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返乡潮：农历新年的两难
每年冬天，中国都会迎来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乘坐火车、汽车和飞机返乡，与家人共度农历新年。这一年度迁徙通常洋溢着喜庆与新生的气息，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带着积蓄和礼物回到祖籍村庄。今年的节日气氛却笼罩着一层阴影。中国当局担心，许多构成国家建筑工地和制造业生产一线支柱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节后可能不会返回城市工作。
11月，中国农村事务主管部门发出措辞异常直接的警告，显示事态严峻。官员表示，政府必须“防止”农民工大规模“滞留”在家乡村庄。中国官方沟通中很少如此坦率地承认劳动力市场陷入困境，这表明形势已达到临界点。该部门的担忧集中在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过去一直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如今因房地产危机持续发酵、出口需求走弱而大幅收缩。
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已显现出困境的迹象。在中国东部一座车站，60岁的赵师傅（曾在南京做贴砖工）提前整整一个月踏上返乡路，目的地是河南省。他解释说，建筑活儿已经少了，月收入也从9,000元骤降至5,000元。赵师傅预计节后会返回南京，但数百万人可能没有工作等着他们。在靠近赵师傅家乡的中等城市周口，当地政府在一家购物中心设立了就业服务站，帮助返乡务工人员。工作人员表示，过去一个月里求职工人明显增多，沿海工厂纷纷提前放假；目前多数岗位只是快递配送或本地维修等临时工作。
隐形危机：中国如何统计失业
要理解这场危机为何格外隐蔽，必须了解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该制度继承自毛泽东时代，将公民与出生地绑定，影响其获得社会服务、医疗、养老金和教育的资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可以在城市工作数十年，但如果没有城镇户籍，他们在城市社会中仍属次等公民，无法享受登记居民可获得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
这一制度造成了统计盲区，掩盖了农村人口面临的真实困境。中国官方失业统计只计算拥有相应户籍的城镇居民。尽管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他们仍被排除在这些数据之外。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斯科特·罗泽尔在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你知道有多少农村人口失业吗？零。按定义，农村居民永远不会失业，因为理论上，中国每个农村家庭都有一小块耕地。”
当局假定，农村劳动者失业后只需回去务农。然而，这一假设正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如今，近40%的农村家庭将土地出租，而不是自己耕种，减少了退路。罗泽尔的团队在2023年6月和7月走访了100多个农村家庭，发现有工作的家庭成员平均收入已降至疫情前水平的60%。“农村居民正面临大规模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这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罗泽尔指出。“受影响的人远多于城镇青年失业人口。”中国有2.95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7.8亿劳动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困境在统计数据中隐形，说明这既是经济危机，也是衡量问题的危机。
历史回响：城市如何把劳动者“吐”回乡村
中国过去也曾出现类似的逆向迁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需求萎缩，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被迫返乡。经济复苏后，城市行业又出现劳动力短缺。这一模式体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性失业：失业会随经济状况波动，主要影响缺乏城镇户籍居民所享有保障的产业工人。
然而，目前的经济放缓与2008年危机在结构上似乎有所不同。持续数年的房地产行业危机毫无迅速化解的迹象。国内消费疲软，加上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使经济低迷持续时间更长，复苏时间表也不明朗。今年4月，中国工厂的月度增速降至一年多来最低水平，对美出货量同比暴跌21%，这表明外部需求不会像2008年危机后的情况那样拯救劳动力市场。
人口结构变化加剧了这些周期性挑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10亿峰值，此后持续下降。曾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能够支撑老龄化人口的年轻劳动者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劳动力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配日益突出。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与学历相称的岗位，而各行业却面临技术工人短缺。这种结构性失业影响深远，持续时间超过暂时性的经济低迷，需要根本性的经济调整，而非简单的刺激措施。
空置的工具腰带与沉寂的工厂
眼下的危机集中在传统上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两个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房地产危机重创了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即便经历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仍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但该行业的就业岗位正以惊人速度流失。曾经铺贴瓷砖、浇筑混凝土、安装窗户的工人，如今因开发商债务违约、新项目停滞而无活可干。60岁的贴砖工赵师傅收入近乎腰斩，正是数千名面临类似困境的劳动者之一。
制造业也面临类似压力。中国仍是世界工厂，但生产方式正在改变。曾经欢迎缺乏技能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正迁往工资更低的国家，或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贸易战加速了这一趋势，关税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在中国的业务布局。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0年指出，外贸行业直接或间接带动了1.8亿中国人的就业。出口持续低迷，可能导致这支劳动力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工作。
这种经济分化呈现出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中国两面”。一面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DeepSeek、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和科技巨头华为等高科技成功案例。中国部署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按制造业工人比例计算，仅次于韩国和新加坡，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无人机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另一面则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年长劳动者所处的中国：消费支出乏力、失业率攀升、经济不安全感挥之不去。中国南方一位曾在顶尖高校任职、因预算削减而失业的大学图书管理员解释说：“现在我花钱更加谨慎了，每一分钱都要掂量。”这个灰暗的中国涵盖数以亿计的人，他们几乎无法从国家的科技成就中受益。
机器人与算法：新的竞争压力
贸易战和房地产崩盘带来眼前的阵痛，自动化则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构成更长期威胁。去年，中国在生产线上安装了30万台工业机器人，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相比之下，美国安装了3.4万台。这种追求技术自主和制造业领先地位的努力，虽然提升了国家声望和地缘政治地位，却威胁到过去帮助农村家庭摆脱贫困的劳动密集型岗位。
影响不止于工厂，也波及办公室岗位。人工智能进步可能挤占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入门级职位，加剧他们争夺稀缺专业岗位的竞争。根据近期数据，中国16至24岁、未在校就读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8.9%。预计2025年将有创纪录的1,222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岗位竞争日益激烈。这造成两头挤压：农民工因自动化失去蓝领工作，毕业生则涌入服务业求职。
这一技术转型让农村青年陷入恶性循环。他们在家乡难以获得优质教育，因此缺少竞争新兴科技岗位所需的技能。然而，过去只需体力的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岗位，如今越来越要求具备技术素养，否则便会彻底消失。“现在求职者太多，创造就业岗位的潜在创业者却太少，”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陈博博士指出。中央政府鼓励各城镇吸引产业、劝说有技能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但地方经济能够吸纳的劳动者数量有限，工资也仍低于沿海大城市。
北京的平衡之道
中国领导层意识到大规模失业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在经济困境可能引发抗议的中国，就业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由于媒体渠道和组织资源有限，农村抗议比城市行动更容易压制，但仍给治理带来重大挑战。政府承诺在2025年创造1,200多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同时保障3亿多已脱贫人口的就业。
这项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赖鼓励私人创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宣布，政府计划营造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并扩大对初创企业的贷款支持。政府希望通过鼓励创业，同时应对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挑战。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罕见地会见了包括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科技界人士，并敦促民营企业家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民营经济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并提供了大部分城镇就业岗位。
其他措施还包括扩大职业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以满足面临用工短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但这些项目面临规模上的挑战。建筑业和传统制造业可能有数百万劳动者失业，要防止农村经济停滞，培训项目就必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一些地区正在尝试本地化解决方案，例如在购物中心开设就业服务站，但这些机构提供的多是快递配送和本地服务等临时岗位，而非稳定的职业。
北京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如何在争取全球科技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满足民众对基本经济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容忍对部分选定产业的浪费性投资，例如电动汽车行业中数百家初创企业在获得国家支持后仍告失败；但对于农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能够提振国内消费、为失业劳动者提供安全网的投入，政府仍不愿加大力度。只要这些结构性失衡得不到解决，农村就会继续充当缓解城市经济困境的压力阀，但其吸收冲击的能力正日益有限。
要点
- 中国农村事务主管部门11月警告称，由于建筑业和制造业城镇岗位稀缺，农历新年后可能出现农民工大规模滞留村庄的问题。
- 由于户籍制度假定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可以返乡务农，他们被排除在官方失业统计之外，掩盖了2.95亿农村劳动者失业问题的真实程度。
- 房地产危机和贸易战重创传统就业行业，一些建筑工人称工资几乎腰斩，工厂也提前放假。
-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可能让蓝领农民工和年轻毕业生都面临失业风险。中国去年安装了30万台工业机器人，青年失业率则超过18%。
- 政府计划在2025年创造1,200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并鼓励创业，但同时面临劳动力老龄化、技能错配和农村保障体系薄弱等结构性挑战。
