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上限”伙伴关系浮现
数十年来，全球安全格局正经历最重大的转变之一：中国与俄罗斯巩固伙伴关系，明确寻求瓦解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起步的试探性合作，如今已发展为全面协同。澳大利亚战略规划者认为，这构成了协调一致的跨欧亚威胁，其规模至少半个世纪未曾出现。
2022年2月，就在俄军进入乌克兰前几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宣布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称两国友谊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这一宣言不过是承认了过去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现实。西方国家专注于经济繁荣，并在冷战后期待享受和平红利之际，莫斯科和北京则有条不紊地搁置历史分歧，以抵御它们眼中自由民主价值观对其威权体制构成的威胁。
这种伙伴关系同时在多个层面运作。北京为莫斯科提供经济生命线，帮助俄罗斯抵御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防技术和实战经验则加快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双方合作不只局限于双边安排，还包括联合宣传、在联合国协调外交立场，以及日益复杂的军事演习，以检验多个领域的协同作战能力。
军事趋同与现代化
中俄军事合作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形成的能力直接挑战着正在为即将出台的《国家防务战略》做准备的澳大利亚国防规划者。两国军队的联合演习数量大幅增加：从2000年代初每年一两次，增至2024年的14场独立活动，尽管俄罗斯仍在乌克兰持续作战。这种同时维持多条行动线的能力，凸显了中俄与西方盟友直到近期仍面临的能力限制之间的根本差异。
近期的合作包括联合导弹防御演习、从日本海延伸至南海的协同海上巡逻，以及复杂的军事技术合作。2025年8月，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全面联合海军演习，涉及火炮、反潜战和防空行动。这些活动是在有计划地检验能力并进行协同作战实训，而不仅仅是外交姿态。
技术交流让北京受益匪浅。尽管中国国防预算从1995年的77亿美元大幅增长至2025年的约2500亿美元，但中国上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还是1979年对越作战，结果并不理想。俄罗斯通过持续作战积累了现代战争经验，可为中国提供模拟演练无法重现的教训。莫斯科向北京提供了先进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苏-35战机技术，以及高性能涡扇发动机等关键部件；中国制造商至今仍难以自主生产这些部件。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分析指出，这种军事趋同为建立真正替代西方军事联盟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两国正逐步统一指挥控制程序、数据共享模式和实时导弹跟踪系统。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警告说，美国从未同时面对过四个结盟的对手（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而这些国家的核武库总量很快可能达到美国自身核武库规模的两倍。
经济支撑与规避制裁
2023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创下2400亿美元的纪录，较前一年增长26.3%。这种经济关系已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发展成一套复杂体系，使俄罗斯在全面西方制裁下仍能维持战时经济。中国对俄出口如今取代了此前可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商品，北京也成为俄罗斯进口西方军民两用技术的平台。
敏感零部件贸易尤其引发全球安全担忧。根据海关数据估算，中国每月向俄罗斯出口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军民两用产品；西方政府将这些产品列为武器生产的优先关注物项。其中包括用于制造弹道导弹的机床、用于军事光学设备的半导体，以及为俄罗斯无人机提供动力的发动机。目前，俄罗斯进口的微电子产品多达90%来自中国，其中包括用于坦克、装甲车辆和飞机的零部件。
两国金融合作同样不断深化。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于2024年4月宣布，双方在双边贸易中几乎完全以本币取代了美元。人民币已成为俄罗斯存款中最主要的外币，2023年人民币现金持有量翻倍，折合687亿美元。这种金融一体化既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也推动北京建立替代支付体系，降低全球对美国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
欧洲政策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的援助使中国从单纯的经济竞争对手转变为需要遏制的安全威胁。中国为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提供经济和技术基础，已成为欧洲局势持续动荡的关键推手。尽管西方领导人一再警告此类援助会影响根本性的关系，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内的官员都曾发出警告，但中方仍继续提供支持。
对澳大利亚国防规划的影响
中俄伙伴关系直接影响堪培拉的战略思考，也正值国防规划者敲定《国家防务战略》之际。这种协同挑战了支撑澳大利亚繁荣与主权的1945年后全球秩序，形成充满竞争的环境，要求澳大利亚大幅调整防务态势和国际伙伴关系。两国通过经济胁迫、防务合作和联合信息行动施加影响，促使澳大利亚增加投入，且所需投入将超出传统的四年预算估算。
澳大利亚的应对方式是拓展安全伙伴网络，而非单靠美国联盟。近期澳大利亚与欧盟建立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便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努力，为澳大利亚与面临相似挑战、理念相近的国家搭建联系。不过，分析人士强调，这些补充性关系无法取代美国。尽管华盛顿的战略资源和履约可靠性令人担忧，美国仍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安全盟友。
这种威胁环境要求澳大利亚决策者同时认识到多重现实：中国既是重要经济强国，也是战略对手。威权国家在防务、贸易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协同，同时影响欧洲和印太地区。北京是维持莫斯科战事的重要支撑，而两国政府都试图通过信息行动和外交施压，在全球推行威权价值观。
国防规划者必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中俄轴心最终可能在冲突情境下扩大为正式的军事协调。尽管目前的合作尚未达到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程度，但发展趋势显示，双方可能进一步整合，开展联合行动、共享后勤保障并协调战略信号。这一伙伴关系也已成为更广泛威权阵营的支柱，阵营成员还包括伊朗和朝鲜，形成一个多核国家联盟，其中中国实力最强，俄罗斯则最具破坏性。
地区应对与战略摩擦
尽管中俄伙伴关系构成协同挑战，印太地区的各方也在制造战略摩擦，使双方难以进一步靠拢。印度坚持战略自主立场，尽管历史上与莫斯科保持防务联系，但不愿与中国和俄罗斯开展三边合作。新德里参与四方安全对话，并抵制阵营政治，这些做法限制了北京和莫斯科协调地区战略的程度。
印度尼西亚通过其“bebas dan aktif”（自由且积极）外交政策原则保持审慎的模糊立场，在与两国交往的同时避免卷入其中。雅加达最近拒绝了俄罗斯在巴布亚建立远程飞机基地的请求，再次表明其倾向于维护地区平衡。类似地，南海沿岸国家越南和菲律宾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主权，并拓展多元化防务伙伴关系，削弱大国在争议海域的协同行动。
日本同时承受来自北部和西部方向的巨大压力。东京既要应对俄罗斯军机侵入日本领空和悬而未决的千岛群岛争端，也要面对中国的海上扩张。“无上限”联盟消除了日本过去因中俄相互猜忌而享有的战略优势，迫使东京重新审视其和平主义宪法限制，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日本的三管齐下战略包括巩固美日联盟、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加强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合作，以及积极与北京和莫斯科接触。
这些地区动态表明，从远处看，中俄伙伴关系虽显得势不可挡，但落实到实践时，地方自主行动会使其趋于分散。地区国家能够塑造外部大国必须在其中运作的条件，提高协调一致的成本，降低其立场的一致性。这种摩擦为澳大利亚外交创造了机会，使其能够通过法律能力建设、海上态势感知项目和防务伙伴关系，强化现有的抵制趋势，推动多元化而非依赖单一伙伴。
全球信息战与威权协同
除传统军事和经济合作外，中俄伙伴关系还广泛涉足信息领域，旨在削弱民主制度和西方团结。两国政府协调宣传口径，将俄罗斯的侵略归咎于北约扩张，宣扬西方帝国主义论，并在全球南方煽动有关殖民主义的不满情绪。这种协同宣传促使许多非西方国家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显著增加了通过外交手段孤立莫斯科的难度。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网络与情报合作明显加强。两国均对西方目标实施工业间谍活动、政治影响行动和网络攻击，澳大利亚的网络也在其目标之列。在欧洲，中俄情报行动相互交织，双方渗透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散布对民主的疑虑并制造社会分裂。芬兰安全部门明确警告，两国目标相同，并会在符合各自利益时共同推动这些目标。
威权协同还包括支持威胁地区稳定的被孤立国家。莫斯科和北京都全力支持朝鲜的核外交，公然违反它们自己曾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的国际制裁。俄罗斯向平壤提供油气资源，并可能提供军民两用导弹技术；中国则为其提供外交掩护和经济支持。这种合作降低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可能性，也加剧了东北亚美国盟友周边的威胁。
胡佛研究所的斯蒂芬·科特金指出，这种伙伴关系反映了一个根本现实：俄罗斯和中国未必认同彼此所支持的理念，但在反对什么方面立场一致。他们反对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对普遍人权的重视，以及其集体安全机制。对威权政权而言，自由民主思想的威胁不亚于军事力量，因此它们会在信息管控、互联网治理和宣传手段上开展合作，以限制公民参与和言论自由。
核心要点
中俄“无上限”伙伴关系代表着全球政治格局的结构性转变，澳大利亚国防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予以紧急关注。这种协同已从冷战后试探性的关系缓和，发展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全面挑战。
- 这一伙伴关系为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撑，为中国提供军事现代化助力，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使两个威权政权都能抵御西方施压。
- 联合军事演习已从零星活动增加到每年14场协同行动，包括导弹防御演练和覆盖印太地区的海上巡逻。
- 中国每月向俄罗斯出口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军民两用商品，使俄罗斯能够在西方制裁下继续生产弹道导弹、无人机和装甲车辆。
- 这一威权轴心是更广泛联盟的支柱，成员还包括伊朗和朝鲜，形成多核威胁复合体，使澳大利亚及其盟友的威慑评估更加复杂。
- 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海沿岸国家等地区行为体制造的战略摩擦限制了中俄协同一致的程度，也为澳大利亚拓展伙伴关系创造了机会。
- 即将出台的《国家防务战略》必须通过增加投入、拓展多元化伙伴关系，并发展可同时应对欧洲和印太安全挑战的能力，来应对这一跨欧亚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