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败诉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
上个月，英国检方撤销了对克里斯托弗·卡什和克里斯托弗·贝里的指控，立即引发政治争议。这两名男子被控依据《官方保密法》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获释并非因为已被证明无罪，而是因为英国皇家检察署认定，无法证明北京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一法律技术性问题揭示了一个困扰历届英国政府的根本问题：中国究竟构成何种威胁，英国又应如何应对？
英国总检察长理查德·赫默随后将案件败诉归咎于过时的法律。然而，这起事件凸显的问题比法律本身的不足更加令人担忧。它暴露了传统间谍活动概念与现代中国国家威胁复杂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前者涉及外交官和秘密递交文件，后者则涵盖网络战、渗透学术界、大规模窃取数据以及政治影响行动。
卡什和贝里案于2024年公布时曾被誉为反间谍工作的重大突破，其中一人曾担任议员的中国政策顾问。英国皇家检察署审查机密证据后认定，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可能证明中国国家行为对英国构成威胁，二人因此获释。反对派政客借此指责首相基尔·斯塔默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置于国家安全之上，政府则否认这一指控。
这起案件真正揭示的是，现行法律为另一时代的间谍活动而制定，已经力有不逮。《官方保密法》构想之初，间谍活动意味着秘密投递和缩微胶片。如今，间谍活动涉及人工智能、大规模数据收集以及模糊了正常国际关系与颠覆活动界限的影响行动。英国当局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抓间谍，更是要界定正常国际关系止于何处、国家安全威胁始于何处。
超越冷战模式
英国军情五处（MI5）局长肯·麦卡勒姆爵士明确警告，不要用过时的视角看待中国情报活动。
中国确实有在外交掩护下活动的传统情报人员，但这不过是庞大体系露出水面的一角。尽量不要只把他们想成约翰·勒卡雷小说里那种持有正式证件、驻扎在大使馆里的传统间谍。
若将国内外安全行动人员计算在内，中国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估计多达50万人。如此庞大的规模，使北京得以广泛开展情报活动，其行动范围远超多数国家。但中国的做法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将间谍活动与经济战略、政治影响力及跨国镇压结合起来。
在卡什和贝里案审理失败后，一名副国家安全顾问在证人陈述中表示，
然而，这番描述仍未能充分展现当代行动的复杂程度。中国情报部门有意从多个来源获取信息，包括政策制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民主机构，并能够伺机收集一切可获取的信息。
猎头网络
当下最普遍的手段之一，是利用职业社交平台物色并培养消息来源。2025年11月，军情五处罕见地发布了一份面向议员的图文指南，提醒他们警惕中国国家安全部（MSS）采用的特定手法。警示指出，有人冒充招聘猎头运营虚假的领英账号，并特别点名了名为邱阿曼（Amanda Qiu）和沈雪莉（Shirly Shen）的假身份。
这些人员瞄准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经济学家、智库雇员和地缘政治顾问，起初以看似低级的信息换取可观报酬。其策略是先接触目标，邀请他们担任自由顾问，撰写地缘政治报告，再逐步提出更高要求，索取机密和内部信息。英国安全事务大臣丹·贾维斯在下议院表示，这些活动是干涉英国主权利益的秘密且蓄意策划的行动。
学术界也面临类似压力。军情五处记录到一系列企图通过职业社交网站拉拢英国学术专家的行动，目标是获取兼具军事和民用用途的技术。曾任美国情报官员、合著《大劫掠：中国窃取美国机密的惊天行动》的安德鲁·巴杰警告说，
一旦核心知识产权和工艺知识外泄，整个行业都可能被颠覆。
网络行动与数据需求
在持续开展人力情报行动的同时，网络间谍活动是中国最具威胁的能力。2025年8月，英国终于确认参与应对“盐台风”（Salt Typhoon）行动。这场高度复杂的网络行动侵入了全球多家电信公司。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警告说，
通过这些活动窃取的数据，最终可能使中国情报部门有能力识别并追踪全球目标的通信和行踪。
“盐台风”只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活动这一更大体系中的一部分。奥本大学麦克雷里研究所已识别出多个“台风”组织，包括渗透关键基础设施、为可能的破坏行动提前布局而非仅仅从事间谍活动的“伏特台风”（Volt Typhoon），以及针对物联网设备收集数据的“亚麻台风”（Flax Typhoon）。这些组织利用零日漏洞和“就地取材”技术，使其活动极难被发现。
除了有针对性的间谍活动，西方安全官员还对北京获取海量数据的行动表示担忧。这些大规模数据集包含财务、个人和健康信息。曾任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现为牛津大学教授的基兰·马丁指出，
中国一直试图收集英国民众的人口层面数据。这些数据或许可用于训练人工智能、加深对英国的了解，甚至影响舆论。
2024年英国选举委员会遭到网络入侵一事，被归咎于与中国国家有关联的APT31组织，显示了这种对规模的追求。官方评估称，这次攻击针对的是积极揭露中国恶意活动的知名议员，。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主任安妮·基斯特-巴特勒表示，
并承认，如今，在所有单项任务中，我们投入中国事务的资源最多，
中国对英国构成真实且日益加剧的网络风险。
跨国镇压与侨民监控
中国情报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用于窃取英国国家机密，而是用于控制中国侨民、压制异见。军情五处警告称，香港警方已悬赏通缉十多名在英国避难的民主派活动人士；与此同时，有关西藏活动人士和其他少数群体遭到骚扰和监视的报告也有所增加。
这种跨国镇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即维持国内稳定。然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类活动大多组织分散，手法也出人意料地业余。根据驻外记者的报道，省级公安部门经常派遣经验有限的小组出国，并招募侨民充当“情报掮客”，以提供信息换取在国内的好处。尽管这挑战了外界对中央统一控制的间谍网络的印象，却并未降低易受侵害者面临的风险。
经济安全困局
或许最复杂的挑战，是如何区分正常经济往来与战略依赖。围绕华为参与英国5G基础设施建设的争论，充分体现了这种矛盾。中国设备往往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但对其形成依赖会带来遭胁迫的风险。如果北京能够切断人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技术，就能对英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这一困局还涉及关键矿产、电动汽车供应链和核能基础设施。英国政府必须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够为英国经济增长提供助力。《2021年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和《2023年采购法》赋予政府阻止外国收购、以安全为由排除供应商的新权力，但如何运用这些权力仍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
拟建于伦敦旧皇家铸币厂旧址的中国大使馆，已成为这些担忧的焦点。批评者担心，该选址可能便于窃听地下数据电缆；但一些安全官员淡化了这一风险，理由是中国已展现出远程网络入侵能力。是否批准建馆仍未有定论，这将成为检验现任政府应对方式的一块试金石。
法律框架与防御措施
英国已试图加强法律手段，以应对这些多种多样的威胁。《2023年国家安全法》创设了新的间谍罪行，并设立外国干预登记计划（FIRS），要求受外国势力指示行事的个人登记其政治影响活动。俄罗斯和伊朗已被列入该计划的强化监管层级，中国却仍处于普通层级，这一决定招致了包括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在内的议员批评。
防御措施并不止于立法。2026年初，首相基尔·斯塔默访华期间，其团队使用一次性手机、新SIM卡和临时电子邮箱地址，以防间谍软件被安装。安全官员表示，这些预防措施至少十年来已成为惯例，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在北京进行敏感谈话，必须限定在英国大使馆的安全区域内。2018年访问期间，前首相特雷莎·梅曾被建议躲在被子里更衣，以避开隐藏摄像头。
权衡之道
英国决策者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协调安全关切与外交和经济需要。鉴于中国在贸易、投资和研究合作方面的重要性，英国不可能简单地与中国脱钩；合作领域从气候技术到人工智能不一而足。然而，开展交流也会打开渠道，让威胁民主制度的影响行动得以渗透。
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加剧了这一矛盾。随着美国对北京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华盛顿也向伦敦施压，要求其政策与之保持一致。英国夹在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既要继续进入中国市场、获取中国技术，又要满足盟友的要求并保护国内安全。
肯·麦卡勒姆爵士将中国形容为一项
然而，如果没有明确公开的红线，例如政府承诺发布却尚未公布的中国政策审查报告，英国机构仍容易受到威胁。军情五处局长指出，过去一年针对国家威胁活动的调查增加了35%，这表明问题恶化的速度超过了防御能力提升的速度。需要从整个体系层面作出深刻回应的全方位挑战。
要点
- 对克里斯托弗·卡什和克里斯托弗·贝里的案件之所以败诉，是因为检方无法根据现行法律定义证明中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暴露了英国间谍立法的漏洞。
- 中国情报部门采用全方位手段，包括利用虚假领英猎头瞄准议员和学者、大规模收集数据，以及以“盐台风”为代表、入侵电信公司的网络行动。
- 军情五处已专门发出警告，指出中国国家安全部人员利用职业社交网站，以自由顾问工作为名招募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
- 跨国镇压通过悬赏和骚扰，针对身处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和西藏活动人士；网络行动则瞄准关键基础设施，为未来可能的破坏行动做准备。
- 英国政府面临战略两难：既要与中国保持经济往来，又要应对安全风险；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双重压力下，还要努力保护大学、议会和关键基础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