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主义到实力：日本的战略转向
过去十年，日本果断地摆脱了战后和平主义身份。二战结束后，日本承诺只维持一支规模有限的军队，如今东京却在打造真正具备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和规模可观的国防工业基础。2018年12月，日本宣布计划改装出云级驱逐舰，使其能够搭载F-35B战斗机，实际上让日本拥有了1945年以来的首艘航空母舰。日本政府还承诺采购147架F-35战斗机。2023年，东京允许本国企业开始销售某些进攻性武器及武器零部件。上个月，日本当局取消了大部分剩余武器出口限制，为驱逐舰、导弹和战机销往海外扫清障碍。这些举措代表着日本对自身在地区安全中所扮演角色的根本性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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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在2015年真正开始。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推动通过一项法律，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有限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例如美国遭到攻击并危及日本生存时。改革当时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和抗议，但最终生效，并为进一步变革铺平了道路。2017年，安倍释放信号，表示东京不再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约1%的非正式上限视为固定标准。2018年，日本成立水陆机动团，这支类似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旨在防卫和收复偏远岛屿。日本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承诺发展反击能力，包括能够打击亚洲大陆目标的远程导弹。
如今，东京大多数政界人士争论的已不再是日本是否应增强自身安全，而是应该以多快的速度推进。日本计划到2026年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约2%，并正全面转变防卫态势，而非只在边缘放松限制。若要扭转这一势头，就必须取消多年期采购合同、缩减生产线、撤销新的出口规则，并削弱正在日本西南部各地建设的部队和基地。鉴于这些改革颇受欢迎，日本不太可能选出想要推翻改革的领导人。
高市主义与台湾问题
似乎没有人比首相高市早苗更致力于加快这一转变。高市是安倍的门生，于2025年10月就任后，很快便扩大日本的军事部署。2026年1月，她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并在众议院赢得316席的超级多数，这是自战后以来自民党取得的最大胜利。她的纲领以“日本优先”的强硬论述为核心，回应的是年轻一代的焦虑：他们成长于中国胁迫和朝鲜核边缘政策的阴影之下，而非战争记忆之中。
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日本国会表示，中国若攻击台湾，可能危及日本的生存。这一表态比此前任何一位首相都更加明确地释放信号：如果台湾遭到攻击，东京可能依据2015年安全法行使武力。北京对此勃然大怒，指责高市企图让日本重返殖民时代，并警告称将产生严重后果。中国劝阻本国公民赴日旅游，暂停进口水产品，限制向日本军事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之后又将数十家日本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清单。12月，据报道，中国战机曾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军机。
高市拒绝退让。她的强硬立场似乎提升了她在国内的支持率，凸显出中国胁迫所带来的悖论：北京打压得越狠，在东京遭遇的政治反弹就越大。高市还承诺在2026年底前修订日本三份核心国家安全文件，并将国防开支达到GDP 2%的时间提前至2026年。她正在为可能修订宪法第九条铺路；该条款在法律上放弃战争，并禁止维持军事力量。
不断扩大的军备与全球国防市场
日本的国防转型远不止预算数字的变化。东京正通过在西南诸岛增设导弹部队、防空系统、弹药库、燃料储备、加固掩体，以及支持飞机和地面部队分散部署的设施，加强这些岛屿的安全。日本正大力投资弹药储备、扩展无人系统，并发展反击能力，例如“战斧”陆攻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将从明年起部署在驱逐舰上。日本还在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计划于2030年代中期部署。
2026年4月，日本公布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防出口规则改革。政府取消了五类限制，此前大多数军事出口仅限于救援、运输、监视和扫雷装备。今后，部长们将逐项评估拟议中的销售，同时保留禁止向冲突国家出售武器和严格审查等原则。这一变化立即为国防工业合作打开了大门。澳大利亚选中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签署价值65亿美元的合同，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建造军舰。从波兰到菲律宾，多个国家都在探索采购机会。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对这一转变表示欢迎，称获得高质量的日本防务装备将增强本国韧性，并通过威慑促进地区稳定。
高市首相为这项新政策辩护时指出，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维护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维护自身的和平与安全，因此，有必要让伙伴国家在防务装备方面相互支持。
东京希望通过增加产量、降低单位成本和扩大制造能力来巩固国防工业基础，以便在军事危机中调动这些产能。数十年来，三菱重工业等承包商依赖来自单一客户——自卫队——的小额订单。新规允许日本企业与海外伙伴共同生产，而不仅仅是向他们采购。不过，日本工业已因国内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在某些技术领域也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可能导致成本上升或能力减弱。
美日同盟面临交易主义考验
华盛顿长期敦促其富裕的东亚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因此普遍会欢迎日本的军力建设。这些举措旨在加强同盟，日本官员也仍坚定致力于与美国同行保持伙伴关系。然而，东京的努力能否真正加强双方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的反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对待同盟的方式愈发带有交易色彩。2025年4月，特朗普对日本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将大多数商品的税率定为15%。特朗普还要求日本为继续接纳美军支付约四倍的费用，并称日本“占了我们的便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0到40年。
美国国防部的《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敦促盟友和伙伴承担起自我防卫的主要责任，同时表示美国将提供较有限的支持。该文件淡化了中国和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同时提高了西半球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干预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亚洲前沿军事存在能否持久的疑问；而北京针对高市有关台湾言论发起胁迫行动时，美国高层对日本的支持也显得有限。
这种做法伴随着风险。将安全承诺与双边关税或无关的商业让步挂钩，会促使盟友寻找不经由美国的市场、融资渠道和供应路线。如果华盛顿继续抨击东京，日本可能利用自身能力增强的优势，更强硬地进行谈判，并将更多国防采购和联合研发转向澳大利亚和欧洲。这些举措不会让日本变成反美国家，却会削弱美国对东京的影响力。
整合指挥与控制，迎接新时代
作战整合已成为当务之急。2024年，华盛顿和东京宣布计划将驻日美军司令部改组为联合战区司令部，与日本于2025年3月成立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相对应。其目标是实现更迅速、更协调的决策和更有效的作战规划，以应对从灰色地带局势到公开冲突等各种突发情况。特朗普政府确认将继续推进这些计划；2026年1月，两国政府再次确认将升级同盟指挥架构。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重大问题仍未解决。自2024年以来，同盟尚未召开外长和防长“2+2”会议，工作层级会议则在缺乏足够高层政治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军事规划人员仍需明确新的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在实践中将如何与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协同，尤其是实时决策、反击任务的目标协调以及作战分工等方面。仅仅把指挥权移至更靠近前线的位置，并不能自动解决这些问题。
一些国防专家认为，渐进式改革已不足以应对当前局势。他们主张，同盟需要建立类似美韩模式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架构，统一作战规划，使同盟能够作为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力量投入战斗。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数年时间进行法律准备和政治沟通，但若等到危机爆发才开始行动，将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历史很少会提前预告转折点，而建立这一架构的窗口期也未必会一直敞开。
构建双边关系之外的合作网络
日本并未单靠华盛顿维护安全。东京稳步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印度、欧洲国家、东南亚国家甚至韩国的伙伴关系，尽管日、韩关系一向紧张。这些关系为联合训练、情报共享和供应链多元化创造了更多渠道。它们让中国更难孤立日本，也为美国政治支持若不稳定时提供了额外的韧性保障。
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三边关系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过去十年里，三国建立起印太地区最成熟的三边安全关系之一，涵盖情报共享、先进海上行动和联合演习。尽管没有正式的双边防务条约，澳大利亚和日本如今事实上已成为盟友。堪培拉和东京启动了新的战略防务合作框架，涵盖网络、太空、后勤和供应链韧性；澳大利亚决定采购日本设计的最上级护卫舰，则是两国国防工业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日本还是“四方安全对话”等小多边机制的核心成员之一。该机制汇聚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日本也参与了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班组”（Squad）。东京不断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核心是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航行自由和自由贸易。即便华盛顿对地区战略规范层面的关注有所起伏，日本也能帮助维系地区贸易、海洋治理和经济安全伙伴关系。
威慑、中国因素与经济胁迫
中国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并在东海和南海表现出日益强硬的胁迫行为，这构成了日本扩军的直接背景。北京不太可能轻易对抗一个不仅包括美国和台湾部队、还拥有装备精良的日本部队的联盟。任何围绕台湾发生的冲突，都将涉及日本的基地、导弹、传感器、防空系统和后勤网络，这会使中国难以迅速取胜。北京如今必须假设东京会参与此类冲突，这意味着战略形势已经发生转变。
台海危机可能始于中国试图切断维持威慑所需的工业投入品供应，以分化美国和日本的决策者。稀土、特种材料、传感器、无人机零部件和半导体相关工具都可能成为施压的筹码。东京可能觉得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卫本国领土，并阻止中国在台湾周边或东海造成既成事实；而如果干预会威胁美国经济或扰乱供应链，美国官员则可能犹豫不决。日本当前的努力正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东京明确将自身与台湾的安全相联系，并扩充军力，以此表明即便华盛顿迟疑，日本也不会退缩。
批评者担心，日本的新能力会增加局势升级的风险。如果这些能力与美国协调不力、交战规则不明确，或双方职责划分含糊，就可能造成危险。然而，只要日本将扩军定位为对美国力量的补充，而非替代，从而威胁北京并引发攻击的可能性就不大。与实力相比，软弱和优柔寡断更容易招致冲突。
财政现实与国内政治障碍
日本要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面临严重阻碍。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的债务与GDP之比位居全球最高，接近240%。日元持续疲软，削弱了国防投资的购买力。通过加税为扩军筹资在政治上困难重重，近期刺激支出也无助于缓解长期财政担忧。人口减少、招募难题以及国防工业劳动力短缺，都进一步限制了日本的行动空间。
国内政治也存在不确定性。自民党与公明党长达26年的执政联盟瓦解，消除了国防扩张的传统制约因素，但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新联盟仅以微弱多数占据优势。高市个人的支持率高于其政党，当前政治组合能维持多久仍是未知数。如果公明党重新加入执政联盟，保守派的国防扩张目标可能再次受到限制。不过目前，公众对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表现出强烈支持，这让高市有了施展空间。
要点
- 日本已摆脱战后和平主义约束，正将军队改造为一支具备作战能力、面向海外的力量，并拓展全球国防工业伙伴关系。
- 首相高市早苗已加快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2%，并将日本安全与潜在台海危机直接挂钩，引发中国强烈报复。
- 东京取消了沿用数十年的武器出口限制，使日本能够向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盟友出售军舰和导弹。
- 特朗普政府以交易方式处理同盟关系，包括加征关税和要求提高驻军费用，这可能促使日本追求更大的战略自主。
- 美国和日本正通过新的指挥架构推进军事力量的作战整合，但同盟仍缺乏明确的战时联合行动框架。
- 日本正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欧洲和东南亚的安全网络，以应对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并增强地区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