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钱包：定义一个国家的瞬间
北京时间晚上11点多，恐慌袭来。常驻内罗毕的学者阿迪尔·卡文斯（Adhere Cavince）当时正在参加一场数字化研讨会，他看着朋友心头一沉：朋友晚间在酒店健身房锻炼后，把钱包落在那里了。钱包里装着现金、银行卡、护照复印件和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回国时听过的种种警示故事涌上心头，他急忙赶回去，却发现健身房已经关门。
第二天一早，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回到健身房。令他惊讶的是，钱包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落下的地方。一分钱也没少。工作人员随意地笑了笑，说：“这种事常有。我们只是帮忙保管好。”没有报警，也不求回报，只有默默的诚实。
卡文斯分享的这件小事，展现了一个正引起全球关注的更广泛现实。中国各地的外国游客和长期居住者正在记录一些挑战他们固有观念的个人安全经历，形成了一种与西方媒体常见描述截然不同的叙事。这一现象已相当普遍，内容创作者如今会给自己的经历打上“ChinaTravel”标签，构建起一份记录意外安全感的数字档案。
午夜漫步与无人看管的笔记本电脑
在中国，安全感往往通过“没有发生什么”体现出来。蒂托·斯科赫尔（Tito Scohel）在赴华访问前，曾在悉尼西区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十多年。走访中国14个省份时，他惊讶的是自己没有遇到什么。
“十多年来，我在悉尼西区工作。那里的一些街道上，百无聊赖和恐惧常常并存，”斯科赫尔回忆道，“但在中国走过14个省份的街巷，深夜过了午夜，我一次也没有感到那种发自本能的胸口发紧。”
在重庆，斯科赫尔凌晨1点还去了一家火锅店。在长沙，他到小巷里寻访当地美食，那些地方大多数游客都不会去。他从未遇到有人上前乞讨或要钱。唯一穿制服的人是警察，他们没有携带武器，甚至连警棍也没有，站在十字路口，外国游客排队向他们问路。
雷纳托·佩内卢皮（Renato Peneluppi）在北京担任巴西公民理事会主任，同时也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成员，已在中国生活15年。他描述了武汉的夜晚：老人们带着音箱聚集在公园里，让公共广场充满音乐。年轻人在城市里自在活动，滑滑板、画涂鸦、组乐队演出，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也不用时刻担心被盗。
“在中国生活15年，我想不起听说过哪怕一起城市暴力事件，”佩内卢皮说，“对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尤其是拉美地区的人来说，这种缺失会立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久久难忘。”
失物归来的故事
失而复得的故事，几乎已成为外国人讲述中国时的典型桥段。哥伦比亚记者费尔南多·穆尼奥斯·贝尔纳尔（Fernando Munoz Bernal）于2001年12月28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落地几小时内就经历了这样的事。
经过36小时的旅途，他疲惫不堪，几乎办完入住手续时才发现，装着所有工作资料的新笔记本电脑落在出租车上了。他震惊地转过身，看见司机拿着他的物品跑过大厅。司机拒绝了任何酬谢。
那一刻的诚实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国家安全状况的认识。也正因如此，25年后的今天，看到食物和包裹放在社区居民家门口无人看管、却没有被偷，我并不感到意外。
穆尼奥斯·贝尔纳尔指出，西方观察人士常把这种安全感归因于监控，并称监控侵犯了隐私和自由。他认为，这忽视了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尊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长征时期，士兵们即使身处艰难处境，也被要求绝不拿村民的东西，这正体现了这种价值观。第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大多数人不必靠偷窃谋生。
德国游客卢卡斯·施密特（Lukas Schmidt）在上海也有过类似经历：他把手机落在了一家餐馆。离开约30分钟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忘了手机，于是折返回去。餐馆工作人员已经把手机收好，核实失主身份后便直接归还，没有多余周折。
“这让人不那么担心东西会丢，”施密特说，“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数据背后的叙事
个人经历让这一现象更加鲜活，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根据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在接受调查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安全程度排名第三，公众对当地执法部门信心强，亲身遭遇犯罪的比例较低。
中国公安部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公众安全感连续第六年保持在98%以上。仅重庆一地，2026年第一季度入境境外旅客就超过13.7万人次，同比增长106%。
山东科技大学教授卢继峰强调，公众对执法部门的信任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看到警察帮助解决日常问题，信任就会自然建立起来，”卢继峰说。他指出，中国警察普遍被认为采取服务型工作方式。
这种印象与许多西方游客熟悉的、携带武器且常带有对抗性的执法方式形成对比。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中国警察耐心地向好奇的孩子讲解枪支的工作原理，或者让孩子坐在警车上观看民俗表演。这些画面所展现的治安管理方式，强调的是融入而非震慑。
从脱贫到公众信任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数据背后有结构性因素。中国比联合国设定的2030年期限提前十年完成消除贫困目标，使数亿人摆脱贫困。这场经济转型大幅减少了由绝境所致的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认为，这一现象是更广泛治理模式的一部分。“中国的基层治理也是一个奇迹，”她说，“人们所谈论的安全感，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
她指出，这种环境有几个关键成因。公共安全被列为核心公共产品，成为治理工作的中心事项和国家的基本职责。多层次治理体系从国家机构延伸至基层社区，长期开展的社区警务和网格化管理有助于进行细致管理并及早响应。
公众参与是另一根支柱。从广为人知的“朝阳群众”到警民志愿者联盟，从作为流动信息员的快递员到定期巡逻的社区志愿者，专业力量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的模式已得到广泛发展。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孔繁斌强调，维护公共安全并非只靠警察。“社区和其他基层力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说，“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注意到的，不只是危险的缺席，还有一个由公共秩序、及时响应的治理和社会协作共同塑造的更广泛环境。”
挑战西方认知
这些经历不断累积，正在挑战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到访过55个国家的加拿大旅行者戴夫·马尼（Dave Mani）在一段YouTube视频中表示，中国“可能是我去过的最安全的三个地方之一”。美国背包客克里斯蒂安·格罗西（Christian Grossi）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摄于周六晚上的重庆公共广场，当地人购物、用餐、拍摄无人机灯光秀。
这里感觉特别平静，也特别安全。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我在这里从未感到任何危险。你看不到警察，也没有安保人员，只有人们在这里享受生活。
在中国生活了16年多的法比安·卢代（Fabien Loudet）回忆说，他在法国长大时，始终对风险保持警觉，知道哪些街区要避开，也知道在公共场所该如何保持警惕。
“来到中国后，这种感觉逐渐消失了，”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内心安宁是无价的。尽管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我无法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程度不及这里的地方。”
要点
- 在中国各地，外国游客报告了出乎意料的高安全感，并在社交媒体上以“ChinaTravel”等标签记录相关经历
- 遗失物品往往能原封不动地找回，出租车司机、餐馆工作人员和健身房工作人员经常妥善保管失物，且不求回报
- 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全球安全排名第三；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
- 官方数据显示，公众安全感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
- 分析人士将这一安全环境归因于脱贫、强调集体责任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融合专业警务与社区参与的治理模式
- 西方观察人士常把安全感归因于监控技术，而居民则强调经济发展和文化因素才是主要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