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历史新低，敲响生存警钟
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在2025年骤降至0.87，创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2026年2月，副总理颜金勇在国会发出严厉警告，称这一趋势是“生存挑战”，威胁着这个城市国家社会与经济的根基。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居民出生人数约为27,500人，较上一年减少11%，为有记录以来新生儿人数最少的一年。
这一趋势背后的数字为后代描绘出严峻图景。按目前走势推算，如今每100名居民将只生育44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又只会生育19个孙辈。若不采取措施，新加坡公民人口可能在2040年代初开始萎缩。人口迅速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性：如今每五名公民中就有一人年满65岁，而十年前这一比例还是八分之一。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导致抚养比难以为继，每名劳动年龄人口需供养2.4名老年人，令医疗系统和养老金体系不堪重负。
数字背后的个人权衡
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是人们在经济压力和文化变化影响下作出的个人选择。31岁的商业顾问陈先生于2024年12月迎来第一个孩子，体现了许多新加坡年轻夫妇面临的两难处境。尽管他觉得为人父母“收获颇丰”，但他和身为护士的妻子认定，一个孩子就够了。他们每周与朋友聚餐的习惯已经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照料婴儿带来的无休止忙碌。
他的理由反映了新加坡职场文化引发的普遍焦虑。“雇主不会因为让员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受益，”他说。“他们更愿意聘用能把更多时间投入工作的人，而不是急着赶去学校接孩子的人。”许多人认为为人父母与职业发展无法兼得，因此选择少生孩子，甚至完全不生。
37岁的单身护士哈斯琳达·哈山女士体现了这一趋势的另一面。她以生活成本高和渴望个人自主为由，选择不生育。“也许我有点自私，只想有自己的时间，”她坦言。“我不需要孩子来让自己觉得完整。”这些态度过去曾受到社会污名化，如今却越来越为千禧一代和Z世代所接受；他们优先考虑职业发展、旅行和个人满足感，而非传统家庭模式。
从“两个就够”到“有能力就生三个或更多”
当前危机有着鲜明的历史反讽意味。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两个就够”运动，成功将总和生育率从1965年的4.66降至1975年更替水平以下。通过公共宣传、在住房分配中对大家庭设置限制，以及推行计划生育项目，新加坡完成了全球最快的人口转型之一。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决策者意识到，曾经的成功已变成负担。宣传口号转为“有能力就生三个或更多”，由此开启了持续四十年的鼓励生育政策，包括生育奖励金、税收减免、托儿补贴，以及为家庭提供住房优先权。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生育率仍一路下滑，从2001年的1.41降至如今的0.87。这一趋势持续不减，说明政策干预可能难以抵挡更深层的结构性力量。
墨尔本大学新加坡政策研究博士生朱利叶斯·莫克直言不讳地评估了这一局面。
政府已经发现、如今也正为之惊慌的，是这些（政策）不起作用，而且这种反应完全有道理。
这番无奈道出了决策者面临的现实：他们眼看着一轮又一轮的激励措施都未能扭转长期趋势。生育率持续下滑表明，单靠经济激励无法克服反生育观念的影响，也无法应对受教育群体生活优先事项的根本性变化。
全球现象，各地情况不同
新加坡的困境与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普遍趋势如出一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称，其成员国平均生育率已从1960年每名女性生育3.3个孩子，减半至2022年的1.5个。邻国韩国在2023年创下全球最低纪录，生育率仅为0.72；日本、台湾、香港和中国主要城市也面临类似的严峻数据。
不过，韩国近期的经历带来一线希望。在连续八年下滑后，韩国生育率于2025年小幅回升至0.8。自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已投入超过360万亿韩元（约合2,500亿美元）。首尔的“生育支持计划”为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增加托儿服务名额，并为每名新生儿发放200万韩元补助。夫妻双方的育儿假最长可达三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珍妮称，这释放出“明确而强烈的信号，表明他们确实认真看待改变性别规范这件事”。
韩国生育率反弹表明，多领域持续协调发力可以减缓下滑，即便要彻底扭转趋势仍然困难。新加坡已经实施了许多类似措施，面临的挑战在于找出哪些具体的政策组合与文化变化能够改变本地人的行为。
职场文化与性别差距
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指出，职场环境是组建家庭的一大障碍。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森虎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灵活工作安排能够显著提升25至39岁新加坡未婚人士的生育意愿。研究显示，缩短工时尤其能提高男性计划生育的可能性，而各种形式的工作灵活性都能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
研究结果凸显了家庭劳动分配中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女性仍承担着不成比例的育儿责任和职业机会成本，而男性则面对不鼓励休育儿假的职场文化。在韩国，尽管父母双方都可享有慷慨的一年育儿假，2020年符合条件的父亲中只有3.4%休了育儿假，日本这一比例为12.7%。韩国男性每天仅花49分钟从事无偿劳动，大约只有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女性每天则花费三个半小时。
新近实施的新加坡三方灵活工作安排申请指南旨在解决这些障碍。不过，相比政策框架，文化规范可能更难改变。研究表明，专业岗位对密集育儿投入的要求以及加班文化，带来的生育代价尤其高。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需要修改法律，还要从根本上重塑对生产力的要求和绩效评估标准。
逆势而行国家的经验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为出生率下滑而苦恼，但一些国家通过全面的社会政策实现了生育率稳定或回升。法国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是欧盟较高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普惠托儿支持、慷慨的育儿假，以及从生育第二个孩子起向家庭发放的月度补助。这些福利并非旨在缓解贫困，而是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让各收入阶层都能将为人父母视为寻常选择。
匈牙利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经济手段，为多子女家庭提供房贷豁免，并为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的女性提供终身免缴所得税的待遇。自2010年代实施这些政策以来，匈牙利生育率从1.25升至2021年的1.6，十年间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的女性人数翻了一番。以色列则是另一特例，通过国家资助的试管婴儿治疗，以及支持宗教和世俗群体组建家庭的文化氛围，将生育率维持在约3.0。
这些案例表明，政策若能涵盖各类障碍，包括经济、实际安排和文化层面的障碍，就能影响生育率。新加坡目前的做法已纳入这些成功案例中的一些举措，包括补贴托儿服务和辅助生殖支持。问题在于，进一步加强这些措施能否克服这个城市国家的独特限制，包括人口密度极高、教育竞争激烈和职场文化高度内卷。
移民与公民人口核心
新加坡认识到，仅靠本地生育无法维持人口规模，因此计划在未来五年每年接纳25,000至30,000名新公民，以及40,000名永久居民。颜金勇副总理强调，即使有这些新移民，公民人口年增长率也将放缓至约0.5%。政府承诺维持族群平衡，并确保基础设施建设跟上人口变化。
依赖移民使人口结构的现实需要与国家认同之间产生张力。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陈宝琳警告，如果缺乏规模可观的公民人口核心，新加坡可能沦为“又一个吸引国际移民的目的地”，而不是一个根基深厚的国家。如何融入新移民，同时保持新加坡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社会凝聚力，是一项挑战。
移民不仅是对经济的补充，也是防范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保障。但作为一种策略，它无法彻底解决本地出生人数下滑的根本问题。政府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既要尽可能支持生育，也要应对移民带来的人口构成变化。
彻底革新与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应对危机，总理公署政务部长英兰妮·拉惹将主持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全面审视婚姻与育儿支持政策。这项计划承诺推动“全社会革新”，聚焦三个方面：引导社会观念转向组建家庭、让职场文化与家庭需求相适应，以及动员整个社区支持父母。这表明政府承认，过去零敲碎打的经济激励措施成效不足。
研究人员建议重新审视一些可能无意中妨碍组建家庭的“禁忌议题”。新加坡推行的少用汽车政策虽然环保，却给同时照料幼儿和年迈父母的家庭带来实际困难。尽管住房政策为已婚夫妇提供优先权，但可能仍无法充分满足大家庭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工作组还可能考虑共同出资安排人员接替休育儿假的员工，避免同事对其缺勤心生不满；也可能立法保障下班后免受工作联系的权利，减轻非工作时间的工作压力。
计划于2026年开展的婚姻与育儿情况调查将扩大规模，以跟踪不断变化的态度，为相关建议提供依据。这些措施能否扭转数十年来生育率下滑的趋势，仍不确定。政策研究所副教授陈恩赐指出，“更多时间、更多金钱”这类政策虽然必要，却并不足够。他建议强调为人父母本身的回报，也就是“能够给予爱，并从自己的骨肉那里得到爱的喜悦”。
要点
- 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在2025年降至历史最低的0.87，当年居民出生人数仅为27,500人
- 若不采取措施，公民人口将在2040年代初开始萎缩，每名劳动年龄人口届时可能需供养2.4名老年人
- 韩国在大规模投入后，生育率从0.72小幅回升至0.8，为新加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 政府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推动“全社会革新”，解决职场文化、社会观念和社区支持等问题
- 研究显示，灵活工作安排能够显著提升生育意愿，尤其是专业岗位从业者
- 新加坡计划每年接纳25,000至30,000名新公民，以弥补出生率低迷，同时维持族群平衡
- 法国、匈牙利和以色列的经验表明，全面的政策措施有助于稳定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