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家医院的19名移植领域负责人
中国问题研究员莎拉·库克的一项调查显示，2020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18家医院的19名移植外科医生或中心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6人还担任医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将医疗职责与高级政治职权集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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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涉及12个省或直辖市，属于国际终止中国器官移植滥用联盟（ETAC）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行业和移植领域的掌控》报告的一部分。报告的核心发现涉及由谁掌控负责核查捐赠器官来源的机构：同一套党组织层级管理医院、器官获取组织以及大部分监督体系。
调查还审查了公开可查的2016年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员名单，在33名委员中确认了17名中共党员，略超半数。他们包括中国红十字会的3名代表，以及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2名代表。
中国于2015年宣布停止使用囚犯作为器官来源，转而依靠自愿捐献。库克的调查考察了负责落实和核查这一承诺的机构是否具备足够的独立性，能否揭露违规行为。
这项研究于10月20日作为ETAC“危险信号”调查系列的首篇报告发布，依据包括中国医院网站、政府文件、学术论文，以及对一名辽宁省前医生的采访。该系列考察2020年至2025年间可能显示器官移植滥用的迹象。
这19份人物资料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调查选取，而非随机抽样，其中包括两名近期去世者。研究结果记录了有据可查的个人和机构；全国移植领域负责人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仍然未知。
医院内部谁拥有最终决定权？
调查描述的治理结构中，党委书记的地位高于医院院长和临床负责人。他们的职权涵盖人事、纪律以及重大机构决策。医院院长可能负责管理医疗服务，而党委领导则掌控影响这些服务如何运作、由谁领导的决策。
报告称，中共中央2018年发布的指示强化了这一公立医院管理安排。库克认为，政治权力贯穿移植流程，从识别潜在捐献者、获取器官、审查伦理问题、分配器官到实施手术。
加入中共的医生也要接受党的终身入党誓词。其中的承诺包括执行党的决定、遵守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并保证“永不叛党”。调查认为，与专业医疗职责相比，政治义务可能拥有更强的执行机制。
ETAC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温迪·罗杰斯表示，医生的伦理责任可能被对党忠诚的要求压过。她关注的是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临床医生认为患者或捐献者受到不当对待，就必须在一个政治领导人同时掌控职业发展和纪律处分的机构内提出异议。
国家层面的监督遵循同一套层级
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于2013年由卫生部门和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务院监督下成立。其职责包括监督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这是用于分配器官的中央数字平台。
2016年名单显示，移植外科医生、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担任该委员会主席。2026年2月的一份出版物仍称他为主席。库克的调查还介绍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以及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经历。
中国红十字会一直被描述为器官捐献流程中的第三方。调查称，该组织是接受国家监督、由党领导的机构。其机构定位事关重大，因为核查捐献者是否自愿同意，要求相关方在出现问题时有能力质疑医院和官员。
专业协会也呈现类似情况。调查指出，中华医学会会长赵玉沛以及2021年任命的全部15名副会长都是中共党员。报告还称，中国医师协会内部设有党组织领导。因此，这些机构处于政治体系之中，而该体系负责监督其可能需要评估其行为的医生。
器官获取如何运作
调查所审查的数据称，2022年中国有118家器官获取组织，为180多家获资质的移植医院提供服务。器官获取组织（通常称为OPO）负责协调寻找捐献者和获取移植器官的流程。
报告称，中国的OPO设在医院内部，而非独立法人实体。因此，其管理工作归医院领导层及党委负责。黄洁夫也是2014年成立的中国OPO联盟的创始负责人。
与美国的对比体现了机构设计上的具体差异。调查称，美国有54家独立的非营利OPO，其治理结构与移植医院分开，并可能接受联邦调查或被吊销认证。中国的118家机构则在医院体系内运作。
将器官获取与移植手术分开，有助于处理一个基本的利益冲突：为受者寻找器官的人不应掌控潜在捐献者相关决策的每个环节。库克认为，中国由同一指挥体系管理的模式，使过多权力集中在同一批机构内。
医院伦理委员会也是这一体系的一环。这些委员会理应审查医疗活动是否符合伦理要求，包括知情同意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调查质疑其独立性，并指出有关委员构成的公开信息有限，也存在妨碍实质审查的现实障碍。
医生发声后会怎样？
调查称，如果医生发现疑似非自愿获取器官的情况，首先要面对由党掌控的医院权力结构。若将问题反映到机构之外，可能遭受党纪处分、被监察留置，或被指控泄露国家秘密。
留置是中国监察调查中使用的一种羁押措施。库克的报告将羁押和泄密指控的威胁列为可能令医务人员不敢举报不当行为的压力之一。
调查引用了一名辽宁省内科前医生的访谈。这名医生现居中国境外，描述了这种恐惧。未公开姓名的医生说：
如果你自己敢站出来发声，下一个消失的就是你。
调查还叙述了2002年一起事件：一名法轮功学员骨盆骨折后被送往医院。据该叙述，当局阻止医院提供必要治疗，并要求工作人员隐瞒患者在院内的事实。库克以此说明，政治指令可以直接干预医疗照护。
因此，对潜在举报者而言，工作、个人安全和职业责任可能相互冲突。报告呼吁建立保护机制，让医生能够举报疑似滥用行为，而不必依赖负责管理其所在机构的官员批准。
为何调查结果提及新疆和法轮功
温浩和杨一宁是调查在新疆指认的移植领域官员。当地有大量维吾尔族人遭到拘押。调查将他们的机构职务与对被拘押者接受医学检测的担忧，以及受国家控制人群所面临的脆弱处境联系起来。
研究指认的另外4名官员在一些与广泛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关地区的大型医院任职。法轮功是一种包含打坐、功法练习和道德教义的修炼活动。中共于1999年开始镇压这一群体。
浙江省知名移植外科医生郑树森还担任浙江省反邪教协会领导职务。该组织参与针对法轮功的行动。他的个人资料将高级外科职务与参与一个政治组织联系起来；中国法庭认定，法轮功学员是遭强迫获取器官的主要来源。
调查关注的是机构准入权、政治权力与脆弱的被拘押者三者的交织。报告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更严格地核查捐献者同意、器官获取记录，以及医务人员能否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举报不当行为。
从2015年的改革承诺到法庭裁决
中国承诺依靠自愿捐献，影响了其与国际移植医学界关系的恢复。此后，中国法庭在审查强摘器官指控后，对过去的做法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估。
该法庭是ETAC召集的独立民间法庭，并非法院。它于2019年公布结论，并于2020年3月发布完整判决。法庭认定，曾大规模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并指出法轮功学员是主要来源。法庭还指出，有证据显示被拘押的维吾尔族人曾接受医学检测，并对他们可能被用作器官来源表示担忧。
主要进展横跨十余年：
- 2013年：中国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
- 2015年：中国官员宣布停止使用囚犯作为器官来源，转向自愿捐献。
- 2016年：公开可查的国家委员会名单列出33名委员，其中17人后来被库克的调查确认为中共党员。
- 2018年：中共指示强化了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
- 2019年及2020年3月：中国法庭公布结论，随后发布完整判决。
- 2022年：全球权利合规组织发布了关于与中国开展移植合作相关风险的法律指引。
- 2026年2月：一份出版物仍称黄洁夫为国家移植委员会主席。
库克的研究聚焦改革承诺和法庭审理之后运作的机构。其核心观点是，政治控制以及对举报者保护不足，仍然妨碍对器官来源进行可靠审查。
国际合作不断扩大
8月18日宣布成立的国际器官医学学会，体现了国际合作仍在持续。该学会首次在线会议汇聚了20名中国医生和来自6个国家的20名国际专家。
黄洁夫和美国外科医生、移植学会会长约翰·冯被任命为名誉主席。在器官获取和独立监督问题仍是争论焦点之际，这一倡议让中国移植体系的知名人士与国际专家共同参与其中。
撰写ETAC报告的研究员莎拉·库克在随调查结果发布的声明中表达了她的担忧：
中国官员向国际社会宣称具有表面独立性或属于‘第三方’的每个实体，实际上都是同一个由党控制的体系中的一个节点。
外国医院、大学、期刊和医学会在培训外科医生、接收研究成果、分享专业知识以及建立机构合作方面，面临具体决策。国际律师事务所全球权利合规组织此前已在2022年的法律咨询报告和政策指引中，提示了与中国开展移植合作相关的法律和人权风险。
调查提出的建议
ETAC呼吁将中共的政治权力与临床决策分开，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并保护揭露不当行为的人。这些建议针对调查始终指出的核心弱点：负责报告和调查滥用行为的机构，听命于同一政治体系。
对于外国政府，报告建议制定法律，对参与器官交易者实施制裁和签证限制，并提供举报者保护。报告还建议，在评估来访的中国移植医生的职责和机构关系时，审查其是否属于中共。
报告敦促医学组织在考察潜在合作伙伴的科学资质之外，也审查其治理结构。对于移植合作而言，这意味着要查明由谁核实捐献者是否同意、由谁调查投诉，以及能否在医院自身指挥体系之外核查记录。
等待器官的患者依赖一个既保护受者也保护捐献者的体系。调查认为，批准合作并认证伦理实践的机构有责任寻求可核实的答案，弄清知情同意、器官获取和问责机制。
要点
- ETAC调查在12个省或直辖市的18家医院移植领域负责人中，确认了19名中共党员。
- 其中6人还担任医院高级党务职务。
- 公开可查的2016年国家移植委员会名单中，33人有17人被确认是中共党员。
- 2022年，中国有118家设在医院内的器官获取组织，为180多家获资质的移植医院提供服务。
- 中国于2015年宣布转向自愿捐献器官。此后，中国法庭认定曾发生大规模强摘器官行为。
- 调查呼吁建立独立监督机制、保护举报者，并加强对国际移植合作的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