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庆祝与现实中的束缚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高规格全球会议上，习近平赞扬了女性取得的进步。此次会议旨在纪念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30周年。习近平提到，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还设立了新的资金，支持境外女性发展。会议将中国塑造成性别平等的标杆，以及《北京宣言》遗产的忠实维护者。官员们强调中国对国际项目的贡献，并将近期政策举措描述为证据，称中国的发展路径将女性置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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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场馆之外，倡议人士描述了另一番现实。过去十年，公共女权倡议的空间不断收窄，这既是对公民社会全面打压的一部分，也受到对独立组织活动加强管控的影响。2015年，五名年轻活动人士因计划发起反性骚扰行动而被拘留，成为一个转折点。此后，女权团体被迫关闭，网络平台封禁知名账号，新规则将直言不讳的性别议题讨论定性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202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自1997年以来首次没有女性成员。知名女权评论人士的帖子被删除，账号也遭封禁；与此同时，官方持续宣传，敦促女性接受传统角色，以应对出生率下降。庆祝性讲话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反差依然鲜明。
峰会展示的内容
中国领导人借此次会议呈现进步与全球责任并重的叙事。他们强调孕产妇死亡人数减少、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公共行政工作的女性增多，以及持续推进扶贫工作。他们还将女性发展与国家实力联系起来，称性别平等对社会和谐与经济活力至关重要。官方机构则将这些成果归因于长期承诺，称相关努力可追溯至早期宪法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承诺。
峰会还公布了资金承诺。中国宣布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一笔新的捐款，并另设一项基金，旨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北京向与会者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中国自视为女性议题发展工作的合作伙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也自视为北京平台目标的维护者。政府称这是一条一以贯之的政策路线，将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与女性发展结合起来。
1995年的遗产与党国管控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让北京成为全球讨论妇女权利的中心，也在中国催生了新一轮自下而上的行动主义。随着时间推移，党国对谁可以组织活动、哪些话可以说、公共行动可以在哪里开展，划定了越来越严格的界限。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仍在开展宣传和支持服务，但不属于国家体系的独立团体面临着更严格的审查。官方项目与基层组织活动之间这种不稳定的共存，为此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中国国内：行动主义遭遇新的红线
2015年3月国际妇女节前夕，“女权五姐妹”被捕，标志着当局对独立动员愈发不容忍。警方指控她们寻衅滋事，原因是她们计划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发放贴纸，提高公众对性骚扰的认识。她们被拘留数周后取保候审，但此案成为一个分水岭，向全国公民社会传递了更广泛的信息：围绕性别及其他社会议题开展集体行动，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此后，种种限制不断增加。当局关闭了知名女权社交媒体账号，包括颇具影响力的“女权之声”账号，该账号于2018年被封。平台规则如今将被贴上“性别对立”标签的言论列为打击对象，这一类别已被用来为大范围删帖提供理由。近几个月，主要平台上有逾千个账号因这一理由遭到封禁。女权博主姜灿等人的微信账号被删除。豆瓣上以性别议题讨论为核心的小组也遭清理。网络环境已变成由关键词过滤、内容下架和账号停用构成的迷宫。
压力不只来自政策文件和平台规则。来自安徽农村的博主王慧玲凭借赞美女性独立和实用生活技能的视频，吸引了数百万粉丝。她在多个平台上的账号相继消失，回忆录也被禁止重印。她表示，这种处置反映出当局担心独立思想传播开来。她的经历折射出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受欢迎的声音遭到抹黑、删除，或被迫噤声。
在一场纪念《北京宣言》周年的人权论坛上，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的代表发表讲话，称在管控趋严的情况下，她们仍在坚持，并建立起日益壮大的女性互助网络。
如今，越来越多女性正在起来反抗我们在国内面临的不公。
坚持的代价很高。活动人士面临监视、审讯和法律风险。有些人已流亡海外，另一些人则转向更低调的组织方式，从公开抗议转为记录事实、提供法律援助和彼此支持。女权运动仍在延续，但身处的环境更加严酷，每一步都可能带来后果。
网络战场：审查、标签与协同骚扰
中国的互联网治理结合了执法、平台规范和自动化过滤机制。随着时间推移，各平台增设了举报类别，将引发争议的女权言论定性为煽动性别对立。被贴上这一标签的内容往往会消失，账号也可能很快被封禁。聚焦性别暴力或职场歧视的热点事件可能引发迅速整治，相关关键词被屏蔽，评论区也被关闭。
恶意围攻进一步加大了压力。公开发声的活动人士可能遭遇人肉搜索和定向骚扰。一位知名倡议人士在餐馆遭到骚扰后，她的网络帖子引来一波攻击，有人称她为分裂分子，她的账号随后被永久封禁。为她辩护的支持者也遭到噤声。从微博到电商平台，类似情况不断重演，连带有女权口号的商品也被下架。结果是形成寒蝉效应，让许多人干脆不再发帖。
法律风险也是一个因素。宽泛的扰乱公共秩序类罪名，让当局更容易对活动人士提起诉讼。受害者在网上点名指称施害者后，有时会遭遇诽谤反诉；昂贵的诉讼过程也令其他人望而却步。再加上平台处罚，这些因素使互联网这个曾经承载女权表达的主要场所，变成了危险得多的空间。
人口结构与鼓励婚育
面对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的政策宣传转向强化家庭组建。各类宣传活动赞扬模范家庭，鼓励早婚和多生。高校和地方团体开设了强调传统女性美德的项目。与此同时，官员警告年轻男性不要追求阴柔审美，军事宣传则呼吁男性坚强、尽责。这不仅是文化战争式的言论，也与人口压力和对社会可预测性的追求交织在一起。
习近平将性别议题与国家目标联系起来。2023年，他呼吁重塑社会对家庭生活的观念。
中国应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地方政府尝试推出生育激励措施，例如延长休假、提供补贴和住房贷款支持。一些法院提高了短期婚姻离婚的难度。女性表示，她们持续承受着结婚生子的压力，也被期待承担大部分照护工作。这些政策落地时，劳动力市场上部分行业的招聘信息仍偏向男性，女性在面试中仍被问及生育计划，男女薪酬差距也依然存在。生育和养育子女的代价仍然高昂，而且负担不均地落在女性身上，这使政策制定者试图实现的目标更加复杂。
纸面上的进步与实践中的差距
中国领导人常常提及一些确实取得的成就。孕产妇死亡率已经下降，女性大学入学人数也有所增加。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生效，为当局应对亲密伴侣暴力提供了更明确的工具。近期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律的修订增加了禁止招聘性别歧视、打击骚扰的条款。这些都是重要进展，体现了官员和倡议人士数十年来的努力。
但执行情况并不均衡。受害者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寻求警方保护仍面临困难。尽管法律明文禁止，职场歧视依然存在。法院驳回了许多骚扰诉讼，公开发声的女性则面临名誉受损或法律风险。法律与执法之间的落差影响着许多人的选择，使她们倾向于悄然离开，而不是正式投诉，也让一些受害者不敢站出来。
从多项指标来看，习近平执政期间女性的地位有所下滑。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中国在一项备受关注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的排名，从十年前接近中上游的位置跌至2022年的后三分之一。在政治高层，2022年选出的24人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女性成员，打破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惯例。这些信号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人们对晋升、薪酬和政策关注度的预期。
独立组织活动为何引发警惕
党将独立组织的运动视为可能争夺公众信任和动员能力的竞争者。女权行动可以迅速发展，将个人经历与公共行动联系起来，并跨越阶层和地域。校园和城市街头已经检验过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在一个将政治主动权留给国家的体制中，这种能力显得格格不入。结果是，女性倡议只能通过官方机构在狭窄的渠道中开展，独立行动者则被挤到边缘。
定义当下的案件
帮助在中国掀起#MeToo浪潮的记者黄雪琴今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五年监禁。对她的起诉表明，性别行动主义可能多快就被重新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支持者称，她的工作是记录骚扰、帮助受害者，而这些活动如今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疫苗安全倡议人士何方美被判处五年六个月监禁。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她的案件以及当局将她的孩子带走后孩子们的安危表示担忧。这些并非个别结果，而是刑法日益被用来压制行动主义、向其他人发出警告的体现。
围绕“铁链女”事件，公众要求追责的呼声也持续存在。视频显示，一名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锁链拴在农村一间附属房屋内，事件由此引发全国愤怒。尽管地方展开调查，也有一些官员受到处分，许多人仍呼吁全面透明并接受独立监督。此案成为女性面临更深层问题的象征，包括人口贩运、保护机制薄弱和地方掩盖真相。
适应与静默抵抗
在直接对抗的空间受阻后，许多女性开始借助文化和喜剧表达。《好东西》是一部由女性创作并主演的女性题材喜剧，票房约7.2亿元人民币。另一部由女性导演的电影《热辣滚烫》以约34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登顶年度票房榜。这些成功表明，观众愿意关注单亲育儿、离婚和职场偏见等议题。越来越多女性喜剧演员登上喜剧俱乐部的舞台，公开谈论月经羞耻、办公室关系和女性承担的责任。这些笑话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们捕捉了日常生活，也促使人们反思。
这些舞台并非避风港。若表演内容触碰红线，这个行业也会遭到罚款和演出取消。一名演员因一个被官员称为侮辱军队的笑话受到处罚，脱口秀行业也因此沉寂数月。在网络上，杨笠等喜剧演员面临舆论反扑，有人指责她们煽动性别对立。尽管存在这些风险，幽默仍成为一种绕开正面冲突的工具，也为许多女性熟悉的经历构建了共同语言。
除了文化领域，这场运动也通过规模更小的网络不断演变。读书会、法律援助小组和互助社群仍在运作，有时低调开展，有时则在海外侨民群体中延续。一些领军人物已迁居海外，并从境外支持相关行动，包括记录事实、翻译材料，以及向国际机构倡议。在国内，许多人依靠加密聊天和非正式联系，选择持续开展本地工作，而非追求公开声势。前路漫长且不平坦，但这股潮流仍在向前。
要点
- 中国举办全球妇女会议，纪念1995年北京会议召开30周年；习近平赞扬已有进展并承诺提供新资金。
-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女权行动主义的空间不断收窄，独立团体被关闭，社交媒体账号遭封禁。
- 平台规则将被贴上“性别对立”标签的内容列为打击对象，导致大量内容被删除、账号被停用。
- 备受关注的案件包括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拘留、记者兼#MeToo倡议人士黄雪琴被判五年监禁，以及疫苗安全倡议人士何方美被判刑。
- 当局鼓励女性接受传统角色以应对出生率下降，习近平则呼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 中国已有反家庭暴力和反歧视法律，但执法不均限制了这些法律对日常生活和职场实践的影响。
- 女性在政治高层的代表性下降，2022年选出的24人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女性成员；中国近年在全球性别差距排名中的位置也有所下滑。
- 女权表达通过文化和幽默调整方式延续，女性主创电影和脱口秀吸引了观众，但审查和舆论反扑仍限制着这一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