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危机：韩国为何设有弃婴箱
在首尔市中心，慈爱教会墙上的一扇不起眼的小门，已成为希望与心碎交织的象征。它被称为“弃婴箱”，让身处困境的母亲能够匿名、安全地交出新生儿。自2009年安装以来，弃婴箱已接收了2000多名婴儿，其中许多婴儿是由觉得别无选择的母亲留下的。这些匿名送婴事件背后的故事，揭示了社会污名、法律障碍和绝望处境交织而成的复杂问题，而这些因素至今仍在促使韩国发生弃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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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婴箱并非韩国独有——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也有类似机制——但韩国的情况受到根深蒂固的单身母亲观念、不断变化的收养法律，以及这个正面临全球最低生育率的社会等因素影响。本文将结合亲历者讲述、专家分析和一线工作者的声音，探讨韩国弃婴箱的起源、争议与影响。
弃婴箱如何运作：绝境催生的机制
慈爱教会的弃婴箱不只是一扇墙上的小门。它是一个配备传感器和警报器的恒温舱。一旦有人将婴儿放入其中，工作人员就会立即收到通知。婴儿随后会被抱入室内，接受医疗照护；在可能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也会为母亲提供咨询和支持。据韩国弃婴箱项目负责人黄敏淑介绍，设立弃婴箱的目的并非只是接收被遗弃的婴儿，而是尽可能鼓励母亲留下并抚养自己的孩子。
使用弃婴箱的母亲大多未婚，年龄在十几岁或二十几岁。为了避免未婚母亲身份带来的羞耻感和后果，许多人秘密分娩，有时甚至在废弃建筑或公共厕所等不安全的环境中生产。弃婴箱提供了最后的选择——当其他出路似乎都已堵死时，至少能确保孩子活下来。
自设立以来，弃婴箱机制还促成京畿道军浦市建立了第二处设施。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照料婴儿，最长可达六个月，之后由当地政府决定孩子的去向：收养、寄养，或在某些情况下与亲生母亲团聚。
单身母亲面临的社会污名
弃婴箱现象背后，是针对单身母亲根深蒂固且持续存在的强烈社会污名。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社会，家族血脉和子女名分仍然极为重要。婚外生育往往被视为一种耻辱，不仅影响母亲，也会波及整个家庭。这种污名如此沉重，以至于许多女性隐瞒怀孕、独自分娩，并避免为孩子登记，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声誉。
如果女性被发现婚外生育，她的就业和婚姻前景可能受到严重影响。雇主和潜在配偶能够查阅的家庭关系登记文件可能会披露相关信息，造成终身影响。因此，一些母亲觉得自己不得不匿名遗弃孩子，认为这是给孩子更好生活机会的唯一办法。
韩国弃婴箱项目负责人黄敏淑说：
有很多人独自分娩后遗弃婴儿。弃婴箱是她们最后的避难所。
尽管政府努力为单身母亲提供庇护和支持，许多女性仍不了解这些资源，或担心求助会带来社会后果。由此形成了孤立、隐瞒乃至频频发生弃婴事件的恶性循环。
法律变革及其意外后果
韩国弃婴问题的发展受到一系列法律改革的影响，其中一些改革带来了意料之外、有时甚至令人痛心的后果。2012年，《特别收养法》修订，规定所有收养都必须经过法院批准，父母在送养新生儿前必须为孩子登记。修法旨在提高收养透明度，并保护被收养者的权利；此前，许多孩子被送往海外时，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其出身的信息。
然而，新法也让母亲匿名送养变得困难得多。一些女性担心身份曝光以及由此带来的终身污名，开始将婴儿遗弃在公共场所，或把弃婴箱当作最后的选择。法律实施后的几年里，弃婴箱接收的婴儿数量激增。
针对未登记“幽灵婴儿”日益引发的担忧——这些婴儿已经出生，却从未正式登记——政府又推出了进一步改革。2024年，匿名分娩制度开始实施，允许女性在医院分娩而不透露身份。此举旨在减少院外不安全分娩并防止杀婴。然而，即使有了这些变化，根深蒂固的社会污名依然存在，每年仍有数十名婴儿被送入弃婴箱。
争议：弃婴箱是在拯救生命，还是在助长弃婴？
在韩国乃至其他地方，弃婴箱的存在都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弃婴箱为婴儿提供了安全的替代途径，避免他们遭遇危险的遗弃处境或被杀害。首个弃婴箱的创办者、牧师李钟乐本人收养了几名残障儿童。他坚持称弃婴箱是“生命箱”，是让婴儿获得第二次机会的地方。
包括部分儿童福利倡导者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内的批评者则认为，弃婴箱侵犯了儿童了解自己出身的权利，还可能让父母更容易放弃孩子，从而助长弃婴。他们指出，弃婴箱中的孩子往往没有登记，这会使他们难以获得收养机会和社会服务。
这些孩子的长期处境也令人担忧。许多人最终进入孤儿院，可能面临机构化生活、缺少稳定照护者，以及作为孤儿承受的社会污名。韩国国内收养率仍然偏低；由于监管趋严，以及希望让韩国儿童留在国内的意愿，国际收养也变得更加困难。
李牧师回应这些批评时，强调了使用弃婴箱的母亲所面临的绝境：
没有父母是为了遗弃孩子才生下他们的。你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你想让孩子活下来。你没有遗弃他们，你救了他们。
弃婴的去向：孤儿院、收养与福利体系
婴儿被送入弃婴箱后，接下来的经历还远未结束。工作人员会立即照料婴儿，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无法劝说母亲接回孩子，婴儿就会被临时安置，由政府决定其未来。据记录，自2009年以来被送入弃婴箱的2000多名婴儿中，大多数被送往儿童福利机构，少数被收养，还有一些与母亲团聚。
然而，收养之路障碍重重。许多意向收养者不愿接收病史不明或尚未登记的孩子。国内收养仍然罕见，只占个案的一小部分。因此，许多孩子在孤儿院度过成长的关键时期，可能难以建立稳定的依恋关系，并在年满18岁离开福利体系后面临重大挑战。
成年韩国孤儿、倡导者朱莉·杜瓦尔这样描述这些孩子面临的困境：
没有血缘关系可追溯，孤儿在韩国社会中处于最低阶层，被当作‘不算一个人’。我的孩子们有人爱、有人照顾。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想：‘为什么我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所以有些孩子感到非常痛苦……他们只会责怪自己……因此我努力让他们有自信，让他们明白这不是他们的错。
幽灵婴儿与改革呼声
近年来，未登记的“幽灵婴儿”问题已成为全国性丑闻。调查发现，2015年至2022年间，有2000多名在医院出生的婴儿从未在政府登记。其中一些孩子后来被发现死亡，死因涉及疏忽照护或杀婴。政府随后通过新法，要求医院直接向地方政府报告所有出生情况，旨在堵住让这些孩子从行政监管中漏掉的漏洞。
然而，专家警告，仅靠法律改革远远不够。要防止弃婴并保护弱势儿童，就必须解决根本原因，包括贫困、对单身母亲支持不足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污名。首尔的爱兰院等机构为单身母亲提供长期支持，包括咨询、托儿和职业培训，但人们对这类资源的了解仍然有限。
目白大学教授姜恩花指出：
由于父权制家庭规范，未婚单身母亲在韩国社会中受到严重歧视。此外，她们不仅不愿让别人知道，经济或社会处境不利、或缺乏相关信息的女性，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所需资源。当她们缺少信息，或因自身处境无法抚养孩子时，就会陷入孤立。
国际比较：安全港法律与全球视角
韩国并非唯一面临弃婴难题的国家。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安全港”法律，允许父母在医院或消防站等指定地点匿名交出婴儿，而不必担心遭到起诉。美国自1999年引入这类法律以来，已有数千名婴儿因此获救。
然而，韩国的做法仍有其特殊之处：依赖由私人机构运营、靠捐款维持的弃婴箱，同时缺少针对交出孩子的父母的全面法律保护。近年来，要求引入安全港法律、加大对单身母亲支持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改革进展缓慢。
包括纪录片和《小偷家族》等电影在内的国际关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挑战外界对使用弃婴箱的母亲的负面看法。导演是枝裕和指出，关注重点不应是责怪母亲，而应追问责任究竟在哪里——在社会、政府，还是在那些未能为弱势家庭提供支持的制度之中。
个人故事：书信、离别与改变的希望
每个被放进箱子里的婴儿背后，都有一段关于失去、爱与艰难抉择的故事。许多母亲会给孩子留下信，表达悲伤，并寄望孩子拥有美好的未来。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
我的宝贝！妈妈很抱歉。做出这个决定，我真的很对不起。我的儿子！希望你能遇到很好的父母，我真的、真的很抱歉。我不配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爱你，我的儿子。妈妈爱你胜过一切。我把你留在这里，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爸爸是谁。我曾经想过做不好的事，但我想这个箱子对你来说更安全。所以我决定把你留在这里。我的儿子，请原谅我。
弃婴箱设施的工作人员常常亲眼见证母亲承受的情感煎熬。黄敏淑回忆说：
母亲们和我们的咨询师谈起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时，常常哭得撕心裂肺。收养安排确定后，她们会给孩子写信。很多人写道：‘我想把你养大，但对不起。因为有你，我曾幸福了几天。’
这些故事凸显了同情、理解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随着韩国继续面对人口挑战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最脆弱群体的命运仍悬而未决。
总结
- 韩国的弃婴箱为陷入困境的母亲提供了安全、匿名交出新生儿的途径，挽救生命的同时也引发争议。
- 针对单身母亲的社会污名、法律障碍和支持不足，促使许多女性遗弃婴儿或避免为孩子登记。
- 旨在保护儿童和规范收养的法律改革有时产生了意外后果，导致匿名弃婴增加。
- 被送入弃婴箱的婴儿大多最终进入孤儿院；受文化观念和信息不足影响，国内收养人数很少。
- 未登记“幽灵婴儿”问题促使政府出台新法，要求医院报告所有出生情况，但仍需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 国际比较凸显了制定安全港法律、加大对单身母亲支持力度的必要性，以防止弃婴和杀婴。
- 个人故事展现了母亲所承受的情感痛苦与艰难抉择，凸显了同情关怀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