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重新认识东亚早期社会的发现
一支中国研究团队发现，东亚迄今观测到的最早社会结构似乎以家庭为核心。通过对距今8800年至5000年的古人类遗骸进行DNA测序，研究人员报告称，生活在蒙古高原东南缘的人们以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为单位组织生活。这一发现挑战了长期以来的一种叙事：随着农业传播，早期社会沿着从母系制到父系制的简单路径演变。相反，这些遗址的遗传和考古记录表明，早在距今8800年至7500年，家庭中心模式就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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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付巧妹牵头，并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厦门大学合作，重点考察了今河北省境内两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兴隆和寺台。研究人员将35名个体的高分辨率核基因组分析与房屋、工具及驯化谷子的遗存等考古证据结合起来。由此呈现出一幅早期定居农业社区的图景，其聚落规模远大于流动采集狩猎群体。几座合葬墓中主要是核心家庭单位，这种模式说明家庭是社区生活的基本构成，而非严格遵循母系或父系规则。
另外两方面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灵活、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模式。首先，两处遗址的集体墓葬中，都有与墓中其他人没有生物学亲缘关系的个体。例如，寺台合葬墓中的13人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家庭，另有三人均与这些家庭没有亲缘关系。其次，遗传筛查显示，这些社区通常避免近亲婚配和氏族内婚。这表明人们很早就意识到近亲繁殖的风险，并形成了指导婚配的规范。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指向一种合作型社会：它既接纳非亲属，也重视家庭作为核心单位的作用。
基因组与墓葬揭示了什么
古 DNA 让科学家能够重建数千年前埋葬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从骨骼和牙齿中提取 DNA，并对每个人的核基因组进行测序。基因组中共享的片段可用于识别亲子和兄弟姐妹关系，较少的共享 DNA 则可揭示二级和三级亲属关系。研究团队将这些结果与追踪母系的线粒体 DNA，以及追踪男性父系的 Y 染色体标记进行比较。兴隆和寺台呈现出的模式十分清晰：许多合葬墓中葬有父母和子女；与此同时，样本中既没有母系、也没有父系占主导的迹象，说明核心单位是核心家庭，而非严格的母系或父系氏族。
遗址考古证据也支持这一遗传学图景。房屋、储藏坑、耕作工具，以及黍和粟的遗存，都表明当地人过着依靠谷物生产的定居生活。围绕居住空间分布的合葬墓，与由共同生活、劳作的家庭组成的社区相吻合。集体墓葬中出现无亲缘关系者，则说明社区成员资格并不局限于血缘。收养、婚姻关系，或通过劳动和仪式建立的社会纽带，都可能是加入群体的途径。
定居生活与谷子种植
谷子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谷物之一。人们开始种植、照料作物并储存收成后，便有充分理由更长期地定居下来。储藏活动和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使家庭自然成为协作与知识传递的枢纽。在这种环境下，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方式有助于稳定日常生活，并协调播种、收获、烹饪和育儿等劳动。谷子的植物考古痕迹及其加工工具，表明这些遗址的经济活动围绕有计划的生产周期展开，与定居家庭单位相适应。
揭示家庭亲缘关系的同一组基因组数据，也显示了人们避免与哪些对象结为伴侣。缺少近亲结合的情况意味着，当地存在禁止与堂表亲或其他近亲结婚的社会规则。这既能降低遗传风险，也可能扩大交流网络。即使在人口不多的群体中，这些遗址的人们也设法与最近亲属之外的伴侣建立联系，这暗示当时已有村落层面的协调机制和指导婚姻的文化规范。
早期社会是否沿着从母系制到父系制的直线演变？
一种流行观点长期认为，早期农业社区最初由母系掌控财产和世系，后来随着畜牧业和冶金术传播，才转向父系。东亚的新证据并不符合这一简单叙事。研究人员没有发现明确的母系或父系主导，而是发现以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嵌入更大的社区中，且社区愿意接纳非亲属。这一图景表明，即使在该地区农业刚刚兴起之际，早期社会在组织权力、财产和照护方面也存在多样性。
世界其他地区的发现也印证了社会演变并非只有一条路径。例如，关于土耳其中部著名原始城市恰塔霍裕克的研究，将跨代联系与母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该聚落早期阶段可能以女性为中心。相比之下，东亚记录显示的是多种家庭并存，而没有明显的母系或父系控制。将这些案例并列来看，可以发现大致同时期的社区发展出了不同的社会模式，以适应当地生态、经济和传统。
婚姻规范很早就已出现
研究团队的亲缘关系分析显示，距今8800年至7500年生活在中国北方这一地区的人们，大多避免与近亲或同一氏族成员结合。这种模式表明，相关婚配规则是有意识制定的，而非偶然形成。外婚，即与近亲群体之外的人结婚，可以降低近亲繁殖风险，为家庭带来新的技能和知识，并在不同家庭和社区之间建立联盟。这类规则通常需要共同认知，有时还需要正式执行，这意味着早期社区已经具备沟通并维护规范的方式。
这些发现与其他一些史前遗址形成对照：在那些遗址中，遗传记录显示存在表亲婚配，甚至更近的亲属结合，常见于人口规模受到压力或精英血统严密掌控权力的情形。河北的遗址没有显示出这种结构。相反，它们表明村落层面的协调机制鼓励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结合集体墓葬中出现无亲缘关系个体这一情况来看，这些社区既降低了成员准入门槛，也避免近亲结合。
婚姻规范所涉及的不只是伴侣选择，也影响居住、继承和育儿安排。虽然本研究没有发现统一的婚后居住规则，但它表明核心家庭居于重要地位，社区也能够将外来者纳入其中，使其成为正式成员。家庭观念与开放性的结合，可能有助于这些聚落发展壮大并延续下去。
血缘之外的开放空间
为什么社区会让无亲缘关系的人进入合葬墓？墓葬空间往往对家庭和世系具有深刻意义。现有证据支持多种解释：这些人可能是通过婚姻加入群体的配偶、被收养的孩子、工艺专家，或凭借身份获得与某个家庭合葬资格的仪式专家；他们也可能是在困难时期被接纳的人，或通过正式约定迎来的新成员。无论通过何种途径，接纳都是一种社会选择，而兴隆和寺台的社区选择将归属感延伸到了血缘之外。
墓葬的具体位置也很重要。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情境中，墓葬位于房屋地板下方或房屋附近，将生者与居住地及其缅怀的逝者联系起来。河北这些遗址似乎也有类似情况，合葬墓与居住空间和日常生活相连。社区将无亲缘关系者安葬在这样的地方，清楚表明归属并不只取决于血统。这种灵活性有助于农业、育儿等各类事务的合作，也可能增强村落抵御冲击的能力。
这对今天有何意义
现代东亚社会仍在面对有关性别、家庭以及工作与照护如何平衡的问题。调查显示，当地人的观念往往复杂多样。一些人倾向于在工作和家庭中都遵循传统角色；另一些人支持家庭内部平等分工，却仍持传统家庭观念，或恰好相反；还有一部分人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关联较弱。这些观念组合会影响生活满意度和生育意愿，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态度变化并不总能转化为更高的结婚率和出生率。
整个地区的政策讨论都围绕这些动态展开。年轻人面临高昂的住房成本、漫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惩罚照护行为的职场文化。女性往往一边承担无偿照护，一边努力争取职业发展。男性则被期待承担供养家庭的责任，而入门级就业机会却在减少。改革托育、育儿假和职场制度可以缓解这些压力，但进展并不均衡。以家庭为中心的福利模式与个人诉求不断上升之间的张力，贯穿这些讨论，并影响政策和社会规范变化的速度。
兴隆和寺台的史前记录，为关于家庭规范起源的僵化叙事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这一地区，家庭很早就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但社区同时避免近亲结合，也为非亲属成员留出了空间。一个社会可以重视家庭和代际照护，而不必被单一的世系规则束缚，也不必排斥外来者。这一认识无法解决当下的人口挑战，却拓宽了我们思考社区、照护与包容的视野。
科学家如何通过古 DNA 解读社会生活
古 DNA 技术的进步，如今使科学家能够从骨骼中重建家庭关系。科学家从致密的骨骼和牙齿中提取 DNA 片段，通过测量死亡后累积的损伤模式来确认其真实性，并对数百万条短片段进行测序。随后，他们将这些序列与人类参考基因组比对，并检查污染情况。通过比较两个人在整个基因组中共享的 DNA 数量，研究人员可以识别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更远的亲属。科学家根据是否检测到 Y 染色体序列读段，以及 X 染色体与常染色体读段的比例来判定性别。
遗传数据并非孤立存在。考古学家会研究人们建造和使用的空间。房屋的大小和布局、灶台和储藏坑、研磨谷物的工具，以及黍种和植物组织中的硅质体等植物遗存，都有助于重建日常生活。墓葬则记录着文化选择：谁与谁合葬、葬于何种建筑结构之下、随葬何种物品，都承载着关于身份和成员归属的信息。当这两类证据指向同一方向时，研究人员对所呈现社会图景的信心也会增强。
每一组数据都有局限。墓葬可能只反映了在世社区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人可能被葬在别处，或采用无法保存遗骸的方式安葬。35人的样本虽有价值，却无法涵盖东亚这样广阔区域内的所有差异。社会规范也会随时间变化。即便如此，遗传亲缘关系、家庭考古证据和聚落共同特征相互印证，仍有力支持这些遗址存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模式。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目前呈现出的图景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反映的是今河北省境内、蒙古高原东南缘的社区。要了解这些模式的普遍程度，未来研究需要获取中国北方其他地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基因组数据和完整考古背景。后续时期的数据则有助于厘清，随着冶金术、畜牧业和更大规模政治结构的出现，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多种研究工具可以拓展这一方法。锶同位素分析能够确定一个人童年时期生活的地点，并揭示一对夫妻是否在同一地点长大。更完整的基因组数据可以提高二级和三级亲属关系判定的精度，有助于绘制扩展家庭关系图。将古 DNA 与环境记录对比，则可以观察气候变化是否与社会变迁相对应。研究团队在《The Innovation》发表了两篇论文，并提出该地区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的摇篮，也是文化交流枢纽，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有所贡献。要检验这一更宏大的论断，还需要在该地区采集更多遗址、年代和数据集。
要点
- 对距今8800年至5000年的35名个体进行古 DNA 分析，揭示了中国北方以家庭为中心的居住单位。
- 东亚目前发现的最早社会组织可追溯至距今8800年至7500年，其核心是父母和子女，而非严格的母系或父系世系。
- 兴隆和寺台的合葬墓主要埋葬核心家庭，遗传记录中既没有母系、也没有父系占主导的迹象。
- 人们避免近亲结合和氏族内婚，表明早期已存在婚姻规范和社会调控。
- 集体墓葬中有无亲缘关系的个体，显示社区接纳非亲属，具有合作型社会模式。
- 谷子种植和以房屋为基础的储藏反映了早期定居生活，也契合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模式。
- 研究结果挑战了从母系制向父系制简单转变的说法，表明不同地区存在多样的社会模式。
- 这项研究以两篇论文发表于《The Innovation》，并将该地区视为新石器时代发展的重要区域。
- 史前社会的发现为当代东亚有关家庭、性别和照护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