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职场悖论:对生活乐观,却陷入严重的员工敬业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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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职场悖论:对生活乐观,却陷入严重的员工敬业度危机

乐观悖论

盖洛普《2026年全球职场状况报告》显示,越南劳动者的个人乐观程度位居东南亚首位,但职场投入度却垫底。这项年度调查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揭示了越南劳动力市场一个鲜明的矛盾:59%的越南员工对当前生活和未来生活评价积极,达到“生活兴盛”标准,但真正感到投入工作的员工仅占9%。

目录
  1. 乐观悖论
  2. 方向相反的区域异类
  3. 惊人的经济代价
  4. 管理质量受到审视
  5. 全球性下滑冲击领导者
  6. 全球最佳雇主的经验
  7. 将乐观转化为职场投入
  8. 要点

生活满意度与职业投入之间的脱节,让越南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越南59%的生活兴盛比例远高于周边国家,超过泰国的41%和新加坡的40%。越南劳动者报告的日常负面情绪水平在东南亚也处于最低之列,包括愤怒和孤独。然而,在对雇主的心理投入度方面,他们远低于区域平均水平:东南亚员工投入度为25%。

盖洛普依据一套标准化的生活评估框架来界定“生活兴盛”:受访者分别为当前生活和对五年后生活的预期打分,范围为0至10分。当前生活评分达到7分或以上、未来生活评分达到8分或以上者,被归为“生活兴盛”人群。盖洛普十多年来一直使用这一方法追踪全球劳动力的福祉状况。

数据显示,积极的个人生活展望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职场忠诚度或热情。在越南,劳动者似乎从工作之外的来源获得生活满意度,形成了雇主基本未能调动的乐观情绪储备。结果是,员工个人生活中颇有安全感,在职业上却疏离冷淡。这一模式将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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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相反的区域异类

与全球基准相比,东南亚整体表现相对强劲。该地区员工投入度为25%,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东南亚的就业市场信心则以64%居全球首位。该地区的日常压力水平也处于全球最低之列,仅为25%。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9%的员工投入度显得格外突兀。

将越南与该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反差更加明显。盖洛普在区域摘要中并未公布所有国家各自的员工投入度,但数据显示,东南亚整体投入度高于东亚的18%,也远高于欧洲的12%(后者为各地区最低)。越南似乎拉低了区域平均值,这意味着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该地区的就业市场乐观情绪依然强劲,近三分之二的员工认为现在是找工作的好时机。具体到越南,这种乐观情绪反而可能加剧工作投入不足。当劳动者对外部机会充满信心时,他们对当前岗位的投入可能会下降,尤其是在岗位无法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情况下。盖洛普报告指出,员工如果能在所在机构看到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投入度就会提高;而许多越南职场似乎缺少这一因素。

东南亚的生活兴盛比例平均为36%,越南的59%不仅是本地区最高水平,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其他地区集团都无法与之相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56%,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55%。这表明,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员工相比,越南劳动者步入职场时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更高,因此很难用普遍的生活不满来解释他们在职场中的低投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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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经济代价

员工投入度低并非只是人力资源指标,它会带来可量化的经济负担,影响国家繁荣。盖洛普估算,员工投入不足每年给越南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6%。这一比例高于全球估算:2025年,员工投入度低使全球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9%,即约10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

损失通过多种渠道累积。投入度低的员工通常每小时产出更少,工作流程效率较低,也更容易出错,导致企业不得不付出高昂成本进行纠正。高离职率迫使企业大量投入招聘和培训,同时造成机构知识流失、团队凝聚力受损。盖洛普还指出,劳动力缺乏落实改革的投入,也会导致重组失败、战略调整受挫。

要理解12.6%这一数字,不妨看看许多国家的教育支出约占GDP的2%至5%。仅员工投入不足这一项,就会吞噬超过12%的GDP,对竞争力和增长造成巨大拖累。越南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依靠制造业、科技和服务业推动扩张,如此规模的损失将威胁长期发展目标,并削弱其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这种浪费造成的经济影响堪比重大自然灾害,却基本不会体现在企业季度报告中。

这一估算基于成熟的经济模型,将员工投入度与生产力结果联系起来。员工缺乏投入时,可能人虽在岗,心理上却缺席,盖洛普称之为“安静离职”。在极端情况下,主动消极怠工会演变为损害组织目标的行为。东南亚主动消极怠工员工的比例仅为8%,但越南整体投入度危机表明,该国的生产力流失可能远超其应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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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质量受到审视

盖洛普认为,管理质量薄弱是越南员工投入度危机的核心原因。满足五项核心需求,员工才能形成强烈的心理投入:看到在组织内部发展的职业前景;清楚了解自己的工作要求;有机会发挥自身天赋;贡献得到公平认可;获得职业成长支持。在越南,这些条件往往缺失。

直属经理对落实这些要素负有首要责任。他们设定预期、分配任务、提供反馈,并作为组织战略与日常工作之间的主要纽带。无论薪酬水平或市场状况如何,经理一旦未能履行这些职责,员工投入度就会崩塌。2026年报告特别指出,越南的年轻经理比前几代人更早晋升领导岗位,却往往没有得到充分准备。

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变化推动了管理层代际更替,包括裁员和招聘模式的演变。企业重组时,会提拔年轻员工担任主管,以削减成本或填补空缺。这些新任经理往往缺乏可靠的支持网络和正规的管理培训。许多人对自身职位稳定性缺乏安全感,同时还要应对占去大部分精力的关键绩效指标。结果是,管理层更关注任务完成,而非员工发展。

这一问题会产生连锁效应。直属经理自己已不堪重负、又缺乏培训,就无法为团队提供所需的明确指引、认可或辅导。员工开始把工作看作一笔交易,而非有意义的事业。盖洛普的领导力研究强调,投入度会在组织中自上而下传递。领导者和经理缺乏投入时,他们管理的团队几乎总会步其后尘。因此,越南的管理人才培养体系既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也是最合乎逻辑的干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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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下滑冲击领导者

越南面临的问题并非孤例。全球员工投入度已连续两年下滑,降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5年,全球没有任何地区的员工投入度上升;投入度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全球约就会减少2100万名投入工作的员工。经理承受了这一轮下滑的主要冲击。

传统上,经理的投入度溢价较为稳定,得分始终高于他们管理的普通员工。如今这一差距正在缩小。南亚经理的投入度一年内下降了8个百分点,是盖洛普记录到的地区最大跌幅。企业通过裁撤管理层级来削减成本、压平组织结构,导致剩余主管管理幅度扩大、不堪重负。如今,经理要管理更大的团队,还要承担更多行政工作,留给推动员工投入的人际互动的时间随之减少。

盖洛普对领导力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的悖论:与非管理人员相比,领导者和经理对生活总体更满意,生活兴盛比例也更高,但日常情绪状态却更差。领导者报告的日常压力、愤怒、悲伤和孤独程度明显高于普通员工。作出艰难决策、与同侪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带来了可衡量的情绪负担。

人工智能又增加了一重压力。盖洛普发现,员工是否采用人工智能工具,最有力的预测因素是其直属经理是否积极支持这些工具。然而,许多经理自己也不确定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他们的岗位。在越南,年轻经理本已缺乏培训,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额外复杂性可能使他们进一步偏离培养员工这一核心职责。全球经理投入度下滑表明,要解决越南的职场危机,必须同时应对管理者倦怠和准备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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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佳雇主的经验

尽管全球整体形势严峻,但一些优秀组织证明,高员工投入度仍然可以实现。盖洛普2026年卓越职场奖获奖者共93家,来自不同产业和地区,员工平均投入度达到70%。这一比例接近美国和加拿大的八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以上。这些雇主平均每有一名主动消极怠工员工,就有14名投入工作的员工。

获奖组织有一些共同做法,能直接应对越南面临的趋势。他们大力投入经理选拔和培养,确保晋升领导岗位的人既有相应能力,也有成功所需的支持体系。他们在组织各层级建立信任,并让员工优势与业务需求相匹配,而不是把员工硬塞进不合适的岗位。将优势发展融入企业文化的公司,员工投入度高出23%,利润高出29%,离职率低72%。

获认可的组织中,有几家在亚洲拥有广泛业务,包括快乐蜂食品公司和泰国暹罗水泥集团包装业务(SCG Packaging)。它们入选证明,高员工投入度并非西方科技公司或富裕北欧国家的专利。这些企业身处竞争激烈、对成本敏感的环境,却仍将员工策略与业绩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它们把员工投入度视为竞争优势,而不是一项合规任务。

盖洛普的元分析量化了这一做法对企业的影响。与投入度最低四分位的团队相比,投入度最高四分位的团队缺勤率低81%、安全事故少64%、质量表现好41%,盈利能力高23%。对制造业和工业安全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越南而言,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了投资职场文化的价值。数据表明,员工投入度不是一项软性指标,而是能带来可衡量回报的硬性经济驱动力。

将乐观转化为职场投入

盖洛普的发现中有一线利好,越南可以借此改善现状。该国生活满意度异常之高、日常负面情绪较少,为改进提供了研究人员所说的有利基础。对生活持乐观态度的员工,只要有合适的理由,通常也会把积极能量带入职场。挑战在于如何将个人乐观转化为职业投入。

报告为越南雇主提出三项战略重点。首先,组织必须改进管理者选拔流程。在各行业中,只因技术表现出色就将员工提拔为经理、却不评估其人际管理能力,事实证明会造成严重后果。企业需要识别具备情商、辅导能力和沟通技巧的候选人,再通过系统化的入职培训,帮助他们应对越南职场团队领导工作的具体要求。

其次,企业必须扩大员工发展培训。这既包括技术技能提升和软技能培养,也意味着要教经理如何开展有意义的一对一交流、给予建设性反馈,并公平认可员工贡献。当员工看到在公司内部清晰可见的成长路径,外部就业机会的吸引力就会减弱。如果员工感到现有组织愿意投资其未来,那么东南亚64%的就业市场信心对单个雇主的威胁也会降低。

第三,企业需要系统衡量员工体验。年度调查并不足够。世界一流的组织会定期进行员工投入度脉冲调查,并将结果与管理问责挂钩。没有持续衡量,问题就会持续恶化,直到表现为员工离职或生产力下降。越南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精通科技的劳动力,让频繁收集反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行。

越南的年轻经理尤其需要关注。企业不应一味加快他们的晋升速度,而应为他们安排导师、缩小其初期管理幅度,并调整关键绩效指标,将员工发展纳入考核。若只根据产出数字评价经理,他们必然会忽视建立员工投入度所需的人际工作。调整这种平衡,或许能释放越南劳动力中早已存在的乐观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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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59%的越南劳动者生活兴盛,在东南亚居首,远高于该地区36%的平均水平
  • 越南只有9%的员工感到投入工作,为本地区最低,远低于东南亚25%的平均水平
  • 员工投入度低每年通过生产力损失和高离职率,给越南造成约相当于GDP 12.6%的损失
  • 报告认定管理质量薄弱是主要原因:年轻经理晋升过快,缺乏培训和支持
  • 全球员工投入度已连续两年下降,经理投入度的下滑在全球最为显著
  • 世界一流组织通过投资培养经理、建立信任并让工作与员工优势相匹配,实现70%的员工投入度
  • 盖洛普认为,越南较高的生活乐观程度为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前提是雇主加强管理和衡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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