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中前所未有的一代人退出潮
韩国正经历一种令其有别于其他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现象。2025年,25至34岁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骤降至82.3%,较2000年大幅下降7.6个百分点。要理解这一变化的幅度,可以看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8个成员国:同期平均降幅仅为2.6个百分点,参与率从93.2%小幅降至90.6%。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韩国整体劳动力参与率实际上从61.2%升至64.5%,这主要得益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年长劳动者留任;然而,年轻男性却日益远离经济活动,这表明问题更像是结构性危机,而非暂时波动。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参与率持续下滑,韩国的比率与曾作为该国经济发展参照的OECD基准稳步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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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疏离与经济衰退期间常见的失业模式有所不同。在不活跃的年轻男性中,被归类为“休息”的人如今占比最大:25至29岁男性中占4.8%,30至34岁男性中占3.7%。这一比例远高于积极备考求职考试或继续接受教育的年轻男性比例。这一分类表明,他们并非暂时停止求职,而是从根本上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一现象尤其紧迫,因为与美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年轻人参与率较低往往先于其日后劳动力供给回升,原因是他们继续深造、获取更高资历;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韩国年轻男性几乎没有回归的倾向。随着韩国面临全球最快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生育率跌至历史低点,这种永久性退出的趋势愈发令人担忧。
重塑白领竞争格局的性别逆转
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背后,是一场深刻改变韩国就业竞争格局的人口结构逆转。年轻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际,25至34岁的女性则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大举加入。2025年,这一年龄群体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25.1个百分点,达到77.5%,几乎抹平了延续一代人的差距。高学历劳动力的构成也从男性占据主导转向近乎完全均衡。2000年,在拥有大学学历的经济活动人口中,女性人数仅为男性的一半;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接近持平。
这一变化的影响体现在多个职业领域,而这些领域曾是男性稳定就业的重要渠道。在文职岗位上,女性就业人数已达到男性的114%,也就是说,在这些传统上男女都有涉足的岗位中,女性如今人数超过男性。在专业岗位上,女性就业人数已达到男性的98%,几乎实现持平。对于1991至1995年出生、拥有四年制大学或更高学历的男性而言,其劳动力参与概率较参照世代下降了15.7个百分点;同期同等条件的女性参与概率则上升了10.1个百分点。制造业萎缩曾使其作为男性劳动力主要吸纳渠道的作用减弱;与此同时,服务业扩张,而女性在相关教育资历和技能方面逐渐占据优势。
韩国央行一名官员表示:“从事专业和文职工作的年轻女性人数已达到与男性相当的水平。”他指出,优质岗位的竞争已显著加剧。
人工智能正在消除入门级职业阶梯
人口结构变化之外,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也在系统性地拆除入门级岗位,而这些岗位过去曾是年轻男性迈向稳定职业的垫脚石。过去四年,青年就业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影响较大的职业中,尤其是重复性文职和行政岗位。这些岗位过去曾吸纳一批又一批寻求第一份专业工作的男性毕业生。人工智能正在取代的,恰恰是过去能让年轻劳动者积累初步工作经验、获得稳定收入的常规认知任务。
这一技术替代对年轻男性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它恰逢高学历女性大批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工智能造成的岗位流失影响男女双方,但男性承受双重压力: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入门渠道不断消失,剩余岗位的竞争则因高资历女性求职者增加而加剧。结果是形成一道瓶颈:年轻男性一方面受到上方自动化取代岗位的挤压,另一方面又面临下方日益激烈的竞争。文职入门岗位曾是难以获得专业职位的男性毕业生可靠的后备选择,如今却在其他岗位竞争者不断增加之际逐渐消失。
学历通胀陷阱
韩国声名狼藉的教育军备竞赛让危机进一步加深。数十年来,国家重视高等教育、忽视职业培训,导致毕业生技能与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不匹配。OECD 2022年一份工作论文指出,制造业萎缩(历史上这是年轻男性的主要就业来源)与大学学历激增相叠加,使许多男性毕业生的资历高于现有岗位要求,却缺乏新兴科技和服务行业所需的实用技能。对学历资历的竞逐并未为这一代年轻男性带来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经济不再奖励他们所拥有的特定资历,而人工智能又使他们的通用技能变得多余。
世代效应:退出如何成为永久状态
韩国央行的分析显示,这并非短暂的经济波动,而是影响整代人的世代效应,说明年轻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在结构上被推迟,甚至被永久放弃。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参与率持续下降,并稳步偏离曾作为韩国基准的OECD平均水平。在危机发生前,韩国年轻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当;此后则一路下滑,如今远低于国际常态。这种持续性表明,问题根植于经济结构,而非会随着周期性改善或宏观经济刺激而变化。
不活跃年轻男性的分类,是这属于结构性失业而非摩擦性失业的最有力证据。“休息”这一类别不同于正当备考求职考试或继续接受教育的人,表明有一代人选择彻底退出经济活动。这种模式与美国的情况有根本区别:美国年轻人往往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接受更高教育,之后再以更高的收入潜力回归;而在韩国,过早退出与永久被排除在正规就业轨道之外密切相关,形成一代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经济独立或组建家庭的男性。报告警告,这种脱离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联系减弱,随着这些男性年龄增长,这一趋势不太可能自然逆转。
另一位央行官员表示:“年轻男性参与率迅速下降,以及不再求职者所占比例上升,令人担忧。”
面对人口结构的算术难题
对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萎缩的韩国而言,这场劳动力危机发生的时机再糟糕不过。韩国的生育率为0.7,是全球最低水平,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人口更替水平。韩国人口已于2021年开始减少,预测显示未来六十年人口将减半,到2080年老年人将约占总人口的58%。衡量退休人口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老年抚养比,预计将从目前的28%飙升至155%,增幅为所有OECD国家中最高。
在这种背景下,每流失一名年轻劳动者,都会造成影响数十年的叠加经济损失。出生人口减少,无法接替日渐老去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年轻男性又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韩国因此面临劳动力供给两端同时收缩的人口困局。到2060年,医疗、长期护理和养老金的财政负担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4%;如果当前的疏离趋势持续,届时可能根本无法形成所需的高效劳动力。在一些地方政府辖区,幼儿园改建为养老院、婚宴厅改为殡仪馆的现象已经出现,这预示着未来的经济生产基础可能过于狭窄,难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
劳动力市场二元化与入职堵塞
韩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僵化加剧了这一挑战,设置了进入市场的障碍。该国声名狼藉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化,在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形成鸿沟:前者提供稳定性、福利和基于年资的工资,后者则条件不稳定、晋升途径有限。年轻劳动者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困在非正规岗位中,几乎看不到转为正规雇员的前景;与此同时,年长的高学历劳动者比前几代人留任更久。2004年至2025年间,年长群体就业率的增幅全部来自这些年长劳动者,贡献达到104%,实际上阻碍了晋升通道,也占据了本可用于招聘新人的岗位。
入职关口的堵塞阻碍了劳动力正常流动,使年轻男性无法获得职业晋升阶梯。正如OECD《2024年韩国经济调查》强调的,应对这种二元化不仅对青年就业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延长工作年限,并在人口老龄化之际维持经济活力。该调查指出,降低工资决定中资历的重要性、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促进青年就业并为新进劳动者创造空间的必要措施。
寻求政策解决方案
面对技术替代、性别竞争和人口萎缩交织而成的危机,韩国央行提出了紧急建议,针对阻碍年轻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具体障碍采取行动。央行主张彻底摆脱对学历资历的过度强调,扩大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使之直接回应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技能需求。央行还特别呼吁放宽对正规就业的严格保护,以增加招聘机会,同时加强非正规劳动者转入稳定且有福利保障岗位的渠道。
OECD提出的更广泛建议与这些措施相辅相成:韩国必须全面应对劳动力市场二元化,改革移民政策以扩大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并解决阻碍年轻劳动者组建家庭的高机会成本。否则,未来将由日益缩小的劳动者群体供养不断膨胀的老年人口,而整整一代年轻男性仍会在经济活动之外无所作为;随着一年年脱离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技能会逐渐退化,与社会机构的联系也会不断减弱。
随着人工智能迅速普及,加强技能培训对于支持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
要点
- 2000年至2025年,韩国25至34岁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7.6个百分点,至82.3%;这是OECD国家中降幅最大的,同期平均降幅仅为2.6个百分点
- 同年龄段女性的参与率上升25.1个百分点,达到77.5%;她们在专业和文职岗位上的竞争力前所未有,如今就业人数已与男性持平或超过男性
- 人工智能正迅速取代文职入门级岗位,消除传统的男性就业渠道;与此同时,年长劳动者留任更久,阻碍了新招聘
- 越来越多不活跃的年轻男性将自己归类为“休息”,而非求职,这表明他们永久脱离劳动力市场,且不太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回归
- 韩国拥有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只有0.7;在人口老龄化速度为OECD国家之最的同时,预计到2080年人口将减半。若年轻劳动者持续疏离,韩国将面临财政危机
- 政策应对重点包括改革职业培训、消除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僵化,以及扩大移民以弥补国内劳动力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