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面装订的论文到钢制桥梁构件
上个月，郑贺辉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学术评审组面前，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进行答辩。他没有提交一份将被束之高阁、存入图书馆档案的厚重论文，而是展示了一件产品：一组加固钢制构件，像乐高积木一样可以拼接起来，组成大型桥塔。这些构件如今支撑着一座横跨长江的公铁两用斜拉桥。郑贺辉代表着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性转变。他是中国首批完全跳过传统书面论文环节的“实践型博士”学生之一。根据202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大学如今可以根据实物原型、新制造工艺或重大工程项目的安装成果授予工程博士学位。
自9月以来，至少有11名工程师通过这一非传统途径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成果包括郑贺辉研发的桥梁构件、大型水上飞机消防系统，以及用于核电领域的先进焊接设备。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究人员魏连峰于9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该计划首位毕业生。他的博士研究包括开发真空激光焊接工艺并制造相关设备，解决了他在十年间从技术员成长为技术专家的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难题。
这项改革标志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进行战略调整。面对技术封锁以及与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国正从根本上重塑工程师培养方式。目标十分明确：优先重视功能和现实应用，而非抽象理论。政府希望培养所谓的“卓越工程师”，让他们能够解决具体的产业问题，而不是产出仅供其他学者引用的研究成果。
引发改革的论文工厂危机
要理解中国为何要拆除传统博士培养要求，就必须审视它试图摆脱的海量学术造假问题。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奉行单一指标：数量。2022年，有报告确认，中国在科学研究总产出和所谓高影响力研究数量上均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国科学的胜利。然而，在亮眼的引用数据之下，却存在着广泛的结构性腐败，政府如今正试图将其清除。
在中国，“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市场，俗称“论文工厂”。在这里，现金奖励和职称往往与论文发表数量直接挂钩。这些隐秘机构向急于完成指标的研究人员出售代写论文、伪造数据和署名名额。调查发现，这些公司像正规企业一样运作，收取数千美元，保证论文发表于有公信力的期刊。学术造假的规模日益严重，仅2023年，全球撤稿论文就超过1万篇；分析显示，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有中国合著者。
2024年初，一家遗传学期刊因DNA采集方面的伦理问题，一次性撤回了18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其他出版商则被迫关闭了遭伪造科学研究充斥的整个特刊。这一时期催生了一代被批评者称为“纸上将军”（普通话拼音：zhishang tanbing）的研究人员：他们拥有亮眼的引用指数，也能拿到研究经费，但一旦脱离理论范畴，其研究就会失去效用。实践型博士正是政府对这种文化的直接反击。通过允许学生凭借桥塔或真空焊接系统毕业，教育部实际上正在抽掉论文工厂产业的经济基础。新规已经对违规行为作出处罚，而博士改革更进一步，彻底消除了造假的动机。能造出设备，就不必花钱买论文。
地缘政治与技术自主竞赛
推动实践型博士教育的动力，明确与国家安全和经济自主相关。该项目专门针对中国官员所说的“卡脖子”问题，也就是中国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技术瓶颈。自2022年以来，教育部已在包括电子、信息技术和半导体在内的18个关键领域启动试点项目。这项举措是“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集中体现：该计划大规模动员资源，设立了50所新建工程师研究生院，招收2万名学生，吸纳60所高校和100多家企业参与。
地缘政治紧迫性在美国拜登政府联合荷兰、韩国和日本，阻止中国获得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后变得尤为突出。用于生产最先进芯片的极紫外光刻（EUV）设备成为封锁重点。EUV光刻技术的实施难度极高，需要用高功率激光照射微小锡滴以产生等离子体，从而生成波长为13.5纳米的光；光线再经由多层反射镜反射，而这些反射镜的制造精度接近原子级。目前，只有荷兰制造商阿斯麦成功实现了这类系统的商业化。
商业渠道获取EUV系统受阻后，中国面临一个明确选择：接受自己将永久无法进入最先进芯片制造节点的现实，或者尝试重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工业系统之一。决定自主研发EUV技术，并非源于对快速成功的信心，而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没有EUV，最先进的芯片就始终无法真正触及。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人才。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培养了大量先进芯片制造相关基础学科的博士，涵盖光学、光子学、材料科学、等离子体物理和控制系统等领域。然而，中国发现，学术资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硬件能力。正如南京大学信息科学研究员李江所指出的，学生从书本中学到的理论知识，与社会所需要的动手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工程教育的新模式
为确保这些学位保持严格标准，而不是变成“轻松拿A”，各大学彻底重构了指导模式。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不再由一位教授单独指导，而是采用双导师制。一位导师负责学术严谨性和理论基础，另一位则提供扎实的产业实践经验。这一模式针对的是中国工程教育长期存在的弱点：许多高校工程学教授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从未在产业界任职。
在口试中，候选人由学者和一线工程师共同组成的评审组进行评估。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原型能够在真实场景和大规模应用中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可行。这与欧洲或美国的“产业博士”明显不同：那些项目的学生或许会与企业合作，但通常仍需撰写传统论文，为科学文献作出贡献。例如，过去三年里，北京清华大学已与14个重点领域的56家企业开展合作。通过该计划，该校招收了1,430名研究生；他们在解决产业问题的同时，已经获得了100多项专利。一些开设该项目的大学与国防领域保持着紧密联系。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与16家中国大型集团合作，其中包括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宗莹莹认为，传统论文要求实际上阻碍了创新。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以军事研究闻名的“国防七子”之一。许多工程问题不适合采用传统论文形式，甚至根本不适合发表。对一些问题而言，解决方案完全体现在技术本身。2024年学位法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法律框架，允许学生提交新焊接技术或微芯片设计等产业成果，代替书面论文。
扩散而非发现
尽管其他国家也提供与产业界挂钩的博士项目，但中国的做法在根本上有所不同，重点放在扩散而非发现上。在美国和欧洲，产业博士项目通常要求学生开展推进理论知识的研究，即使研究由商业机构资助，最终也往往要发表论文。中国的模式则将现实影响本身视为一流学术成果，关注工程师能造出什么，而非能提出什么理论。
这一策略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有相似之处。美国并非因为率先发明电力或电动工具而主导了那个时代。它的胜利来自建立了一套完整体系，通过技术学院、赠地大学、职业学校和应用工程项目推广这些技术。数百万人接受培训，在整个经济领域使用、改造和部署新技术。带来主导地位的是扩散，而非发现。如今，中国似乎正在采取类似策略，培养能够将深层技术转化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工程师。
欧洲深科技领域展现了另一种模式的风险。欧盟擅长前沿研究，但在将突破转化为惠及整个经济的能力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短板。欧洲的体系重视发现而非应用，奖励创新而非吸收。中国的实践型博士模式则明确优先培养制造、迭代和规模化能力，而非发表理论突破的能力。在下一个技术周期中，决定性优势或许不再取决于谁最先发明，而在于谁能让整个社会大规模使用技术。创新打开大门，扩散则决定谁能走进去。
未来挑战
这项计划回应了明确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但也为学术评估和质量控制带来了复杂挑战。评估一种焊接技术或一组桥梁构件，客观上比给一篇论文打分困难得多。按照既定学术标准判断论文好坏相对容易，但评估一件现实产品要难得多，更不用说判断它是否代表整个行业的飞跃。实践创新难以量化，也使评估更为复杂。
产业导师的质量控制也存在风险。如果大学聘用的产业专家专业能力或道德标准不足，授予博士学位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双导师制完全取决于受聘指导学生的一线工程师的水平。此外，目前的规模与中国庞大的学术产出相比仍然很小。2024年，中国毕业的博士生超过9.7万人；实践型博士群体在其中仍只占极小比例。不过，首批学生显示出较高的试点项目参与度：试点项目中有67名学生申请依据设计方案、提案和案例报告授予学位。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孙玉涛等人认为，这一计划不太可能扩展到理论物理或纯数学等基础科学领域，因为理论仍是这些学科的核心。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一模式有望扩展到交叉领域。未来，先进医疗器械设计和智能诊断等工程与应用科学界限模糊的学科，也可能出现实践型博士。当前工程试点的成效，很可能决定这项教育实验是否会推广至其他技术领域。
要点
- 中国于2024年通过法律，允许工程博士依据实物原型、技术或项目安装成果授予学位，而不必提交传统论文。
- 至少已有11名工程师通过这一途径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成果包括桥梁构件、水上飞机消防系统和核电焊接设备。
- 改革旨在打击中国“不发表就出局”文化中的普遍学术造假，包括出售虚假研究和署名名额的“论文工厂”地下市场。
- 该计划针对中国依赖外国技术的“卡脖子”领域，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并隶属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 学生接受学术导师与产业专家组成的双导师指导，并须证明其发明能够在现实应用中大规模发挥作用。
- 与西方通常仍要求提交书面论文的产业博士项目不同，中国的实践型博士将现实工程影响视为充分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