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禁书：审查、记忆与叙事之争
2025年8月，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地区当局禁止了25本由知名学者、记者和作家撰写的书籍，引发了有关审查制度、历史记忆以及该地区言论自由未来的激烈辩论。当局通过突袭书店执行禁令，并以持有或销售禁书可能受到刑事处罚相威胁。此举招致作家、权益团体以及印度国内外政党的谴责。争议的核心在于：谁有权讲述克什米尔的故事，以及哪些故事可以被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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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因何而起？
查谟和克什米尔内政部于2025年8月5日发布禁令，恰逢印度宪法第370条所赋予的该地区半自治地位被废除六周年。官方通知S.O. 203 of 2025援引《2023年印度公民安全法》（BNSS）第98条，宣布25本书“予以没收”。这部新刑法赋予当局禁止出版物的权力，凡被认定含有《2023年印度刑法》（BNS）若干条款所规定应予惩处的内容，均可遭禁。
政府声称，这些书籍“传播虚假叙事和分离主义思想”“误导青年”，并通过煽动不满情绪、受害者心态，甚至“美化恐怖分子”，从而“助长暴力”。禁书包括历史分析、回忆录、调查报道和政治评论，作者包括Arundhati Roy、Hafsa Kanjwal、A.G. Noorani、Sumantra Bose、Anuradha Bhasin、Victoria Schofield、Christopher Snedden等人。涉及议题从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和印度分治，到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印度统治下克什米尔人的亲身经历。
执行禁令：突袭与查扣
禁令发布后，警方开始突袭克什米尔谷地各地的书店，包括斯利那加、阿南特纳格、甘德巴尔和汉德瓦拉。警员搜查违禁书目、盘问书商并查扣库存。打击行动还延伸至斯利那加的Chinar图书节，警方检查摊位，搜寻禁书。命令还规定，任何人若被发现销售或持有禁书，都可能受到刑事处罚，这使得私人持有也可能构成违法行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禁令宣布之际，印度官员正为该地区的一场图书节揭幕，凸显了国家主导的文学庆祝活动与压制异见声音之间的矛盾。
为何禁这些书？政府的理由
政府的理由围绕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展开。官方命令称，这些书籍“歪曲历史事实”“美化恐怖分子”并“煽动分离主义”，因此危及印度的主权和统一。当局认为，这类作品可能激进化青年、煽动社群间敌意，并破坏国家一体化。
然而，批评者指出，命令只提出笼统结论，没有引用具体段落，也未提供即将发生暴力的证据。许多被禁作品由声誉良好的出版社出版，被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或经过充分调查的新闻报道。通知本身承认，这些书籍“伪装成历史或政治评论”，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它们以分析或观点的形式呈现，而非公然鼓动暴力。
法律与宪法问题
《印度公民安全法》第98条规定，如果出版物似乎含有《印度刑法》若干条款所规定应予惩处的内容，包括危害主权、煽动敌意或发表损害国家一体化的主张，当局可予以没收。然而，印度宪法第19(1)(a)条保障言论和表达自由，只允许以公共秩序或煽动暴力等有限理由加以限制。
包括互联网自由基金会（IFF）在内的法律专家和权益团体认为，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印度最高法院一再裁定，仅仅讨论或倡导某种观点，不论该观点多么不受欢迎，都属于受保护的言论，除非构成直接煽动。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Shreya Singhal v. Union of India（2015年）一案中，最高法院警告，不应宽泛地或事先压制言论，尤其是在政治或学术讨论领域。
作者是谁？他们的书写了什么？
禁书名单堪称克什米尔研究和批判性评论领域的知名人士名录：
- Arundhati Roy——布克奖得主，其著作Azadi收录了有关国家暴力和克什米尔失踪事件的文章。
- Hafsa Kanjwal——常驻美国的学者，著有Colonizing Kashmir: State-Building Under Indian Occupation，探讨印度如何巩固对该地区的控制。
- A.G. Noorani——宪法专家，其著作The Kashmir Dispute 1947–2012全面梳理了这场冲突的法律和政治历史。
- Sumantra Bo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著有Contested Lands和Kashmir at the Crossroads，探讨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
- Anuradha Bhasin——记者，其著作The Dismantled State记录了印度宪法第370条被废除后的影响。
- Victoria Schofield——历史学家，著有Kashmir in Conflict。
- Christopher Snedden——澳大利亚政治学家，著有Independent Kashmir。
其他被禁作品还包括女性主义者的亲历证词、人权记录以及对该地区政治演变的分析。印度、克什米尔及国际视角的多样性，反映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
作者和学者的回应
作者和知识界人士对禁令表示震惊和失望。被禁书籍Kashmir: The Case for Freedom的合著者Angana Chatterji说：
这项命令凸显了国家将学术研究刑事化并将其定为煽动叛乱的意图。这项禁令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可能十分深远。它再次启动心理行动，企图恐吓并孤立克什米尔人，压制他们的痛苦和抗争。
Sumantra Bose是一位历史学家，其家族自殖民时代以来就经历过审查。他驳斥了政府的指控，表示自己的作品旨在寻找通往和平的道路。Anuradha Bhasin则为自己的著作辩护，称其经过充分研究，并要求当局拿出证据，证明该书美化了恐怖主义。
分离主义领袖、首席教士Mirwaiz Umar Farooq评论说：
禁止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无法抹去历史事实或亲身记忆，只会暴露采取此类行动者的不安。
更广泛的背景：审查制度与克什米尔历史
审查制度在克什米尔并不新鲜。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遭遇通信封锁、报纸禁令以及记者被拘押等情况。自1989年武装起义以来，尤其是2019年印度宪法第370条被废除后，当局打击的对象日益从媒体扩展至学界和公民社会。当前的禁书行动被视为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旨在控制有关克什米尔的叙事并压制异见声音。
宗教与政治层面
打击行动还延伸到了宗教读物。2025年早些时候，警方突袭斯利那加的书店，查扣与被禁组织伊斯兰大会党有关联的伊斯兰学者Syed Abul A'la Maududi的著作。批评者认为，此类行动引发了对宗教自由和选择性执法的担忧，因为类似书籍在印度其他地区仍可以买到。
政府的做法让人联想到殖民政权和威权政权试图通过禁书控制思想。研究安全与社会问题的评论员Ghazala Wahab指出，当局或许试图阻止年轻的克什米尔人接触自己的历史，但集体记忆不会因书籍被禁而消失。
影响：思想自由、历史记忆与民主
禁令的影响远不止书籍被下架。批评者警告，这为在印度各地压制异见和学术自由开创了危险先例。此次使用的法律机制——《印度公民安全法》第98条——不仅允许在克什米尔查扣禁书，也可能将查扣范围扩大至全国。出版商、书商和网络平台可能为规避法律风险而全面撤下这些书籍，最终造成事实上的全国禁令。
互联网自由基金会等数字权利团体强调，面对有争议的叙事，解决办法应是加强对话和提高透明度，而不是一刀切地禁书。他们警告说，限制公众接触学术研究和评论，会损害民主讨论和知情权。
反对派领导人和政党谴责此举是对表达自由和民主的攻击。前首席部长Mehbooba Mufti认为，审查会使观点得到进一步传播，而非让其噤声，并加深克什米尔人的疏离感。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人M.Y. Tarigami称禁令是公然的审查行为，并要求撤销。
国际与学术层面的影响
这项禁令引起国际关注，媒体和权益组织指出，此举威胁印度作为一个容忍多元观点的民主国家的声誉。学者担心，这一做法会让出版商不敢刊印有关克什米尔的批判性著作，压制学术研究和辩论。克什米尔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认为，禁令企图强加集体失忆，让人们更难研究和记住该地区的历史。
知名印度作家Nilanjana Roy说：
这项禁令无异于一份经过筛选的克什米尔阅读书单。历史表明，这类禁令鲜少奏效，反而常常让被禁作品更受追捧。
禁书能抹去记忆吗？
尽管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许多人仍认为，禁书无法抹去书中所述的现实，也无法抹去书籍保存的记忆。正如Mirwaiz Umar Farooq等人所指出的，即使文字记载遭到压制，人们的亲身经历和口述历史依然会延续。控制哪些历史和记述得以传播，显然是为了塑造后代对克什米尔的认知，但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不信任和疏离。
历史上不乏禁书成为反抗和求知象征的例子。在数字时代，信息更难被压制，审查企图往往适得其反，反而让遭禁作品受到更多关注。
总结
- 2025年8月，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地区当局以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禁止了25本知名学者、记者和作家的著作。
- 禁令通过警方突袭执行，并以刑事处罚相威胁，针对有关克什米尔历史、政治和人权的作品，其中包括Arundhati Roy、Hafsa Kanjwal和A.G. Noorani的著作。
- 批评者认为，这项禁令是大范围审查行为，损害表达自由、学术研究和民主价值观，并可能产生全国性影响。
- 法律专家和权益团体认为，这项禁令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存在疑问，且缺乏煽动或即将发生暴力的具体证据。
- 此举被视为压制异见、控制克什米尔叙事这一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对历史记忆和知情权都有影响。
- 作者、学者和政治领导人警告，禁书无法抹去亲身经历或历史事实，反而可能放大国家试图压制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