，若学生遭遇致命事故，教师可免于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
然而，近期法院裁决显示，漏洞依然存在。11月，上诉法院裁定一名教师有罪，理由是她未能阻止一名儿童在江原道束草的一次郊游中死亡，免责条款不够明确也是原因之一。Choi承认，尽管新法已经实施，教师仍在回避带队郊游，因为发生事故时他们仍要承担全部责任。
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2023年《教师权利恢复法案》的力度仍然不够。家长提出虚假指控不会受到处罚，骚扰行为因此得以延续。韩国教师与教育工作者工会称，该法案只是第一步，并提醒说，要让它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增加预算和人手，并修订法律。
要点
- 韩国受访教师中，超过半数在2025年下半年遭到家长恶意投诉，导致学校取消运动会、郊游和公开颁奖仪式
- 2018年至2023年间，约有100名公立学校教师自杀身亡，引发全国抗议，并推动2023年《教师权利恢复法案》出台
- 首尔以外近4%的小学禁止所有体育活动；首尔60%的学校不在体育赛事中表彰获胜者
- 现行法律规定，遭到指控的教师不得自动停职，但不会处罚提出虚假虐待儿童举报的家长
- 专家认为，这场危机源于社会竞争压力过大，导致家长把教师视为服务提供者，并试图让孩子免于失败
- 教师还面临来自学生的暴力，48.6%的人表示曾遭受身体攻击，但他们因害怕家长报复而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