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市化的新范式
长期以来，亚洲快速城市化一直通过西方视角来审视，发展模式也常从欧洲或北美引进。然而，随着亚洲城市持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规划者和学者日益认识到，这些庞大的城市需要根据各自独特的文化、经济和环境背景，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东京战后史经济史学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顾问本杰明·班萨尔指出：“雅加达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功能性城市地区，它面临着一种矛盾：渐进发展的邻里生活与大型基础设施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曾经塑造了东京。”这一观察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亚洲城市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但必须通过区域内部相互借鉴，而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范式，制定符合自身背景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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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亚洲城市化的人口规模，就足以说明需要采取新方法。全球10座最大城市中有7座位于亚洲，包括东京、德里、上海和达卡。这些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密度远超西方同类城市。美国东北部走廊的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三地人口合计约为6000万至7000万，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大致相当。规模上的差异意味着，西方方案往往无法充分满足亚洲城市的需求，或不适用于亚洲背景，因此亟须制定区域特定的城市发展模式。
亚洲各地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模式的势头日益增强，城市也越来越多地相互借鉴经验。从中国经济特区（SEZ）模式在印度的复制，到大连对日本城市绿化实践的借鉴，学者所称的“亚洲内部城市主义”已日渐兴起。这种理念交融既承认亚洲城市的共同特征，也尊重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东京与雅加达的相互借鉴
东京与雅加达的关系，为亚洲城市如何借鉴彼此经验提供了宝贵启示。东京在二战后经历大规模重建，并在经济奇迹时期应对急速增长，曾面临如何在保护邻里尺度的城市生活与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之间取得平衡的难题。如今，雅加达的城市面貌也由这种张力所塑造，同时还要以更大的规模应对类似挑战。
东京的经验为雅加达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日本首都通过垂直扩张、高效公共交通，以及保留邻里层面的商业和服务，成功应对了城市增长。东京并未将各城区彻底拆除重建，而是常常允许渐进式发展，在逐步更新基础设施的同时维系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做法保留了许多亚洲城市特有的活跃街头文化，即使摩天大楼已改变城市天际线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雅加达为如何管理热带沿海环境中的快速城市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功能性城市地区，它面临洪水、交通拥堵和非正规住区等极端挑战。该市应对这些问题的做法，尤其是水资源和交通管理方面的创新方案，或能为其他面临类似压力、快速发展的亚洲城市提供借鉴。
对这两座大都市的比较凸显了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东京行之有效的做法不能直接照搬到雅加达，但在邻里生活与大型基础设施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基本原则，提供了宝贵框架，可根据当地情况加以调整。
政策流动与跨区域学习
亚洲国家之间城市发展模式的转移，是一个重要趋势，学者称之为“政策流动”。传统的政策转移理论将政策流动视为理性决策者审慎选择并应用最佳实践的过程；相比之下，政策流动研究采用了对地理背景更为敏感的视角，强调社会空间环境以及政策制定的关系性。
中国经济特区（SEZ）模式在印度的复制，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2000年，印度商务部长穆拉索利·马兰访问深圳，并称这是“令人开阔眼界的经历”。此后，印度开始实施新的规定，设立仿照中国模式的私人园区。2005年《经济特区法》被一份政府报告明确称为“以中国经济特区为蓝本的增长催化剂”，旨在“帮助印度复制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成功经验”。
然而，研究人员记录显示，这一转化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印度在土地所有权结构、劳动法规和社会文化规范方面与中国不同，因此产生的结果也与中国模式大相径庭。中国经济特区主要由国家开发，并战略性地设在欠发达地区；印度的园区则以私人开发为主，且往往位于已经较为发达的地区。
模式无法简单复制。我们呼吁更多关注尝试复制所产生的结果，尤其是对中国‘模式’进行有选择、复杂、多层次调整，并使之与印度当地背景互动后，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
这一经验凸显了亚洲城市的一项重要原则：相互学习需要因地制宜，而非简单模仿。要成功转移政策，就必须理解任何城市模式涉及的复杂行动者、组成要素和结果，再审慎地将这些要素转化为适合当地背景的做法。
东亚城市扩张模式
近期一项研究考察了北京、首尔和东京这三座东亚特大城市的扩张模式，为了解这些城市在面临类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见解。研究分析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0年代中期的城市水平扩张和垂直扩张，发现三座城市都出现了横向和垂直增长，但扩张模式存在重要差异。
2002年至2015年间，首尔中高层及以上建筑所占面积几乎翻了一番，显示出显著的垂直集约化。2001年至2014年，北京在快速垂直增长的同时，也大规模向外扩张，反映出其快速发展阶段的特征。作为发展较为成熟的特大城市，东京的增长则更加均衡；受地理条件和既有发展模式限制，其横向扩张有限。
这些不同模式不仅反映了各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也体现了其地理环境和政策路径各异。研究发现，三座特大城市都倾向于先横向扩张，再在已开发区域垂直增长。这一模式或能为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城市提供宝贵借鉴。它有助于城市战略性地管理密度，在保留部分区域的同时，将发展集中于其他区域。
研究还指出，与北美城市居民通常住在郊区独栋住宅不同，东亚城市居民更可能居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中高层及更高层建筑中。这种城市形态上的根本差异，对交通、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具有重大意义，也表明亚洲城市的最佳发展路径可能与西方城市存在内在差异。
环境挑战与气候韧性
快速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加剧了亚洲特大城市面临的环境挑战，尤其是那些位于河流入海口沿岸地区的城市。对巴基斯坦卡拉奇的研究显示，1990年至2020年间，这座全球人口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其城市面积占比从13.4%升至23.7%，植被覆盖、水体和湿地则同步减少。
这种变化对城市韧性造成深远影响。研究发现，河岸侵蚀导致马利尔河面积到2020年从17.19平方公里缩减至5.07平方公里，这也是雨季城市洪涝的重要成因之一。洪水风险预测显示，城市化区域将受影响最大，到2035年，可能有66.65%的区域被淹。
气候危机正将亚洲许多城市推向承受极限。2024年，南亚和东南亚多地遭遇创纪录高温，从达卡、德里到金边、马尼拉，基础设施和医疗系统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城市热岛效应”使城市温度高于周边农村地区，令情况进一步恶化，尤其影响拥挤的非正规住区中的老年人和低收入居民。2000年至2019年间，全球近一半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发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一项针对雅加达的研究预测，受人口老龄化和气温上升影响，2050年代8月与高温相关的老年人死亡人数将达到2010年代的12至15倍。这些预测凸显了制定适合亚洲城市背景的气候适应策略的迫切性。
新的城市模式与规划方法
面对这些挑战，亚洲国家正在开发打破西方范式的创新城市模式。印度尼西亚建设新首都努山塔拉（IKN），就是一项大胆尝试，旨在从零开始打造一座以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韧性为目标的特大城市。
努山塔拉被宣传为一座与热带生态系统相融合的可持续城市，但有关这座新首都的研究显示，即使按照规划采用绿色设计（67.75%的土地划为保护区，包括森林和城市公园），它仍将受到城市热岛效应影响。研究表明，仅城市化一项就会使夜间早些时候的气温上升最多0.78摄氏度，全球变暖会使气温上升1.9摄氏度，而到21世纪中叶，两种影响叠加将使气温上升2.54摄氏度。这一发现表明，即使经过周密规划，亚洲城市仍面临重大的气候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正开创另一种模式：将现有特大城市拆分为多个城市群，以中心枢纽城市为核心，周围环绕较小城市。目前，广东和深圳周边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已开始规划转型，建设真正规模宏大的城市单元，人口将接近甚至可能超过1亿。这些城市群至少包含一座大型中心枢纽城市，周围则分布着许多规模较小的城市，形成辐射状布局。
我们认为，城市群是最可持续的城市化形式……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这种城市群模式能够带来更多多样性，因为每座城市仍是独立的参与者，并可通过智慧融合，在区域层面发挥互补优势。这种做法代表了对城市形态的根本性重新思考，与西方城市发展模式大不相同。
亚洲特大城市的地缘政治意义
除了城市规划面临的直接挑战，亚洲特大城市在21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强调：“如果不了解城市化和城市，就无法理解21世纪的地缘政治竞争。”
在亚洲特大城市内部，经济平等与不平等、服务可及性以及不同的空间组织形态，形成了鲜明的社会分层和微观政治格局。城市各个组成部分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联通以及连接全球供应链方面发挥着不同作用，而这些功能与地缘政治之间存在明确联系。
这种增长与分层的故事始于经济特区（SEZ）。20世纪亚洲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之际，经济特区成为各国有意识采取的战略，旨在吸引投资、融入全球供应链、扩大劳动力规模，并提高收入和储蓄。深圳在40多年前被列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如今已从一个渔村发展成全球科技中心。
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地缘政治影响。“任何关于帝国崛起的体系叙事，其起点都是产业政策。从许多方面看，这让人回想起欧洲殖民时代，以及城市如何连接全球供应链、为一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及其全球影响力提供支点。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力量始于构建供应链帝国，而这一切始于建设城市。”
城市管理中的技术与创新
亚洲特大城市正越来越多地借助先进技术应对城市挑战。北京通过人工智能优化城市空间的做法，是技术如何助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前沿案例。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套人工智能技术框架，用于实施北京的城市存量优化和减量规划。他们利用U-Net深度学习模型和高频遥感图像，分析了2018年至2019年间的建筑空间动态。结果显示，建筑面积大幅减少，主要涉及农业用地和城市绿地等具有重要环境价值的区域。
研究人员将随机森林回归方法与腾退建筑空间的数据相结合，制定了优化布局并模拟不同再利用用途的策略，包括在非建设区域复垦土地和恢复绿地，以及在规划建设区域布局住宅、工业和公共服务设施。这种做法将技术、规划和政策融为一体，具有较高复杂性，或可为其他面临类似空间限制的特大城市提供范例。
同样，深圳的研究人员也开发了创新方法，将社交媒体产生的大数据与空间可达性建模相结合，评估城市活力。这种方法利用中国平台大众点评、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开放访问应用程序接口（API），并结合两步浮动集水区法，评估兴趣点（POI）与居住区之间复杂的空间互动。
这些技术驱动的方法体现了亚洲在城市管理领域的一种独特创新：借助该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生态系统，以西方城市才刚开始探索的方式应对城市挑战。
社会层面：不平等、韧性与活力
随着亚洲特大城市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的社会层面日益关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警告称，如果不立即推行包容性改革，不受约束的城市增长可能加剧不平等、压垮公共服务，并引发社会和环境矛盾。
住房成本飙升、工资停滞，正将数百万人挤入不断扩大的贫民窟，这些地区极易受到气候冲击。气候灾害往往最先波及这些非正规住区，而它们在获得卫生设施或紧急救助等服务方面又常常排在最后。ESCAP指出：“当住房成为商品，而不是居住之所时，就会给城市经济造成系统性风险，并进而波及国家乃至全球经济。”
人口结构变化也在重塑亚洲城市。到2050年，该地区老年人口预计将接近翻番，达到13亿。随着出生率下降、农村人口迁移放缓，一些城市甚至开始萎缩，迫使规划者调整基础设施和服务，以满足老年居民的需求。
对深圳等高密度城市活力的研究，为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环境提供了启示。研究发现，高活力社区的特点是配套设施丰富且密集，包括餐馆、购物中心和酒店。这些区域人口密度更高，土地利用效率也更好。这表明，只要管理得当并配备充足的设施和服务，较高密度不仅不会损害城市宜居性，还能促进宜居性提升。
研究还强调了多中心发展模式对特大城市的重要性。在非核心区域建立次级商业中心和混合用途中心，可以有效重新分配资源和城市功能，减少核心区过度集中，促进更公平的发展。
要点
- 亚洲城市化需要根据独特的文化、经济和环境背景采取不同做法，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
- 全球10座最大城市中有7座位于亚洲，其人口规模远超西方同类城市
- 亚洲国家间的政策流动，例如印度借鉴中国经济特区模式，凸显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 东亚特大城市（北京、首尔、东京）呈现不同扩张模式，反映出各自的发展阶段和政策路径
- 亚洲沿海特大城市面临严峻环境挑战，包括洪水、热岛效应和气候脆弱性
- 印度尼西亚的新首都努山塔拉和中国的城市群模式，代表了亚洲城市发展的创新路径
- 亚洲特大城市是经济实力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基础，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
- 北京和深圳等城市正率先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城市管理和活力评估方法
- 不平等、人口老龄化和非正规住区等社会挑战，亟须亚洲特大城市予以重视
- 多中心发展模式以及配备充足设施的密度管理，有助于提升城市活力和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