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悖论
日本警察厅于2025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日本民众认为，过去十年该国治安明显恶化。调查发现，79.7%的受访者认为，自2015年以来治安变差或有所变差，较上一年上升3.1个百分点。自2021年首次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公众焦虑持续加剧。
然而，同一项调查也揭示了一个显著的矛盾。谈及当前治安状况时，5000名年满15岁的受访者中，60.3%认为日本治安依然良好，较上一年上升3.9个百分点。民众一方面对当前治安相对满意，另一方面却认为长期趋势正在恶化，这一悖论反映出日本正面临不断演变的犯罪威胁。尽管暴力犯罪率历来较低，这些威胁却让人感到愈发无孔不入。
这项于2024年10月在线开展的调查表明，日本民众的反应主要并非源于街头暴力或人身危险，而是对数字诈骗、数据泄露和复杂骗局无声侵袭的担忧。这些犯罪已经渗透到智能手机和家庭电话之中。统计现实与公众感受之间的落差令社会学家和执法人员都感到困惑：媒体对重大案件的报道会引发可得性偏差，让人们觉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务损失事件更可能发生，而实际发生概率并非如此。年长受访者尤其担心电话诈骗侵吞退休储蓄；年轻受访者则更忧虑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滥用和身份盗窃。
诈骗泛滥助长恐惧
在被问及为何对过去十年的治安趋势感到悲观时，受访者普遍指出两种现象：冒充亲友诈骗手段激增，以及个人数据遭未经授权访问。这些担忧与2025年诈骗造成的创纪录经济损失相吻合：损失总额达3241亿日元（21.2亿美元），是上一年的1.6倍，三年间更激增至3.6倍。
冒充亲友诈骗的名称源自日语短语“是我”，作案者冒充遇到困难的亲属致电老年受害者，通常谎称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现金解决虚构的法律或医疗问题。仅2025年，包括冒充亲友诈骗及冒充政府官员等手法在内的特殊诈骗案件，就在27,758起报案中造成1414亿日元损失，是2024年的两倍。
犯罪形态已大幅超出传统电话诈骗的范畴。社交媒体投资诈骗中，骗子冒充名人或金融专家，诱骗受害者使用虚假交易平台。2025年，这类诈骗给日本民众造成1274亿日元损失，平均每起案件损失达1342万日元。大多数此类诈骗以Instagram为入口，但YouTube上相关诈骗案件也增加了21倍。
恋爱诈骗中，作案者假装对受害者有恋爱兴趣以骗取钱财，造成的损失另达552亿日元。恋爱诈骗受害者中，约76%年龄在40至60多岁之间。作案者越来越多地施压，要求受害者转移加密货币，而非传统货币，这使追赃更加困难。警察厅长官楠芳伸在2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形势“极其严峻”，并强调有必要加大力度打击幕后犯罪团伙。
当前犯罪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是否正处于转折点。
日本警察厅的这番表态显示，官方认识到日本面临的并非零星案件激增，而是犯罪分子的作案方式以及对社会信任的利用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匿名犯罪网络兴起
这些统计数据背后，是“匿名流动型犯罪团伙”的兴起。这类犯罪组织成员身份隐匿、组织结构灵活，在日本已基本取代传统的黑社会团伙，成为组织诈骗和抢劫犯罪的主要推手。与拥有固定地盘、等级森严的犯罪家族不同，这类团伙成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联系，为特定行动组建临时小组，之后解散并重新组合，因此传统警方监控手段很难渗透其中。
这些团伙已成为特殊诈骗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他们通过网络招聘广告，以“简单文职工作”等名目承诺轻松赚钱，招募人员后再胁迫其充当洗钱工具人或直接实施犯罪。这些网络的匿名性使其能够迅速扩大行动规模；一个小组被捕后，组织者只需通过加密通讯应用启用新招募的人员。
为应对这一问题，日本警方于2025年10月组建专门打击匿名流动型犯罪团伙的队伍，旨在打破不同警察部门之间的组织壁垒，集中调查资源锁定核心成员。这些队伍重点分析通信模式和资金流向，绘制这类难以捉摸的组织网络图，而传统情报收集手段往往难以将其形象化。
匿名流动型犯罪团伙的兴起，体现了犯罪组织从结构化等级体系向类似零工经济的违法模式转变。参与者可能从未见过协调者，而且往往直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才意识到犯罪活动的全部范围。
屏幕之外：实体犯罪与新兴风险
尽管诈骗占据公众关注的中心，治安感受恶化也反映了实体犯罪的可衡量增长。日本2025年记录的刑法犯罪案件达774,142起，连续第四年增加，并超过了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盗窃占全部案件近70%，增长2.5%；食品类商店行窃案件增加7%，达到105,135起。部分案件与经济困难有关，在约40%的诈骗案件中，经济困难被列为相关因素。
更令公众忧虑的是恶性犯罪和性犯罪增加。非合意性交报案增加6.1%，违反偷拍相关法律的案件增加18.1%。这部分反映了2023年7月实施的法律修订明确了性同意和非法偷拍的定义，也与受害者支援服务扩大、鼓励更多人报案有关。不过，案件总数也显示出真实的行为趋势，而非纯粹的统计假象。
包括抢包和自行车盗窃在内的街头犯罪增加4.6%，达到255,247起，其中自行车盗窃案件增加6.0%。这些日常犯罪虽然很少危及生命，却会侵蚀日本城市生活长期以来形成的社区安全感。过去，居民可以不锁自行车，也可以在深夜出行而不太担心安全。
交通安全也成为影响公众治安感的新关切。涉及外国驾驶员的事故在五年间激增30%，2024年达到7,286起，其中包括54起致命事故。随着持有驾照的外国居民人数升至创纪录的125万人，且政府扩大签证项目、将交通运输从业者纳入其中，警察厅已将面向外国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教育列为优先事项，并承认驾驶习惯上的文化差异和驾照换领手续可能带来风险。
网络赌博是另一个引发担忧的网络犯罪领域。警察厅估计，有337万日本人访问过线上赌场，每年下注总额约达1.2万亿日元。修订后的赌博成瘾相关法律将于2025年9月生效，警方计划要求删除面向日本用户的赌场网站，并打击相关广告。警方认识到，这些平台往往会成为有组织诈骗和金融剥削的入口。
警方内部挑战
日本警察厅内部危机也进一步冲击了公众对治安机构的信心。2025年，警务人员受处分人数达到十年来最高，共有337名警察和职员受到处分，比上一年增加98人。违规行为从腐败、向匿名流动型犯罪团伙泄露信息，到失职以及警员自身实施商店行窃、性侵等犯罪行为，种类繁多。
2025年12月，东京警视厅一名警部补因涉嫌向一个参与非法性交易安排的匿名流动型犯罪团伙泄露监控摄像头位置而被起诉。此案凸显了警方机构易受复杂犯罪网络渗透的风险。此类犯罪网络通过金钱利诱，而非传统威胁手段进行渗透。
全年其他事件也加深了外界对警方组织运作失灵的担忧。兵库县有50名警察因值勤期间饮酒和赌博受到处分。佐贺县一名犯罪实验室技术人员被发现伪造DNA分析报告。神奈川县一名女性在警方未重视其跟踪骚扰投诉后遭人杀害。东京警方对一家化工机械公司的调查因错误指控而告吹，警方因此被判赔偿1.66亿日元。
招聘困难加剧了纪律问题。犯罪司法未来智库创办人、前警察学院讲师石塚慎一表示，日本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导致警察应聘者素质下降。具备市场需求技能的年轻专业人士越来越倾向于在私营部门就业，而非从事警务工作，令各警察部门只能从规模缩小的应聘者群体中选人，也可能因此面临更高的纪律风险。
在日本社会，警方不再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这虽然是民主发展中健康的一面，却也使警员面临更多公众质疑和监督，限制其行动灵活性，同时要求他们遵守更高的行为标准。
地方应对：足立区模式
在全国治安焦虑加剧之际，东京一处地方行政区提供了一个有效减少犯罪的不同案例。足立区在2006年至2009年间是东京23个特别区中犯罪率最高的地区。2008年，该区推出“美丽橱窗运动”，将破窗理论指导下的警务工作与社区美化和环境设计结合起来。
这项举措借鉴了纽约市的犯罪治理策略，同时根据日本社区结构作出调整，重点预防自行车盗窃等轻微犯罪，也通过种花和维护公共空间，让整个地区变得更加整洁美观。足立区没有对轻微违规行为采取激进的开罚单方式，而是强调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安装了670台由公共部门管理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并为社区协会安装的另外1,160台摄像头提供补贴。
2007年至2019年间，足立区记录在案的犯罪下降62.6%，降幅为东京最大；居民的安全感也有所提升，认为不安全者占多数的状况，到2019年转变为超过58%的居民感到安全。自行车盗窃曾占当地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后来下降54.8%，直接推动了统计数据和居民观感的改善。
这项计划通过动员日本现有的社会组织而取得成功，尤其是传统上负责组织社区清洁和节庆活动的社区协会。2013年推出的“鲜花街道计划”鼓励居民在住宅门前摆放带标签的花盆，强化社区归属感；学生经过时，居民浇花也能形成自然监视。足立区还认定设立社区公约的“犯罪预防推进地区”，并组织配备蓝色警示灯车辆的志愿巡逻队，从而营造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监视和社区凝聚力威慑犯罪，而非单纯依赖技术监控。
足立区从东京犯罪最猖獗的地区转变为治安水平居中的区域，说明即使全国趋势朝相反方向发展，地方治安恶化仍可通过协调一致的市政行动扭转。
要点
- 近80%的日本民众认为过去十年治安恶化，主要担忧诈骗和网络犯罪；与此同时，仍有60%认为当前治安良好。
- 2025年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创纪录的3241亿日元，主要涉及特殊诈骗、社交媒体投资骗局和恋爱诈骗，作案者包括匿名流动型犯罪团伙。
- 2025年犯罪总数连续第四年上升，达到774,142起，超过疫情前水平；盗窃、性犯罪和暴力犯罪均有所增加。
- 警方也面临内部公信力挑战：纪律处分案件达到十年高位，包括涉及匿名流动型犯罪团伙的腐败问题；劳动力短缺也令招聘更加困难。
- 足立区“美丽橱窗运动”等地方举措表明，结合环境设计与志愿者动员的社区预防犯罪措施，能够扭转治安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