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待命的劳动者
根据2025年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韩国每三名员工中就有两人在过去一年里于办公时间以外接到与工作有关的电话或消息。这项由Global Research开展的研究调查了1,000名19岁及以上的韩国人，发现66%的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在下班后、周末或节假日被上级联系。这一数据凸显了韩国日益加剧的危机：工作与个人生活的界限愈发模糊，劳动者被设备牵绊，难以真正离线。
调查结果显示，工作联系侵入个人时间的情况相当普遍。约31%的受访者在晚上10点后收到消息，超过45%的人表示，联系内容并非他们认为的紧急事项。尽管许多请求并不紧急，劳动者仍普遍选择配合。接到联系后，30.5%的劳动者通过远程方式立即处理，60.6%的人则在下一个工作日处理。只有8.9%的人表示完全没有回应。
劳工权益组织“职场甲方欺凌119”（Workplace Gapjil 119）的律师郑素妍指出，这种时刻保持联系的状态正带来沉重的人力代价。
因时刻保持联系而抱怨疲惫的劳动者越来越多。亟须立法保护。
联系频率与侵扰模式
Global Research于2025年10月1日至14日开展的调查，详细统计了下班后被联系的频率。比例最高的是每月被联系一至三次的受访者，占21.2%；其次是每周一至两次（20.6%）、每年一至十次（18.6%），以及每周超过三次（5.6%）。有人或许会认为偶尔收到消息无伤大雅，但累积起来的影响会造成研究人员所称的“技术压力”（technostress）。这一概念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用来描述人们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状况。
历史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来这一问题有所加剧。韩国劳动研究院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当时已有70.3%的劳动者在下班后或节假日使用智能设备处理工作相关事务。到2021年，京畿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发现，500名工薪人士中有87.8%在下班后收到工作指示，最常见的渠道是KakaoTalk等私人即时通信应用。新冠疫情使远程工作安排逐渐常态化，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趋势，让时刻保持联系更深地融入职场文化。
有记录可查的健康后果
随时待命带来的心理负担，正转化为可衡量的身体症状。发表在《职业与环境医学年鉴》（Annal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第六次韩国工作条件调查的数据，发现下班后使用电信设备与工作相关头痛、眼疲劳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研究人员考察了8,644名全职、非轮班的白领劳动者，发现即便很少在下班后被联系，他们出现这些症状的几率也比从未被联系的人高29.2%。
联系越频繁，这种关联越明显。每月被联系数次的劳动者出现头痛和眼疲劳的几率高出55.1%；每天被联系的人则高出54.8%。令人意外的是，每月被联系数次的人风险略高于每周或每天被联系的人，这可能是因为间歇性联系难以预料，会造成压力并打乱恢复休息的时间。
与不在正常工作时间后使用电信设备工作的人相比，在正常工作时间后使用这类设备工作的劳动者更容易出现工作相关头痛和眼疲劳。
研究将这些症状归因于工作相关反刍，即员工在个人时间仍不断思考工作问题，进而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加、睡眠质量下降。有睡眠障碍的劳动者出现工作相关头痛和眼疲劳的可能性是没有睡眠障碍者的三倍，形成损害健康的恶性循环，影响身心健康与工作效率。
立法僵局与离线权
尽管公众普遍支持采取措施，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努力却屡屡受挫。Global Research的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者支持制定法律措施，限制下班后的工作联系。自2016年以来，已有多项旨在通过修订《劳动基准法》保障离线权的提案，但在韩国国会第20届和第21届会议期间，均因会期届满而自动废止。
离线权的理念最早由布鲁诺·梅特林（Bruno Mettling）于2015年提出，随后于2017年纳入法国劳动法。斯洛伐克、意大利和菲律宾等国此后也颁布了类似保护措施。韩国明显不在其中，劳动者在雇主要求其于休息时间保持关注时，仍缺乏法律救济途径。
目前，韩国国会第22届会议有两项相关法案正在审议，分别由共同民主党议员朴洪培和国民力量党议员金伟祥提出。这些提案是建立个人时间边界的最新尝试，但鉴于过去十年的立法屡屡受挫，其前景仍不明朗。
过度劳动的文化根源
韩国下班后仍被联系的问题，反映出其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规范中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斯坦福大学一项针对全球16,000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韩国人平均每周仅有0.5天在家办公，在调查的4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最低。加拿大以每周1.9天位居榜首，日本（0.7天）和中国（0.6天）等周边国家的灵活度也略高。
研究人员将这种僵化归因于集体主义职场规范、等级森严的企业结构，以及对现场监督的重视。韩国超过80%的全职员工表示，自己的工作安排完全由雇主决定，比欧洲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缺乏自主权不仅体现在远程办公方面，也包括无法自行安排上下班时间或选择缩短工时。
时刻保持高效的文化压力，体现在“咖工族”（Cagongjok）等现象中。这个词用来形容长时间在咖啡馆学习或工作的韩国年轻人。韩国星巴克最近出台指引，试图遏制一些极端情况：顾客带着台式显示器、打印机和六插孔电源排插，在店里搭建全天使用的工作站。这既反映了个人的进取心，也说明社会中的公共和私人休息空间都在缩小，生产活动被挤进每一个可用角落。
经济悖论与人工智能因素
当前局面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经济指标。自2018年起逐步在大型企业实施的每周52小时工作制，使日均工作时长从2019年的6小时23分钟降至2024年的6小时8分钟；与此同时，自1999年开始记录以来，韩国人的睡眠时长却首次下降。如今韩国人日均睡眠8小时4分钟，低于2019年的8小时12分钟。
人工智能的应用让情况更加复杂。根据韩国银行于2025年年中开展的一项调查，51.8%的韩国劳动者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比例接近美国的两倍。韩国劳动者每周使用人工智能五至七小时，而美国劳动者为0.5至2小时。虽然人工智能估计减少了3.8%的工作时间，却也催生了新的下班后劳动形式。一项针对呼叫中心员工的调查发现，63.1%的人表示，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客户投诉增加，导致他们下班后仍需花更多时间处理工作。一名员工说，接完电话后，自己下班还要额外花一小时处理工作。
微软发布的《2025年工作趋势指数》（Work Trend Index）将这一现象称为“无限工作日”：工作日延伸至深夜，全球晚上8点后的会议同比增加16%。报告指出，到了晚上10点，近29%的在职人员会重新打开收件箱，显示下班后工作活动持续增加。这一趋势跨越国界，但对工作强度较高的文化影响尤其明显。
人口与社会影响
无法离线带来的后果不止于个人健康，还会影响人口结构和家庭形态。韩国2023年的生育率降至创纪录的0.72，研究人员认为，职场父母缺乏灵活性是阻碍组建家庭的一大因素。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郑成美博士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六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中，只有21.9%享有灵活工作安排；男性这一比例为17.9%。相比之下，欧盟有超过60%的女性和近58%的男性享有灵活工作安排。
郑博士的研究显示，与现金补贴或儿童福利等传统激励措施相比，能够自主安排时间对家庭规划决策的影响更大。她指出，在工作家庭几乎没有时间可支配的社会里，能够让员工重新掌握时间的政策，或许比任何经济补贴都更能提高生育率。
2021年引入灵活工作制度的机构，员工人数平均增加了3.6%；小型机构的增幅最高达6.3%。这些数据表明，灵活性既有益于经济表现，也有利于社会福祉，挑战了“随时待命才能提高生产力”的假设。
要点
- 过去一年里，韩国三分之二的劳动者在办公时间以外收到工作联系，其中31%在晚上10点后被联系。
- 超过80%的劳动者支持通过法律措施限制下班后的工作联系，但自2016年以来提出的相关法案屡屡受挫。
- 医学研究发现，下班后使用设备与头痛、眼疲劳风险上升有关；受影响劳动者的风险比从未被联系者高出最多55%。
- 韩国的远程办公灵活度全球最低，平均每周仅0.5天，低于加拿大的1.9天。
- 尽管人工智能使工作时间减少了3.8%，下班后联系仍在增加，同时睡眠时长持续下降，生育率也创下历史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