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校园欺凌致死事件：危机加剧，亟待采取紧急行动

印尼校园欺凌致死事件：危机加剧，亟待采取紧急行动

从小学到大学，印尼教育机构内的欺凌致死事件令人不安地激增。近期多起备受关注的学生死亡事件据称与欺凌有关，震惊全国，也暴露出印尼校园环境、监管体系以及对暴力的文化态度中根深蒂固的问题。本文将探讨这些悲剧事件、印尼校园欺凌的整体情况、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推动系统性变革的迫切必要性。

近期欺凌致死事件：引发全国愤怒的悲剧

2024年5月，两名小学生在同伴涉嫌施暴后死亡：廖内省8岁的Khris Topel Butarbutar和南苏拉威西省15岁的Muhammad Raja Afnan。据报道，Khris是Buluh Rampai第12国立小学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因宗教信仰和族裔身份屡遭欺凌。他被高年级学生殴打后出现严重症状，最终在医院去世。他的父亲Gimson Butarbutar回忆说：

他起初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让他生病了，但我和他的朋友们交谈时，他们说大约一周前他被四名高年级学生打了。

不到一周后，望加锡Maccini Sawah国立小学的六年级学生Raja在住院五天后去世。他的家人称，他身上有多处瘀伤和烧伤痕迹。Raja最终透露，自己曾遭两名小学生和一名初中生殴打。警方正在调查这两起案件，已询问多名证人并进行尸检，以确定确切死因。

这些并非孤立事件。2024年2月，14岁的Bintang Balqis Maulana在东爪哇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pesantren）遭高年级学生连续三天殴打后死亡。此案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愤怒，也凸显出世俗和宗教教育环境中的学生都很容易受到伤害。

小学之外的欺凌：一个系统性问题

印尼的欺凌问题并不局限于低龄儿童或公立学校。伊斯兰寄宿学校、初中乃至大学都曾发生欺凌致死事件。2024年8月，位于中爪哇省三宝垄的迪波内戈罗大学一名30岁住院医生自杀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外界对高等教育中有毒的欺凌和整肃文化的关注。卫生部长Budi Gunadi Sadikin承认：

欺凌已经成为该国医学院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因为我收到了大量有关此类行为的报告。

对住院医生的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人患有抑郁症，另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自杀念头。医学培训中的严格等级制度和论资排辈文化，往往导致低年资医生遭受言语辱骂、工作量过大，以及被高年资医生剥削。

数据证据：情况日益恶化

多个来源的数据证实，印尼学校中的欺凌和暴力事件正在增加：

• 印尼教育观察网络（JPPI）记录显示，2023年学校和伊斯兰寄宿学校发生了573起欺凌事件，是2022年报告的285起的两倍多。
• 印尼儿童保护委员会（KPAI）报告称，2024年约有2.1万名儿童遭受暴力，较前一年增加34%。其中，17%发生在教育机构内，9%涉及同伴欺凌。
• 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一项调查发现，41%的印尼学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多次遭受欺凌，几乎是经合组织国家23%平均水平的两倍。
• 印尼教师工会联合会（FSGI）指出，2023年发生了30起欺凌事件，高于2022年的21起；小学和初中阶段均有学生因此死亡。

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问题的真实规模，因为许多案件因受害者害怕报复、感到羞耻或不信任当局而未被报告。

为什么印尼校园欺凌如此普遍？

专家指出，多种文化、制度和系统性因素共同导致印尼校园欺凌和暴力发生率居高不下：

• 权力失衡：许多欺凌事件中，年长或更有势力的学生以年幼或更弱势的同学为目标。学校内部的等级制度和监管不力往往加剧这种权力失衡。
• 家庭和社会关系：失调的家庭环境、专制或放任的养育方式，以及目睹家庭暴力，都可能增加儿童成为欺凌者或受害者的风险。失去父母或父母离异等创伤经历也会产生影响。
• 校园文化和教师态度：有些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欺凌的严重性，将其视为无伤大雅的玩笑，或责怪受害者自身处境不佳。在一些案例中，教师本身就是施暴者，例如过度惩罚导致学生死亡的事件。
• 宗教学校和寄宿学校：伊斯兰寄宿学校（pesantren）曾发生多起欺凌致死事件。监管缺位、机构未注册，以及当局不愿介入宗教场所等因素，助长了有恃无恐的风气。
• 举报障碍：受害者往往害怕遭到报复，或因羞耻而不敢发声。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遭受欺凌的学生中，只有13.54%有勇气举报。

欺凌对心理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欺凌的后果远不止身体伤害。受害者往往会遭受抑郁、焦虑、自尊心低落和社交孤立。严重情况下，欺凌可能导致自杀或造成长期心理创伤。施暴者也可能正面对自身的不安全感、家庭问题或情感痛苦，并将欺凌当作一种错误的方式来确立控制权或寻求认可。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儿童的行为会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包括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失调的家庭系统、缺乏沟通和情感支持，都可能促使欺凌行为形成，无论是对施暴者还是受害者而言。

政府应对：法规及其局限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暴力问题，印尼政府出台了多项旨在预防校园欺凌的规定。2023年，教育、文化、研究与技术部要求所有教育机构成立暴力预防与处理小组（TPPK）。这些小组本应保护学生、调查事件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然而，相关规定的执行并不一致，且往往收效甚微。许多学校尚未成立TPPK；已经成立的小组也常常处于不活跃状态，只有在发生备受关注的事件后才采取行动。国家研究与创新局（BRIN）的教育专家Anggi Afriansyah指出：

很多学校还没有成立TPPK。另一方面，许多学校成立的TPPK也无法有效预防校园暴力，因为它们只有在发生欺凌事件时才会行动。

教师往往缺乏培训，无法识别欺凌的早期迹象，也不知道如何恰当介入。有些教师仍将欺凌视为正常的儿童行为，或责怪受害者受到欺凌。印尼幅员辽阔、文化多样且有许多偏远地区，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反欺凌政策统一落实的难度。

高等教育中的欺凌：医学院危机

欺凌问题并非仅限于中小学。近年来，印尼医学院和住院医师项目中接连发生多起致死事件。迪波内戈罗大学初级医生Aulia Risma Lestari博士的死亡，以及更早前艾尔朗加大学Albertus Berfan等人的案例，暴露出医学培训中有毒的整肃文化、言语辱骂和经济剥削现象。

卫生部调查发现，超过22%的住院医生患有抑郁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曾考虑自杀。医学教育的等级制度，加上长时间工作和经济压力，营造出一种欺凌被视为理所当然、受害者不敢发声的环境。

卫生部长Budi Gunadi Sadikin呼吁结束有毒的论资排辈文化，并承诺严厉处理欺凌者。卫生部还开通了欺凌举报热线，并对数十名施暴者采取了纪律处分。然而，专家强调，真正的改变需要透明度、承认问题存在，并推动机构文化转变。

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角色：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

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在助长或预防欺凌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一些悲剧事件中，教师本身就是造成学生死亡的施暴者。例如，北苏门答腊一名14岁学生因被罚做100次深蹲跳而死亡；Blitar一所pesantren的一名13岁学生则在被教师用木板击打后死亡。

专家指出，许多教师因工作量大、工资低和工作缺乏保障而承受巨大压力。这并不能成为暴力的借口，但凸显出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好支持和心理健康资源的必要性。FSGI顾问委员会负责人Retno Listyarti指出：

法律明确禁止对儿童施暴，但这种行为仍在持续，因为这是观念上的问题。许多[教师]自己成长过程中也曾遭受暴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定期为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检查、为学生设置明确的举报渠道，以及持续开展暴力预防培训，都是建设更安全校园的必要举措。

社区和家庭参与：营造共情与预防的文化

解决欺凌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共同参与，采取全面措施。家长必须与孩子保持开放沟通，培养他们的道德观念，并关注他们的社交互动。学校应落实严格的反欺凌政策，向学生和教职员工普及欺凌的危害，并为受害者营造支持性环境。

同伴辅导员，即接受过培训、能够支持同学的学生，可以在提供情感支持和提高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区组织和媒体也有责任挑战将暴力常态化的观念，倡导共情与尊重的文化。

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未来建议

专家和倡导者呼吁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印尼校园欺凌致死危机：

• 加强法规执行：确保所有学校，包括宗教学校和寄宿机构，都遵守反欺凌政策并建立有效的预防小组。
• 加强教师培训与支持：定期培训教师，使其能够识别并应对欺凌，同时提供心理健康资源，以减轻压力并预防暴力。
• 提高举报透明度并追究责任：建立安全、便捷的渠道，供学生和家长举报欺凌；对于未能保护儿童的个人和机构，都要追究责任。
• 开展社区教育：发起公众宣传活动，提高人们对欺凌危害以及共情、尊重和非暴力重要性的认识。
• 开展研究并收集数据：投入资源开展研究，更好地了解欺凌的普遍程度、成因和后果，并以数据为政策和实践提供依据。

总结

• 印尼校园欺凌致死事件有所增加，世俗和宗教教育机构中近期发生的学生死亡事件引发全国关注。
• 欺凌是影响各级教育的系统性问题，包括大学和医学院。
• 统计数据表明，报告的欺凌案件大幅增加，但许多事件因恐惧和羞耻而被隐瞒。
• 文化、制度和家庭因素助长了欺凌现象，受害者和施暴者都常常遭受心理创伤。
• 政府虽已制定相关规定，但执行并不一致，许多学校缺乏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机制。
• 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需要接受更好的培训和支持，以识别并应对欺凌，同时也应优先关注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
• 家庭、社区和政府共同参与的综合解决方案，对于为所有儿童营造安全、支持性的学习环境至关重要。
•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打破暴力循环，确保印尼学校兑现承诺，成为帮助学生学习、成长并保障安全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