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贵族阶层：共产党为何未能阻止世袭精英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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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March 14, 2026 • 14:20 UTC

大规模财富传承拉开序幕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也在几乎一夜之间缔造了巨额财富。五十年来，中国创造的财富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文明，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深圳等城市从渔村发展成大都会，人均收入堪比发达国家。科技巨头、房地产帝国等民营企业积累的资本储备，远超许多主权国家的国库。如今，这段成功故事面临一项可能威胁发展成果的挑战：中国现代史上首次大规模代际财富传承正在展开。改革开放时期建立商业帝国的企业家日渐年长，开始准备将财富传给子女，一个可能延续数代的世袭精英阶层正在形成。

大规模财富传承拉开序幕
历史的逆转
当资本回报超过经济增长
缺位的遗产税
怨愤滋生的风险
全球背景与未来
要点

这一转变带来的风险远不止经济层面。按当前趋势发展，财富传承将扩大不平等、让特权代代相传，并滋生可能挑战共产党自身稳定的社会怨愤。首批亿万富豪的子女正在成年，他们在国际精英院校接受教育，与全球资本建立人脉，准备接管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家族企业。与许多靠勤奋和机遇从普通家庭发迹的父母不同，这些继承人将仅凭出身便继承巨大的经济权力。这一反差颇具讽刺意味：一个宣称致力于“共同富裕”的政府，似乎对防止永久性贵族阶层出现的机制漠不关心。习近平主席一再谈到缩小贫富差距、确保共同发展，但其政府未能采取防止财富世袭集中的最基本手段：开征实质性的遗产税。这种言行落差揭示了现代中国治理的核心矛盾。

历史的逆转

要理解今天正在发生之事的重要意义，就必须回望中国的帝制时代及其非同寻常的择优传统。1644年至1911年间统治中国的清朝，之所以维持了历史上最成熟的官僚体系之一，恰恰是因为它拒绝让官员职位世袭。欧洲贵族的头衔和权力往往沿血脉自动传承，与此不同，清朝依靠严格的科举制度，让平民也能凭学识而非出身跻身高位。

这种名为科举的选拔制度要求有志为官者研习儒家经典，并通过县、府、省和国家各级竞争性考试，证明自身的道德素养和行政能力。富裕家庭虽然有能力聘请教师、购买书籍，但制度仍保留了足够的流动性，让出身普通的才俊也有机会步入权力阶层。考试考查哲学、诗歌和治国理政知识，以确保官员兼具学识和道德根基。通过最高级别考试的人跻身士大夫阶层，成为治理庞大帝国的精英官僚小群体。

清朝还实行“回避制度”，禁止官员在家乡任职，以降低裙带关系和地方偏袒的风险。官员每三年轮换职位，避免其建立可能挑战中央权威或偏袒家族利益的地方势力。这形成了一种历史学家所称的“精英平民”政府，统治者与更广泛的社会保持联系，而不是组成封闭的阶层。

人类学家、经济体系批评者大卫·格雷伯指出，历史上的择优机制往往出于政治需要，而非理想主义。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他指出，相对平等的时期通常离不开统治精英面临的外部压力。清朝科举制度同样有助于为帝制统治赋予合法性，因为它确保行政阶层与其治理的社群保持联系。如今，中国正在见证这一历史模式的逆转。“太子党”以及成功企业家的子女，日益主导商界和政界。财富而非考试成绩，决定了人们能否进入精英教育体系、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并获得机会。21世纪的红色贵族，与共产党1949年上台时在理论上反对的世袭精英如出一辙。

当资本回报超过经济增长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里程碑式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了推动财富集中的数学规律。皮凯蒂指出，当资本回报率超过整体经济增长率时，财富自然会不断积聚到已经拥有财富的人手中。这一公式可表示为 r > g（r代表资本回报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它解释了为何市场经济容易走向不平等，除非采取纠正措施。

中国经济增速已从21世纪初的两位数降至如今较为温和的水平。与此同时，对于已有资本的人来说，房地产、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回报仍然可观。结果是，资产丰厚者与其他人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中国亿万富豪在高速增长时期积累了财富，其继承人有望接手该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若不加干预，这些财富将代代增值，形成一个靠投资收入而非生产性贡献维持生计的永久食利阶层。

格雷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为理解中国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更多背景。他认为，大约从1917年至1975年，西方资本主义确实带来广泛繁荣并缩小不平等，这并非该制度的自然趋势，而是历史上的反常时期。

资本主义并没有自我文明化的内在趋势。任其发展，它很可能会使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最终只能让越来越多的财富转移到世袭投资精英手中。

在那几十年里，资本主义精英面临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现实威胁、强大的劳工运动，以及苏联带来的竞争压力。这些压力迫使他们作出让步，推动中产阶级繁荣。较高的边际税率、健全的遗产税和强大的工会确保财富在经济中流动，而非积聚在世袭家族的金库里。如今的中国缺少这些制衡力量。共产党严格控制劳工组织活动，也不存在能够威胁现有结构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没有外部压力，资本自然集中的趋势便会不受约束地持续下去。

缺位的遗产税

中国政策框架中最明显的缺失，是没有健全的遗产税。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会对大额遗产征收重税，以防财富世袭积累；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机制。共产党虽在意识形态上承诺平等，也在言辞上拥抱“共同富裕”，却拒绝对继承财富征税。这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国家，遗产税长期以来一直是抑制世袭特权的手段。

这种不作为似乎源于政治考量，而非行政能力不足。党内精英本身就有许多富人，拥有需要保护的资产。此外，推动经济增长的商界也可能抵制威胁家族财富的政策。然而，这种政治上的谨慎会带来长期代价。若不对继承财富征税，第一代中国亿万富豪就会建立可能延续数代的家族王朝，形成与党的建党原则背道而驰的僵化社会等级。贫富差距将固化为阶级壁垒，再多的经济增长也无法打破。

与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民主国家的对比颇具启示。二战后的时期，美国和英国的最高边际税率有些年份超过90%，遗产税也阻止了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家族在镀金时代积累的财富重新集中。这些政策并未阻碍经济增长；相反，它们确保财富在经济中循环，而非积聚在世袭家族的金库里，从而帮助创造了广泛繁荣的条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左派应着力选举支持建立国际机制、对集中财富征税并加以监管的政府；他还提出，可对高收入征收最高达80%的税，以防食利阶层形成并寄生于社会。

中国现任领导层似乎希望，富人自愿捐赠或政府对富人的非正式施压足以维持社会和谐。科技亿万富豪偶尔会向社会公益事业大额捐款，往往是在遭遇监管整顿或舆论施压之后。但这些姿态无法替代系统性的税收政策，后者才能让经济制度更重视能力而非继承。党不愿对继承财富征税，意味着它可能与自己声称要监管的资本家默契结盟，将短期稳定置于长期公平之上。

怨愤滋生的风险

中国历代政权的合法性始终与“天命”观念密不可分，也就是统治者必须施政有方、公平公正，才能维持执政的正当性。清朝时期，官员明白，未能妥善处理不平等或腐败问题，可能成为民众起义、改朝换代的理由。现代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以基于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绩效合法性，取代了这种传统的形而上观念。经济繁荣时，党可以宣称自己为民众带来了富足。随着增长放缓、不平等从暂时现象变成结构性问题，社会契约日渐松动，党也面临失去道义权威的风险。

年轻的中国劳动者以“躺平”表达对房价高得难以承受、社会流动空间有限的抗议。人们逐渐认识到，财富越来越取决于家庭背景而非个人努力，这动摇了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所倡导的择优叙事。大学毕业生为工作机会激烈竞争，富人子女却在海外精英院校求学，回国后进入家族企业或国有企业任职。当人们发现努力不再保证向上发展时，挫败感便会催生一代心灰意冷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努力也没有意义。

危险不仅在于经济层面，也在于政治层面。社会阶级壁垒森严、精英流动有限，历来容易引发不稳定。当出身普通的才俊发现，世袭特权挡住了自己的道路，随之而来的怨愤可能滋生激进思想。共产党正是靠动员民众对1949年前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不满而上台的。如今，它却有可能成为新贵族阶层的守护者，而这个阶层与它曾推翻的旧压迫者如出一辙。

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表明他意识到了这一危险。这项运动针对“非合理收入”，并呼吁对“过度”财富积累加以监管。然而，没有遗产税等结构性改革，这些行动不过是零星干预，而非系统性解决方案。它们可能惩罚个别亿万富豪，却无法触及造就整个亿万富豪阶层的根本机制。对于这将如何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稳定，政府似乎漠不关心。

全球背景与未来

中国面临的挑战属于更广泛的全球趋势。从美国到印度，各国都在应对世袭财富回归、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问题。20世纪中期相对平等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像是一个独特时期，其形成离不开战争破坏、高税收和冷战竞争。随着这些压力消退，资本自然集中的趋势便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卷土重来。

考虑到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它似乎理应能够抵御这一趋势。共产党能够主导经济政策，不受制于约束西方政府的选举压力。如果愿意，它可以开征征收力度极高的遗产税、强制推动国有化，或强力重新分配财富。它迄今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党可能已受到富人利益左右，也可能担心激进的再分配会对投资和增长造成经济后果。

无论是哪种解释，都预示着艰难的未来。如果中国继续沿当前道路发展，社会结构将日益接近革命前的时代：少数世袭精英掌握不成比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将构成终极讽刺：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造就了自己建立之初立志消除的阶级格局。第一代中国资本家凭借冒险精神和创新积累财富。他们的孙辈却仅凭出生便可继承这些财富，无论自身能力或努力如何。若不通过征税打破财富集中，中国就有沦为一个出身重于能力的社会的风险，这将彻底背离现代国家自称代表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