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此时对避孕用品征税
约三十年来，中国首次开始对避孕药品和器具征税，其中包括避孕套。这项变化纳入了新修订的《增值税法》，取代了自独生子女时代延续至今的长期免税政策。此时，中国出生人口已连续三年下降，2024年降至954万，约为十年前的一半。政策制定者希望推动更多夫妇生育，并改变数十年来严格控制生育优先的社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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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做法是更广泛转向支持家庭政策的一部分。除了对避孕用品征税，法律还为与家庭生活和照护有关的服务设置了增值税免税规定。修订后，托育服务机构、养老机构、残障服务组织以及婚姻相关服务将免征增值税。这一政策组合只是更广泛措施的一环，其他举措还包括地方政府向新生儿家庭发放现金补助、延长育儿假，以及计划加强社区托育服务。
对避孕套和其他避孕用品征税能否提高出生率，尚不确定。许多年轻人表示，住房、教育和托育成本高昂，是他们推迟或放弃生育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专家警告，不应让屏障避孕用品变得更贵，因为避孕套是预防性传播感染的重要手段。这场争论将人口目标与性健康联系在一起，而这两个领域并非总能保持一致。
增值税调整的范围及生效时间
从1月起，避孕药品和器具将适用13%的增值税。这包括避孕套等消费品，以及其他用于避孕的医疗产品。过去三十年，这些产品一直享受增值税免税，这是国家积极推广避孕并优先完成计划生育目标时代留下的政策。
同一项法律修订也旨在降低有助于组建家庭的相关成本。托育服务、登记在册的养老机构、残障服务机构和婚姻相关服务现均免征增值税。有关部门将这些举措定位为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旨在让家庭生活对父母而言更加负担得起、更加便利。
从1993年起免税到征收13%增值税
避孕用品的增值税免税政策始于1993年。当时，国家计划生育规定限制生育，并鼓励晚婚和延长生育间隔。这项免税政策与大规模提供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手术的制度并行。如今征税，反映出政策重点发生逆转：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从独生子女管控到生育补贴
过去十年，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显著转变。1979年在全国实施并延续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历经调整，于2016年被全面二孩政策取代。2021年，政府取消了所有生育限制。尽管政策有所变化，出生人口仍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研究估计，2024年总和生育率约为每名女性1.15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水平。到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可能接近居民总数的三成，这一趋势会给养老金制度带来压力，并缩小劳动力规模。
作为回应，各级政府推出了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多个城市和省份试行生育补贴、为年轻家庭提供住房优惠、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并扩大托育服务。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还提出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新的增值税法与这些政策方向一致，不过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让避孕成本上升，同时降低照护服务成本。
避孕套涨价会改变行为吗
13%的增值税将小幅推高零售价。一盒售价20元的避孕套，增加的税额为2.6元。对许多消费者来说，这或许不足以左右决定。但对学生和低薪劳动者而言，即使价格只略有变化，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择，尤其是在需要频繁、隐蔽购买产品的情况下。因此，网上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价格上涨可能会降低持续使用避孕套的意愿，增加意外怀孕，并提高感染风险。也有人认为，这点额外开支不足以影响生育决定，并将这一举措视为象征性措施。
研究显示中国避孕套使用情况如何
早期研究的数据揭示了一些对政策仍有参考价值的模式。对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上海数千对夫妇的追踪研究发现，他们婚前避孕率较低，婚后初期较多依赖传统避孕方法，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则转向效果更好的方法，尤其是宫内节育器。新婚夫妇使用避孕套比结婚多年的夫妇更普遍，而年轻夫妇停止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比例较高。研究作者指出，社会污名、性教育不足以及单身人士获取渠道有限，都是有效避孕的障碍，并建议免费提供避孕套、加强信息普及。
健康影响：从艾滋病到意外怀孕
公共卫生部门报告称，近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有所增加，其中大多数新增感染与无保护性行为有关。避孕套是唯一能够同时预防怀孕和性传播感染的避孕方式。价格哪怕只是小幅上涨，一些使用者也可能转而选择效果较差的方式，或干脆不采取保护措施。这种风险并非在人群中均等分布。年轻人、收入有限的人，以及购买避孕用品时面临社会污名的人，风险最大。
卫生机构可以降低这些风险。在诊所、校园和社区场所免费或补贴提供避孕套，可以抵消增值税带来的影响。明确宣传双重防护、定期检测和及时治疗，同样有帮助。如果政策目标是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那么获得有效避孕措施也是这一策略的一部分。若持续使用避孕套的情况减少，政策就会朝相反方向发展。
组建家庭的经济负担仍是主要因素
全国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数字是：将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预计需要53.8万元。大城市的房价、学校名额竞争、课外活动费用，以及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都会影响人们对生育的决定。许多年轻劳动者表示工作时间长、灵活性有限。雇主往往会因女性怀孕和休假而对其不利，打击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
托育服务增值税免税政策旨在削减这些经常性支出的一部分。如果服务提供者将减税优惠让利给父母，每月费用可能会降低。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一变化值得欢迎，但不足以左右生育决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单一措施很少能显著改变生育趋势。更可靠且负担得起的托育服务、由父母共同分担的育儿假，以及对职业发展的惩罚更少，这些措施组成的政策组合往往效果更大，因为它们降低了每多养育一个孩子所带来的长期成本和风险。
公共讨论与性别平等
这项税收调整重新引发了另一场关于卫生用品价格的讨论。多年来，卫生巾和卫生棉条一直按标准增值税税率征税，而避孕用品则免税。女性团体发起的倡议活动对这一差异提出质疑，并敦促立法者降低经期用品的税负。新法实施后，避孕套被纳入征税范围，而卫生巾仍需缴税，这进一步加大了要求立法者解决女性和女孩必需用品成本问题的压力。
倡议人士还指出，围绕月经和性教育的社会污名依然存在。过去几年的调查和公共讨论凸显了学生相关知识的不足，以及人们谈论生殖健康时的不自在。当价格负担与社会污名交织在一起，女孩和女性可能无法获得基本用品，年轻夫妇也可能不愿购买避孕套。无论对家庭政策还是公共卫生而言，公平视角都十分重要。
大中华地区及海外其他政策的比较
周边地区也在试行不同做法。在香港，政府将加倍子女免税额的政策延长，父母可申领两年而非一年，同时增加辅助生育费用扣除，并扩大补贴托育服务的覆盖面。居民欢迎这些支持，但许多人仍认为住房和照护成本是组建大家庭的障碍。在东亚各地，总和生育率极低的国家试行过现金补贴、税收抵免和延长育儿假等措施。许多项目只能带来短暂的出生人口增长，若没有工作和照护制度的深层改革，增长往往难以持续。
国际讨论显示，鼓励生育政策可能引发激烈争议。一些政治领导人着重推出生育补贴和生育治疗措施，却削减支持父母和儿童的卫生及社会项目资金。另一些人则认为，移民和广泛的家庭福利更有助于稳定人口、维持经济增长。共同之处在于：当养育孩子成本高、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时，单一且引人注目的激励措施作用有限。
可能产生实际影响的政策选项
避孕套增值税将引人关注，但专家常常指出，另一系列措施更能影响日常生活和有关家庭规模的长期决定。希望减缓人口老龄化、同时保障健康的国家，一再提出以下做法：
- 通过持续的公共资金支持降低托育直接成本，而非只调整税收。
- 保护女性免受与怀孕和育儿假相关的职场歧视，并扩大带薪陪产假，让父亲共同承担照护责任。
- 延长并稳定针对婴幼儿家庭的入学和住房支持政策。
- 扩大面向三岁以下儿童的社区托育服务，这一领域的缺口最大。
- 维持或扩大免费避孕用品和性健康服务的覆盖，减少意外怀孕和感染。
- 改进性教育，让青少年和年轻人了解如何预防怀孕和疾病。
要点
- 中国将对避孕药品和器具征收13%的增值税，其中包括避孕套，结束自1993年以来的长期免税政策。
- 同一部法律规定，托育、养老、残障服务和婚姻相关服务免征增值税。
- 2024年出生人口降至954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15，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 有关部门正尝试发放现金补贴、延长育儿假和扩大托育服务，同时呼吁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
- 公共卫生专家警告，避孕套涨价可能降低持续使用率，并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及其他疾病的风险。
- 许多有意生育者面临的主要障碍仍是养育成本，预计将孩子抚养到18岁约需53.8万元。
- 倡议人士继续推动降低经期用品税负，强调性别平等和用品获取问题。
- 东亚经验表明，若工作和照护制度不变，单独的激励措施影响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