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课堂到权力与伙伴关系
贝宁毕业生米拉迪·切克波最近把课堂上的梦想变成了薪水。她学习了普通话，并在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接受培训，随后获得一份工作，成为科托努一家中国贸易公司的口译员。她希望为贝宁出口商品牵线中国买家，并进口适合当地市场的中国商品。她的经历体现了中国资助的语言项目在非洲大陆带来的机遇，也折射出围绕这些项目的种种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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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成立以来，中国在海外建立了广泛的文化影响网络。在非洲，大多数国家如今都设有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提供语言课程和文化活动。南非拥有数量最多的孔子学院，共有十所，普通话也出现在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课程表中。即使是莱索托这样的小国，也有不止一处教学点。这些中心只是更广泛对外交流的可见一面；相关活动还包括奖学金、培训、博物馆、影视合作、媒体项目和政策交流。
软实力通常指通过文化、教育和说服来影响人们的偏好。在非洲，北京的软实力主要依托普通话课程、赴华留学奖学金和持续开展的文化活动。这种做法旨在让与中国机构的合作显得顺畅，同时加深贸易、技术和政治领域的长期联系。
什么是孔子学院，它们如何运作
孔子学院是由东道国大学、中国合作大学以及中国教育部下属中央机构共同建立的合作项目。多年来，该机构一直称为国家汉办，如今已重组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方提供资金、教材和教师，非洲合作方则提供教室、本地员工，并为项目接触学生和社区提供便利。许多孔子学院还在中小学开设孔子课堂。课程通常侧重普通话和书法、音乐、烹饪等文化实践。
资金与治理
这种联合模式将由外国政府资助的项目设在非洲高校内部。合同规定双方的职责分工、外派教师的聘用和薪酬，以及活动范围。中方派出的教师通常遵循中方合作院校批准的课程和指导方针，课程则由当地大学认证或承办。与英国文化协会、歌德学院等外部文化机构不同，这种架构让孔子学院与学术生活保持着不同寻常的紧密联系。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降低成本、扩大覆盖面。批评者则认为，这模糊了文化交流与政治影响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在某些话题遭到回避时。
非洲高校为何纷纷欢迎孔子学院
许多非洲大学预算紧张、教室拥挤，语言课程选择也有限。孔子学院带来教材、受过培训的教师，有时还会新建教学楼。对学生来说，普通话很实用，可以为他们打开通往中国供应商、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大门。例如，加纳海岸角大学曾表示课程需求旺盛，每学期有数千人报名。当地管理人员通常会用简单的话说明目标：让学生掌握沟通工具，从而更有效地与中国同行开展商业和学术交流。
孔子学院在非洲的覆盖面有多广
如今，非洲大陆已有50多所孔子学院和数十所附属孔子课堂，项目覆盖49个非洲国家。南非的网络包括设在多所主要大学的孔子学院，许多学校也把普通话列为选修课。人口不多的莱索托也有两所孔子学院。在基层，影响范围更广：孔子学院还开设面向公众的课程、周末班和文化节。
学生流动规模也与此同步扩大。2003年，在华就读的非洲学生不到2000人，到2018年已超过81500人。中国提供了大量奖学金和助学金，并建立高校结对项目，推动非洲院校与中国合作伙伴开展长期合作。这些联系有望带来语言技能、研究交流，以及更便利地使用中国实验室和图书馆的机会。
各国情况展现了这种影响如何融入日常生活。在布隆迪，国家大学的一所孔子学院自2012年以来已吸引6000多名学员。在加纳，孔子学院负责人报告称，每学期都有数千名学生参加课程。南非一些原本以英语教学为主的语言学校如今也开设普通话课程，教师往往接受过孔子学院的培训。孔子学院的影响已超出校园，延伸至社区中心、学校和本地企业。
非洲学生面临的机遇与局限
教育资源带来的好处实实在在。学生可以掌握语言技能、接触不同文化，并获得赴华留学的途径。许多人认为，普通话是物流、旅游、制造业或零售供应链等领域的实用技能。然而，经济回报并不均衡。社会学者西姆巴拉谢·古库鲁梅指出，虽然孔子学院扩大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但非洲毕业生在中国的就业机会仍然稀少。在非洲的大型项目中，中国企业往往自带施工队，而学习普通话的非洲毕业生通常发现，最可靠的就业途径是在本国教授这门语言。
一些孔子学院的师资构成也反映了这一现实。例如，在津巴布韦大学，大多数孔子学院教师都是当地学者，他们曾在经济资助下赴华学习，之后回国教授普通话。古库鲁梅和其他学者认为，文化和教育项目往往与矿业和基础设施双边协议同步推进，这些协议可能使中国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源。他们表示，这种关联值得密切审视，也需要强有力的本地监督。
同时，也有不少成功案例。在布琼布拉，25岁的教师班库维哈·埃蒂安回忆说，一位本地普通话教师的出现改变了学生对自身可能性的看法。
我的学生非常兴奋，也很有动力，因为他们把我当作榜样、典范，甚至偶像。看到我教他们中文，他们脑海里就会产生想法。他们会说：“我和老师一样是布隆迪人，所以只要像老师一样努力，也许我就能达到他的水平。”这就是他们受到鼓舞、喜欢学习中文的原因。
埃蒂安还认为，日常交流正在搭建文化桥梁。
我可以成为非洲、我的同胞和中国人，也就是我新的同胞之间的桥梁。
布隆迪孔子学院院长严萍表示，日常问候展现了街头发生的变化。
不仅这里的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的老师也很感兴趣。对我来说，走在街上时，我会听到人们对我说“你好”。第一次听到时，我真的很感动。
这些个人经历说明了需求为何旺盛，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非洲机构认为，只要合同和教学内容保持透明、平衡，技能培养和人际交流所带来的收益就大于风险。
批评者为何担忧学术自由
孔子学院处于一场全球性争论的核心：外国影响力是否正在进入大学。在一些西方国家，大学因有人投诉项目施压要求回避敏感话题，或质疑内容、人员和活动由谁掌控，而关闭或重组了这些项目。批评者的核心观点是，孔子学院可能宣扬经国家审定的叙事，并使有关西藏、台湾、天安门事件及其他政治敏感话题的公开讨论受到压制。
研究过影响力运作和高校合作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马特·施拉德这样概括了担忧：
它们是一个威权政党用来传播经国家审定叙事的平台，而这个政党从根本上敌视言论自由、自由探究等自由主义理念。
人权组织的批评更进一步。人权观察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孔子学院的招聘和课程材料可能反映的是政治审查，而非学术标准。
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延伸，会出于政治原因审查课程材料中的某些话题和观点，并在招聘时考虑政治忠诚度。
曾有一些事件被公开报道。2014年葡萄牙的一场学术会议上，据称会议材料被修改，删除了提及台湾的内容。在美国，一些演讲者表示，孔子学院工作人员曾要求修改其个人简介，删去有关台湾的内容。在澳大利亚，州教育部门审查后终止了公立学校与孔子学院有关联的项目；审查警告说，在民主政府部门内安排由一党制国家任命的人员，可能损害公众信任。此后，欧洲和北美的数所大学关闭或调整了相关项目。
支持者回应说，许多孔子学院教授的是语言和文化，而非政治，学术事务仍由东道国大学掌控。一些处于严格审查之下的国家的大学管理人员表示，他们的孔子学院只开展常规语言教学，不会影响学术自由。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孔子学院的接受程度与西方不同。由于资金匮乏、学生兴趣浓厚，校园往往认为这种模式是增设新学科的可行方式，前提是本地监督力度足够。
课堂之外：文化、媒体与思想交流
语言中心只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一大支柱。中国机构和企业为多个非洲国家的剧院、博物馆、电影节、媒体培训和图书馆项目提供资金或支持。中国广播机构扩大了在非洲的业务，并与当地媒体合作；新闻交流项目则邀请记者前往中国新闻编辑部。目标很明确：以积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并加强与非洲机构的合作关系。
政策交流也在不断扩大。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非洲与北京外交往来的固定机制。与之配套的智库和学术论坛，包括中非智库论坛，在中国支持下汇聚研究人员和官员。高级别峰会的出席人数众多，相关场面也具有象征意义。例如，51位非洲国家元首出席了2018年北京峰会。这些聚会有助于为贸易、技术和治理领域的合作定调，也建立起有助于后续交易的私人关系网络。中国官员常用“关系”一词来描述这种做法，意指培养相互信任的联系。
中国还投资兴建领导力学校并开展培训项目，将其发展方式作为一种学习模式加以推广。坦桑尼亚的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领导力学校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该校由中国提供资金支持，为非洲政党和官员开展政治与行政培训。文化、媒体、智库和培训共同构成一套广泛战略，力图通过持续、长期的交往扩大影响力。
非洲利益相关方希望看到什么
随着中国文化和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非洲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呼吁，在处理这些关系时给予本地方面更大的发言权。研究人员阿夫里尔·乔菲提醒说，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活动可能挤压本土和区域内容的空间。她主张采取能够保障非洲自主权、保持文化空间开放，并确保外来项目不损害民主价值和本地控制权的政策立场。
一种建议是增加国内奖学金和文化资金，减少依赖。另一种建议是在非洲大陆层面协调谈判。如果非洲联盟制定基本标准并协助协调合同，各国部门就能以更有利的地位进行谈判，从而更容易要求合作保持透明、实行共同治理，并在每项合作中为非洲语言和艺术保留空间。
- 公布孔子学院协议，并提交议会或大学评议会审议。
- 设立联合学术委员会，纳入学生和教师代表，并赋予其批准或否决课程和公开活动的权力。
- 明确保障学术自由的措施，包括保护课堂和校园内所有话题讨论的条款。
- 增加留学和语言学习选择，让普通话与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法语、斯瓦希里语及其他满足区域需求的语言共同发展。
- 将奖学金与回国后在医疗、物流、工程等本地行业服务挂钩，让所学转化为公共价值。
- 建立学生发展、招聘情况和中国项目使用本地供应商情况的数据报告制度，并公开报告。
- 利用非洲联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机构协调标准，缩小各国单独谈判时的实力差距。
本土文化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普通话课程和中国文化节可以激发好奇心、开阔视野。如果缺乏平衡，它们也可能挤占非洲故事获得的传播时间和资金。乔菲的研究指出，中国对电影节、展览和媒体的投资可能超过本地制作方。如果缺少相应的本地支持，非洲电影人、音乐人和作家可能失去那些塑造审美趣味和集体记忆的节目席位。
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留出空间。通过中非艺术家联合策划项目，让本地声音持续处于聚光灯下。可在拨款条件中要求保留一定比例给本地内容。大学合作项目可以纳入非洲语言翻译培训，而不只聚焦普通话。国家艺术委员会可以跟踪公共资金支持的艺术节中各类内容的构成。这些小举措有助于确保文化交流保持双向流动。
让语言学习转化为就业机会
对许多非洲年轻人来说，关键问题很简单：学普通话能否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政策制定者和大学可以通过将语言与行业技能结合，让答案更有可能是肯定的。掌握普通话的物流专业学生可以跟踪与中国供应商的货运；掌握普通话的工程师可以与中国设备供应商协调；掌握普通话的旅游专业毕业生可以在历史遗址为中国游客提供导览。
将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也会有所帮助。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应提供有完善安排的实习，明确劳动保障、本地内容要求和招聘渠道。就业服务中心可以为普通话专业毕业生对接与中国开展贸易的非洲企业。公共采购可以要求外国承包商为本地员工提供语言和技术学徒培训。
职业发展路径同样重要。连接非洲和中国企业家的商会可以为学生提供指导。非洲留华毕业生校友网络可以分享就业机会和项目提案信息。大学可以把语言能力与专业技能认证为综合资质，体现其能够立即应用于职场的价值。
要点
- 中国已在非洲建立50多所孔子学院，项目覆盖49个国家，招生人数持续增长。
- 南非有十所孔子学院，国内许多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开设普通话课程。
- 奖学金已帮助数以万计的非洲人赴华留学；截至2018年，在华非洲留学生达81500人。
- 批评者警告，孔子学院的规则和做法可能压制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并模糊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界限。
- 人权组织和分析人士称，一些孔子学院宣扬经国家审定的叙事，而非洲大学往往强调语言和文化教学。
- 中国的对外交流还包括剧院、博物馆、媒体合作、智库论坛和领导力培训项目。
- 研究人员呼吁非洲各国政府和大学公开合同、保护学术自由，并增加国内资金投入，以保持文化空间开放。
- 将普通话与行业技能、实习和本地招聘要求结合起来，可以提升语言学习的就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