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何以沦为刑事案件
印尼对前教育部长、Gojek 联合创始人纳迪姆·马卡里姆的高调审判，成为这个群岛国家的关键时刻。一项雄心勃勃的数字化计划原本旨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学校配备笔记本电脑，如今却演变成一起腐败案。检方称，该案造成超过 2.18 万亿印尼盾（1.25 亿美元）的国家损失。这位 41 岁的哈佛毕业生曾从初创企业明星转型为前总统佐科·维多多内阁成员；若被判滥用职权和腐败罪名成立，他如今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这场审判于经过数月调查后在 2026 年 1 月开庭，关注范围远超雅加达的法庭。科技投资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正密切关注此案，因为它检验着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有缺陷的政策制定到何处才会构成刑事责任？对于一个力图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科技中心的国家而言，这场审理可能决定企业家会将公共服务视为实现影响力的机会，还是充满法律风险的雷区。
争议的核心是 2020 年至 2022 年间采购的 120 万台 Chromebook 笔记本电脑，项目预算估计为 10 万亿印尼盾（7.4 亿美元）。检方指称，纳迪姆操纵采购规格，偏向搭载谷歌 ChromeOS 操作系统的设备，尽管教育部内部评估此前已认定，这些设备不适合印尼的教育基础设施。总检察长办公室认为，这并非单纯的政策失误，而是旨在让特定供应商获益、并使这位前部长中饱私囊的蓄意操作。
案件核心：采购丑闻
数字化计划在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期启动，旨在加快印尼辽阔群岛各地课堂的技术应用。学校被迫停课、学生转为远程学习之际，教育部着手向全国各地学校配发笔记本电脑。然而，采购流程很快引起调查人员的关注。
根据庭上宣读的起诉书，教育部技术团队最初倾向于搭载微软 Windows 的设备，认为这类系统的离线功能更强。相比之下，Chromebook 高度依赖云端应用和稳定的互联网连接。教育部 2018 年的一份内部评估早已认定，Chromebook 不适用于印尼学校，尤其是互联网接入仍不稳定甚至完全没有的偏远地区。
检方指称，尽管有这些建议，纳迪姆仍通过一系列会议和指示，将采购引向 ChromeOS 设备。案卷指称，2020 年 5 月 6 日举行了一场 Zoom 会议，纳迪姆在会上指示四名同事采购搭载谷歌 ChromeOS 的笔记本电脑。这项指示早于一份宣称 Chromebook 更具优势的研究报告一个月；该报告于 2020 年 6 月发布，因此决策的时间和依据受到质疑。
调查人员认定，因价格虚高及采购的设备不适用于预定环境，国家损失超过 2.18 万亿印尼盾。总检察长办公室还将多人列为共同被告，包括曾任电商平台 Bukalapak 副总裁、后担任教育部顾问的易卜拉欣·阿里夫，以及包括斯里·瓦尤宁西和穆利亚特西亚在内的多名前教育部司长。后者被控收受总额 12 万新加坡元和 15 万美元的贿赂。另一名重要嫌疑人尤里斯特·谭曾任纳迪姆特别助理，目前仍在逃。
Zoom 会议与秘密谋划
检方梳理出的时间线显示，采购流程可能在纳迪姆正式就职前就已开始遭到系统性操纵。根据法庭文件，纳迪姆于 2019 年 8 月创建了一个名为“Mas Menteri Core Team”的 WhatsApp 群组，比他当年 10 月宣誓就任教育部长早了三个月。群组成员包括他的前特别助理菲奥娜·汉达亚妮，据称该群组用于讨论教育部的教育数字化计划。
据称，这番早期谋划最终促成了 2020 年 5 月 6 日那场关键的视频会议。检方称，纳迪姆在这场 Zoom 会议上指示四人推进基于 ChromeOS 的采购。据称，他当时完全知情：这些设备需要互联网连接，而印尼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根本不具备这一条件。
起诉书称，这属于一种更广泛的运作模式：纳迪姆据称任命亲近人士担任各类实体的董事和受益所有人，即使自己辞去初创公司职务后，仍可间接控制公司决策。检方将他辞去 PT Aplikasi Karya Anak Bangsa（AKAB，即 Gojek 母公司）职务描述为“策略性掩饰”，目的是掩盖利益冲突，而非真正剥离利益关系。
此外，调查人员指称，采购案与曾任众议院第十委员会副主席的阿古斯蒂娜·维卢杰有关，该委员会负责教育事务。检方称，她推荐了多家特定供应商，包括 Bhinneka Mentari Dimensi 的亨德里克·蒂奥、Tera Data Indonusa（Axioo）的迈克尔·苏吉亚托，以及 Zyrexindo Mandiri Buana 的蒂莫西·西迪克。据称，这些公司从合同中获利数十亿印尼盾，不过相关供应商在庭上作证时否认获得政治撑腰。
谷歌投资与利益冲突疑云
此案最具争议的部分，或许是 Chromebook 采购案与谷歌对印尼科技公司的大额投资之间被指存在的关联。检方特别关注谷歌与 Gojek 的财务关系。纳迪姆于 2009 年联合创立了这家网约车和支付巨头，并担任负责人至 2019 年。
2017 年至 2021 年间，谷歌通过 Google Asia Pacific 向 Gojek 母公司 PT Aplikasi Karya Anak Bangsa（AKAB）投资约 7.86 亿美元。这些投资发生之际，教育部正作出笔记本电脑采购决策。检方指称，纳迪姆通过将投资资金转入自身利益相关方，非法获利 8090 亿印尼盾（4820 万美元）；他还操纵采购规格，意图让谷歌“成为印尼教育生态系统的唯一掌控者”。
起诉书称，纳迪姆据称于 2020 年 2 月和 4 月与 Google Asia-Pacific 及 Google Indonesia 的代表会面后，其同事尤里斯特·谭提出由谷歌为教育部的信息通信技术采购提供 30% 的联合投资。据称，这一安排会在供应商的生态系统与部长的前公司之间建立直接的财务联系。
检方的指控思路是，纳迪姆通过强制采购 ChromeOS 设备，为谷歌在印尼公立学校系统中的教育科技产品打造了一个稳定的市场。教育部采购了 120 万台设备，实际上将国家教育基础设施锁定在谷歌生态系统中，并通过设备管理许可和云服务持续带来收入。检方估算，损失包括与数字化计划相关的 1.56 万亿印尼盾，以及另有 4400 万美元与其认定为不必要的 Chrome Device Management 许可有关。
谷歌本身并未在此案中被起诉。该公司表示，自己只授权软件，并不左右硬件定价。这家科技巨头为 Chromebook 辩护，称其设计考虑了课堂实际需求，包括偏远地区的使用场景，并指出这些设备虽然针对云计算进行了优化，但仍具备离线功能。
谷歌高管出庭作证
2026 年 4 月，三名前谷歌高管出庭作证，明确否认该公司的投资活动与教育部采购决策之间存在任何关联。这一可能对辩方至关重要的进展，是通过新加坡的视频会议完成的；Google Asia Pacific 前总裁斯科特·博蒙特和前副总裁兼总经理恺撒·森古普塔领衔出席。
博蒙特向法庭明确否认存在任何关联。
他对三名法官表示。他还称，谷歌从未就 Chromebook 政策向印尼政府索要投资或款项。谷歌对 GoTo 的投资，与我们和教育部之间的任何对话都毫无关系，
森古普塔进一步支持这一说法。他解释称，谷歌在印尼科技生态系统中是少数股权投资者，并不控制企业或政府的政策决策。他还明确否认曾向纳迪姆支付 8090 亿印尼盾，称这一指控“并不属实，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行为”。
另一名前谷歌高管威廉·弗洛伦斯也出庭作证，支持辩方的说法。这些证词共同削弱了检方将投资时间线与采购决策联系起来的核心论点。森古普塔强调，谷歌的投资策略着眼于支持印尼数字经济发展，而非影响具体的政府采购政策。
这些高管的证词与纳迪姆的辩护主张一致：采购决策由技术团队和官员作出，而非部长本人；谷歌对 Gojek 的投资则是正常市场活动，与教育部采购笔记本电脑无关。
印尼偏远地区的技术故障
此案凸显了笔记本电脑分发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的重大基础设施挑战。Chromebook 主要依靠云端应用和谷歌 ChromeOS 运行，需要可靠的互联网连接才能有效使用。对印尼而言，这种依赖造成了问题。这个由 1.7 万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宽带普及程度仍不均衡。
根据庭上证词，教育部技术人员早在 2018 年，也就是大规模采购开始前两年，就已发现这些局限。内部评估认为，Chromebook 不适合偏远地区的教育需求，因为当地学生在家中或学校都无法上网。尽管有这些警告，采购仍继续推进，检方称最终配发的设备大多无法实现其预期用途。
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哈利·西雷加透露，调查人员对约 1000 台已分发的 Chromebook 进行了测试，发现它们在实际教育场景中“表现不佳”。调查人员称，技术与基础设施不匹配造成了“重大国家损失”，因为这些设备无法发挥其主要教育功能。
谷歌反驳称，Chromebook 是按照课堂实际需求设计的，包括偏远地区的使用需求，而且具备离线功能。不过，批评者指出，虽然这些设备可以离线运行，但没有网络连接时，其用途会大幅受限；在缺乏可靠互联网服务的地区，它们实际上就成了昂贵的摆设。采购明知存在这些局限却仍然推进，检方认为，这表明相关人员蓄意漠视实际教育成效，另有所图。
纳迪姆的辩护与健康状况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纳迪姆始终否认所有指控，坚持自己无罪。他的辩护策略围绕几个主要论点展开：就任后已剥离所持公司权益；担任部长期间，个人财富实际减少了 50% 以上；采购决策由技术团队作出，而非部长本人。
纳迪姆在庭上辩称，采购 Chromebook 实际上节省了公帑，而非造成损失。他称，这批笔记本电脑通过印尼电子目录系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得，并形容该系统透明且竞争充分。软件许可免费提供，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他在一次庭审中表示。这项计划没有造成损失，反而节省了预算，因为价格低于市场价，
纳迪姆还指出，证人承认收受非法款项，但没有直接牵连到他。在 2 月的一次庭审后，他说，许多证人承认收过酬金，但他们都表示从未告知我，也从未受我指使收钱。
审判显然影响了这位前部长的健康。2026 年 4 月，他在一次庭审后落泪，并对记者说：
他的父母和 Gojek 摩的司机经常到庭旁听，以示精神支持。我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因为我已经非常疲惫。
他的律师阿里·优素福·阿米尔已向法庭提出健康问题，称医生建议纳迪姆接受治疗。律师还表示，他将请求法庭驳回指控，理由是检方缺乏有力证据。这场审判于 1 月开始，此前因纳迪姆生病两度延期，预计将于 2026 年 5 月作出判决，距他 2025 年 9 月首次被拘押约八个月。
对科技投资与治理的影响
此案的影响远不止于法庭，也在印尼科技行业和国际投资界激起波澜。印尼正努力将自身打造为东南亚领先的数字经济中心，这场审判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私营部门领袖投身公共服务究竟要承担多大风险？
雅加达 UPN Veteran 大学的经济学家、公共政策专家阿赫马德·希达亚特指出，此案令印尼科技界的部分人士感到不安。
他说。投资者和科技专业人士看到的并不只是一宗法律案件，
这种观感可能会令印尼实现数字经济雄心所需的企业家人才望而却步。他们看到的信号是，在印尼，有争议的政策决策很容易演变成刑事风险。
这场审理触及治理中的一项根本矛盾：政策试验与问责之间如何平衡。在许多创新驱动的行业，政策制定者必须尝试新方法，但结果并无保证。希达亚特警告说，如果每项有缺陷的决策都可能被作刑事解读，带来的就不是良好治理，而是因恐惧而陷入瘫痪的官僚体系。
咨询公司 StratEx 创始人利·麦基尔南指出，印尼法律纸面上看似完善，但其解释方式可能随政治形势而变。他提到与此案相似的托马斯·伦邦案：这位佐科执政时期的前贸易部长因 2015 至 2017 年间的原糖进口政策，在 2024 年遭到腐败指控，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从中谋取私利。
麦基尔南解释道。尽管法律框架纸面上合情合理，但历史上有人认为自己依法行事，后来却发现自己陷入麻烦，
对外国投资者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会影响资本配置决策。麦基尔南建议企业与政府机构合作时采取审慎做法，强调应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并与熟悉印尼监管环境和政治动态、经验丰富的本地法律顾问合作。
尽管存在这些顾虑，印尼仍是东南亚最大、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纳迪姆案的审判结果可能决定印尼能否吸引新一代科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还是让科技与治理的交汇之处变成创新者不敢涉足的禁区。
要点
- 前教育部长、Gojek 联合创始人纳迪姆·马卡里姆因 2020 年至 2022 年间为印尼学校采购 120 万台 Chromebook 笔记本电脑而面临腐败指控
- 检方指称国家损失达 2.18 万亿印尼盾（1.25 亿美元），并称纳迪姆通过与谷歌对其前公司投资相关的安排，非法获利 8090 亿印尼盾（约 4.8 亿美元）
- 关键证据包括 2020 年 5 月 6 日的一场 Zoom 会议，纳迪姆据称在会上下令采购 ChromeOS 设备；以及他就任前三个月创建的 WhatsApp 群组
- 谷歌前高管斯科特·博蒙特和恺撒·森古普塔于 2026 年 4 月作证，否认谷歌对 Gojek 的 7.86 亿美元投资与教育部采购笔记本电脑有关
- 此案凸显科技企业家进入印尼公共服务领域所面临的风险；分析人士警告，将政策失误刑事化可能抑制创新和投资
- 若罪名成立，纳迪姆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审判于 2026 年 1 月开始，预计 2026 年 5 月作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