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遭遇审查
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化机构之一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在中国印刷商提出要求后，从展览图录中删除了历史图片和地图。根据通过信息自由申请获得的文件，博物馆同意删去冒犯北京审查部门的内容，包括一幅描绘英国帝国贸易路线的20世纪30年代地图，以及一张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照片。提出审查要求的是中国公司C&C Offset Printing，该公司承印V&A的许多展览出版物。该公司称，中国负责监管出版内容的国家机构新闻出版总署（GAPP）对此提出异议。
这些删改凸显出中国审查制度对西方文化机构的影响日益扩大。博物馆在降低开支与保持编辑独立之间艰难权衡。和许多英国文化机构一样，V&A借助中国印刷商降低制作成本，相较于英国本土印刷，通常可节省50%。但这一经济优势也伴随着重大妥协：必须完全遵守北京严格的内容规定，这些规定禁止提及台湾、西藏、天安门广场及某些历史人物等敏感话题。限制不仅适用于当代政治评论，也涉及不符合中国现行地图规范和意识形态标准的历史文献。
公开的往来文件揭示了两个具体案例。对于本周在V&A East开幕的“音乐即黑人”（Music is Black）展览图录，博物馆原计划收录一幅20世纪30年代的插图，展示大英帝国的贸易路线。这幅地图原本用于配合V&A East馆长格斯·卡斯利-海福德撰写的序言，其中中国边界的画法违反了北京严格的地图规范。2024年11月，C&C Offset Printing告知博物馆，新闻出版总署否决了这幅图片。该公司表示：
第10页有一幅与中国有关的地图（这里标出了中国边界，我们需要使用中国政府的标准地图），新闻出版总署否决了它。我们建议删除这幅地图或换用其他图片。
内部邮件显示，V&A工作人员对审查要求措手不及，尤其是对历史地图遭否决一事。博物馆原本预料到，描绘地缘政治边界的当代地图可能引发问题，却没想到一幅20世纪30年代的档案插图也会遭拒。这幅地图只是在展示英国殖民贸易网络的更大示意图中顺带标出了中国，但这一附带内容就足以触发审查机构的否决。
一名工作人员在与同事的内部邮件中坦言对此决定十分困惑，写道：
这是一幅展示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地图，和中国毫无关系，只是在地图上标出了中国，似乎这就足以成为拒绝它的理由！修改文件期间印刷暂停……非常抱歉。
制作团队赶忙调整出版计划时发出了这条消息。邮件指出，文件修改期间印刷工作暂停，导致项目进度延误一周。博物馆可选的方案有限。由于图录用纸已经订购并运抵中国印刷商处，改由欧洲印刷在经济上已不可行。卡斯利-海福德获知制作团队无法将生产转出中国，只能另找替代插图。馆长体谅制作团队的处境，也理解最后阶段的修改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最终，V&A用一张照片替换了遭审查的地图，照片中，人们搭乘贝戈尼亚号邮轮从西印度群岛航行后抵达南安普敦。
法贝热与列宁的“落选”
该博物馆2021年举办的“法贝热：从浪漫到革命”（Fabergé: Romance to Revolution）展览图录也受到类似限制。中国审查人员将一幅地图和一张俄罗斯革命家、苏联领导人列宁的照片标记为可能涉及敏感内容。一名V&A制作人员给一位策展人发邮件解释限制，称：
中国印刷商无法印制你的文章开篇包含革命/列宁图片的书。我本该预料到这一点，但限制清单一直在更新。
在一本关于法贝热彩蛋的书中提及列宁，或许看起来和中国的政治关切无关，但审查机构仍认定这位革命人物可能引发问题。这一事件表明，北京的内容限制范围广泛且难以预料，可以延伸至与当代中国政治相距甚远的历史人物和背景。这一否决也说明，审查规定不断变化，却没有明确公开的标准，出版商只能在不透明的监管环境中摸索应对。
中国对地图绘制实行严格管控，规定只有获得许可的企业才能合法制作中国地理地图，包括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即使是边界画法与中国当局现行认定不同的历史地图，也受这一规定约束。地理表述之所以敏感，反映出北京试图全面掌控历史叙事和领土主张，尤其是有关台湾和西藏的内容，并将这种控制延伸至其管辖范围内制作的所有出版物。
生产成本的代价
面临这些难题的不只是V&A。大英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和大英图书馆等英国主要机构经常使用中国印刷服务来控制制作成本。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出版商解释了背后的经济现实：英国本土印刷商的报价往往是中国同行的两倍。一家威尔士印刷商给出的报价是中国方案的两倍，对许多预算紧张的文化机构而言，本土印刷因此难以负担。
这种经济依赖造成了结构性脆弱。一名匿名出版商证实，在中国印刷总会出现延误，因为材料需要经过官方机构检查。地图和提及西藏的内容总会引来审查，制作团队必须谨慎应对。C&C Offset Printing的一名前员工为这一做法辩护，称中国公司依法不能印制政府不认可的内容，并反问，既然中国有这样的监管框架，这种做法又有什么可惊讶的。
英国中国透明度组织（UK-China Transparency）主任萨姆·邓宁认为，这些看似细微的妥协是跨国镇压这一令人担忧现象的一部分。所谓跨国镇压，是指威权国家借助经济杠杆和机构合作，将审查与控制延伸至本国境外。邓宁警告说，从小幅删改开始会形成先例，让可接受妥协的界限逐渐后退。如果机构为了节省成本而接受对编辑独立性的轻微侵蚀，就可能让更严厉的限制逐步常态化。
机构的回应与否认
V&A在公开声明中为相关决定辩护，称要求所作的修改“幅度很小”，并表示不会影响出版物的整体叙事。博物馆强调，会针对具体项目考虑印刷地点，并在与中国企业合作时保持严密的编辑监督。馆方表示，如果认为任何修改要求存在问题，就会终止生产。不过，公开的往来文件显示，在此次事件中，实际操作和经济限制让这一选择受到制约。
其他机构对相关询问作出了不同回应。泰特美术馆证实，曾使用中国印刷商印制数本儿童读物和图录，但否认曾应印刷商要求修改内容。大英图书馆称，其中国印制的材料从未遇到审查问题。由曾在政府任职期间推动英国加强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担任主席的大英博物馆，则拒绝回应其如何处理近期开中国印制的至少八种出版物所涉及的审查要求。发言人以商业保密为由，拒绝进一步置评。
国际审查组织（Index on Censorship）发言人杰西卡·尼·马尼宁质疑将这些修改称为“幅度很小”。她指出，历史地图是重要记录，反映了社会如何认识地理、权力和历史发展。尼·马尼宁警告，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会助长自我审查，并敦促文化机构捍卫自身独立性、维护思想自由。她的担忧与人权组织更广泛的警告相呼应：为了迎合威权政府的偏好，文化和历史内容可能遭到净化。
文化影响力的全球态势
V&A一案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影响文化机构的担忧日益加剧。去年，巴黎由政府运营的吉美博物馆遭到四个亲藏团体提起法律诉讼。这些团体指称，该博物馆试图从展陈中抹去西藏的文化身份。代理这些团体的律师称，策展决定是刻意迎合中国游说团体在法国积极推动的要求。此类事件表明，与中国实体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隐含着对内容管理和历史呈现方式的期待。
曾任记者、现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艾萨克·斯通·菲什指出，各家公司仍低估了依赖中国供应链所固有的风险。他认为，如果在中国印书让北京得以要求修改内容，这种安排就会从根本上损害机构的完整性。这番话点明了当代博物馆管理中的核心矛盾：一方面通过全球化生产网络追求财务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则要维护策展自主权和历史准确性。
要点
- 中国审查人员提出异议后，V&A从展览图录中删除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贸易路线图和一张列宁的照片。
- 中国印刷商C&C Offset Printing称，审查要求是依据北京的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规定提出的。
- 内部邮件显示，V&A工作人员对否决决定感到沮丧和困惑，尤其不解一幅与当代中国政治无关的历史地图为何遭禁。
- 由于用纸已订购，且欧洲印刷成本约为中国方案的两倍，博物馆最终仍在中国生产。
- 大英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和大英图书馆等英国主要机构经常使用中国印刷服务，最高可节省50%的成本。
- 批评人士警告，接受轻微的审查删改会为跨国镇压开危险先例，并导致编辑妥协不断加深。
- V&A称这些修改幅度小且不影响叙事；其他机构对自身遭遇中国审查的情况则说法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