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孟加拉国反恐法的武器化
近年来，孟加拉国因反恐法律的使用，尤其是2009年《反恐法》，受到国内外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谢赫·哈西娜政府于2024年8月倒台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受害者遭强迫失踪后，系统性地被利用《反恐法》起诉，该法往往沦为压制政治异见、让反对派噤声的工具。本文将探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滥用法律的手段、安全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对孟加拉国人权和法治产生的更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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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法》如何沦为镇压工具
2009年颁布的《反恐法》旨在为孟加拉国当局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以打击真正的恐怖主义威胁。然而，调查委员会于2024年6月提交的第二份阶段性报告发现，当局援引该法起诉的对象，多数并非恐怖分子，而是遭国家力量强迫失踪的人。在分析的309名强迫失踪受害者中，有198人依据《反恐法》受到指控，人数远超依据其他任何法律受到指控者。其他法律，如《爆炸物质法》《武器法》《信息与通信技术法》《数字安全法》和《特别权力法》也被用于起诉，但使用程度较低。
调查委员会的分析揭示了一种系统性刑事化模式，往往缺乏针对个人的证据。法律定义宽泛且模糊，使当局得以将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和批评者塑造成国家安全威胁，从而以反恐之名为拘押和起诉他们辩护。
政治背景与起诉时机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项发现，是政治事件与反恐案件立案之间存在关联。起诉数量激增的时期，恰逢政治动荡加剧，例如2018年大选、针对外国政要的大规模抗议，以及反对派动员。例如，2018年案件数量显著上升，与打压反对党同时发生。2022年，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BNP）和伊斯兰大会党活动增加，带动相关案件持续立案；而2021年的案件则反映了政府对抗议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孟的回应。
相反，2023年反对派活动转向直接的街头对抗后，反恐指控的使用频率降低，新案件数量也有所下降。2024年大选后，随着政治活动减少，立案数量进一步下降。这种起伏表明，反恐法的适用远非中立，而是与政府在政治敏感时期镇压异见的努力密切相关。
滥用手段：胁迫、捏造与司法共谋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详述了多种胁迫手段，这些手段被用来逼取口供，并针对强迫失踪受害者捏造案件。受害者经常被关押在秘密拘留中心，遭受酷刑，并被威胁称，除非按绑架者要求签署供词，否则将遭受进一步伤害。这些供词被称为第164条供述，随后作为自愿认罪陈述提交给地方法官。
强迫供述与法律保障缺失
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词显示出一种令人极为不安且高度一致的模式：受害者被迫背诵执法人员写好的稿子，在胁迫下反复排练，然后在法庭上复述。许多人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机会，地方法官也经常未能核实供述是否出于自愿。在一些案件中，受害者被迫在施刑者在场时陈述，无法与地方法官私下沟通。
一名19岁的受害者回忆，2020年，他被反恐与跨国犯罪局（CTTC）关押在一所秘密监狱一个多月。他被要求反复排练供词；尽管他告诉地方法官自己遭到殴打并被迫认罪，供词仍被记录在案。另一名受害者被国防情报总局（DGFI）和快速行动营（RAB）失踪关押一年后，被带到法庭时刚剃过头发，穿着干净衣服，以营造一切正常的假象，而他所遭受的苦难则被置之不理。
司法积案与大量判决无罪
调查委员会发现，司法系统处理反恐案件时，受到行政压力的影响，而非依据证据本身的价值。为避免积案问题显得严重，接近五年期限的案件常常被批量结案，其中大多数以无罪判决告终。2017年至2024年结案的794起案件中，仅52起定罪，定罪率只有7%。如此低的定罪率表明，许多案件从一开始就缺乏起诉依据，也令人严重质疑当局启动起诉时所采用的标准。
安全机构在强迫失踪中的作用
调查委员会确认，多家国家机构是强迫失踪的主要实施者：孟加拉国警察（包括侦查局和特别警察局）、快速行动营（RAB）、反恐与跨国犯罪局（CTTC）、国防情报总局（DGFI）、国家安全情报局（NSI）以及孟加拉国边防卫队（BGB）。这些机构在镇压体系中各司其职，常常超越法定权限行事，几乎不受问责。
快速行动营（RAB）：从反恐机构沦为政治杀戮队
RAB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打击严重犯罪和恐怖主义，但很快便与侵犯人权行为联系在一起，包括法外杀戮、酷刑和强迫失踪。调查委员会记录了数百起涉及RAB的案件，受害者往往被发现死亡或至今下落不明。RAB情报部门开展秘密行动，在臭名昭著的审讯特别工作组（TFI）拘押室等秘密设施拘押人员，并对他们施以持续酷刑。
2021年，美国以严重侵犯人权为由对RAB及其指挥官实施制裁，此后国际社会对该部队的审视进一步加强。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RAB遗留的虐待问题仍持续损害公众对执法机构的信任，并对民主改革构成重大阻碍。
警察与侦查局：政治化与有罪不罚
调查发现，孟加拉国警察，尤其是侦查局，在强迫失踪事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政治动荡时期尤为如此。警察日益政治化，扮演起政府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而非中立机构。受害者包括政治活动人士、学生、教师、商界人士和政府批评者。羁押期间的酷刑普遍存在；法外杀戮常被称为“交火”事件，也成为警察行动的标志。
CTTC与DGFI：情报机构沦为镇压工具
2016年成立的CTTC以及孟加拉国主要军事情报机构DGFI，均被指涉参与强迫失踪、酷刑和任意拘押。调查委员会发现，这些机构经常运营秘密拘留中心，例如臭名昭著的“镜屋”（Aynaghor），受拘押者在那里被隔绝外界，遭受极端虐待。缺乏监督，加之这些机构向民政事务扩张，助长了有罪不罚的风气，侵蚀了民主治理。
NSI与BGB：监控与跨境绑架
孟加拉国主要的文职情报机构NSI，以及负责边境安全的BGB，也被指涉参与强迫失踪。NSI被指在缺乏法律监督的情况下监控并打压政治反对派、公民社会和记者。BGB则与跨境移交有关，有时会将受害者交给外国安全机构，进一步增加追究责任的难度。
秘密拘留中心：虐待行为的基础设施
调查委员会在孟加拉国各地确认至少16处秘密拘留中心，包括达卡、吉大港、纳拉扬甘杰、拉杰沙希等地。这些中心通常设在警察或情报机构的院区内，用于将受害者隔绝外界关押数周或数月。酷刑手段包括水刑、电击、将受害者倒吊，以及精神虐待。这些中心的存在凸显强迫失踪具有系统性，并有多个国家机构参与其中。
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影响
这些侵害造成了沉重的人道代价。强迫失踪受害者遭受酷刑和精神创伤，还背负被贴上恐怖分子或罪犯标签的污名。许多人仅仅因为在网上表达异见、参加抗议，或与反对党有关联而成为目标。家属不仅承受不知亲人下落的痛苦，还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每起案件的法律费用平均高达7万塔卡。
一些受害者再也没有回来；另一些虽获释，却因恐惧而噤声。调查委员会核实并审查了逾1,350起强迫失踪案件，至少345人仍然下落不明。缺乏正义和问责，使家属长期陷于不安与悲痛之中。
国际社会的回应与改革呼吁
包括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和国际人权联盟（FIDH）在内的国际人权组织，多次谴责孟加拉国利用反恐法压制异见并实施强迫失踪。联合国和捐助国政府呼吁开展独立调查、解散RAB等施虐单位，并全面改革，以恢复法治。
近期政治发展与立法变化
哈西娜政府下台后，由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领导的临时政府承诺恢复民主原则、尊重人权。然而，近期的立法举措，包括暂时禁止人民联盟活动以及修订《反恐法》，因与前政权的镇压手段如出一辙而受到批评。人权观察等组织警告，这些措施可能损害基本自由，且无法为过去的侵害伸张正义。
强迫失踪问题调查委员会已记录超过1,676起投诉，其初步调查结果称，失踪事件背后存在一种“系统性设计”，目标主要是政治反对派。委员会呼吁立即改革，包括建立独立监督机制、起诉施害者，并为受害者家属提供支持。
更广泛的影响：公民空间与法治遭侵蚀
滥用《反恐法》和实施强迫失踪，对孟加拉国公民空间造成了寒蝉效应。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普通民众因揭露政府侵害行为而遭到骚扰、监控和暴力对待。《数字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被用来将网上异见刑事化，并限制言论自由。
尽管国际社会实施制裁并开展倡议，侵害行为仍在持续，安全部队往往逍遥法外。缺乏问责已侵蚀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并损害民主与法治的根基。
总结
- 孟加拉国当局系统性地滥用2009年《反恐法》，起诉强迫失踪受害者，目标主要是政治反对派和异见人士。
- 警察、RAB、CTTC、DGFI、NSI和BGB等国家机构被指涉广泛侵犯人权，包括酷刑、秘密拘押和法外杀戮。
- 供词往往是在胁迫下取得，司法人员参与其中，受害者也缺乏法律保障。
- 起诉的时机和数量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表明反恐法被用作镇压工具，而非真正的安全措施。
- 国际组织呼吁开展独立调查、解散施虐单位，并全面改革法律和制度。
- 临时政府近期的立法变化引发担忧：尽管政府承诺推进民主改革，镇压手段仍可能延续。
- 持续缺乏问责，强迫失踪受害者得不到正义，继续损害孟加拉国的人权和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